旋转的障碍

吕翼

一

嫂嫂来了电话，要我迅速回家一趟。本来，我要到北京参加一个高级数学研讨会，这下就只好不去了。时下，很多新东西真叫人难以琢磨，研究不透。最近，中国日报网站发布了一条消息，华盛顿大学的一个叫詹姆斯·莫里的数学家，采用多个参数，按照代数学的方法，研究出了一个什么“道琼斯工业指数”，推算出了离婚公式。有了这个公式，就可以预测某对夫妇在若干年之后是否还会相生相依。接着，斯德哥尔摩大学22岁的女学生奥克森耶尔姆居然宣称破解了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于一九OO年提出的23个问题中的一个问题，这可是一道百年未解的数学题呀！数学界权威刊物《非线性分析》也将发表她的论文。这样，让很多人对数学感到恐惧，感到迷惑。我这个在数学领域里赶鸭子的工作者更是有些茫然而失措。本来，在这个会上我将要交流一篇论文，这是我多年来研究工作的一点点微暗的曙光。因此，我作了很多准备，稿子和资料都准备得差不多，机票也已经预定好，就连在会上交流时所穿的西服和面部表情，都作了精心准备，这下就只好不去了。在我的生活中，嫂嫂好像从未对我提过任何要求，从未要我办什么事，就是当年哥哥向她提出离婚，她也没有和我说过半句，只是在手续办完之后，才和我通了一次电话。我觉得嫂嫂是个十分坚强的女人，特别是在情感上，那种刚毅和冷静让我感动。当然，嫂嫂在电话里，并没有和我说是什么事。当时我简单地问了一句，有事吗？说完我便有些后悔。嫂嫂在那头犹豫了一下，说，有事吗？我说，一个研讨会。嫂嫂说，那，你还是来一下。我说。哥呢，哥现在情况怎么样？嫂嫂半天没有作声。我感到了嫂嫂手紧紧捂住话筒的磨擦声，接着就是电话挂断的忙音。这样，我就知道，一定是有什么大事在等着我，这种大事，一定是和哥哥有关，肯定比我要参加的数学研讨会还重要得多。

我在第三天凌晨一点过五分下了离家不远的火车。这是一个小站，在这里上车的人不超过五个，而下车的人，在我的后面，好像还有两个人。从他们动作的敏捷和脚步的有力来看，应该是男的。车站上冷冷清清，风一吹，就有些破塑料袋、烂纸和灰尘在空中飞舞。顶上的两三盏灯，从站顶高高的伸出，像几只烟头一样晃晃来晃去，有些居高临下。夜就显得更深。科学的说法是，这个夜并不大，很有限，但目前居然让我这个非常理性的人感到了它的迷宫和涟漪，难于触及它具备任何性质的边界。我想，如果世间真的有鬼的话，这时的车站一定是鬼神活动最为频繁的时候。尽管我是个无神论者，是个数学研究工作者，但我的背还是有些发凉，脸皮紧缩，毫毛一根根直立，鸡皮疙瘩一片一片地在瞬间突出。

站台四处弥漫着一种死鱼的气息，还有些新油漆的味，这种味在暗夜里总让人感到一种不祥。那两个男人在站台上将一只只令人恶心的口袋往三轮车上搬。我不知道里面的内容，就像面对这个漆黑的夜空。他们见了我，笑了一下，说，要不要帮忙？我说，不要。我知道他们帮忙之后，是少不了要钱的。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这样的一点小钱，我能开支。但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值得用钱的事可做，我手里除了一个小小提箱外，便什么也没有了。更何况，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走私的，贩毒的，还是杀人越货的？我说，我只是想借你们的火，抽一支烟。其中一个将污脏的手在一只干燥的口袋上正反地擦了两下，从包里掏出了火机。

我给他们两人分别点了烟。我有些笨拙。一是因为我并不是个习惯抽烟的人，对递钱和点火等很陌生。二是天气太冷，刚从兜里伸出的手便僵硬如木。春天虽然已经来临，但寒意并未消褪，这手只要伸出一分钟，感觉中就不是自己的了。借着火光，我仔细看了他们俩人。其中一人脸上有块疤，鼻子却大得出奇。而给我打火机的那人，却是出奇的英俊，眉目里有股文气。我在还他打火机的时候，他说，是去杨树村的吗？我说你问这个干什么？那人笑了下，说，你可以和我们同路，回去早点，好办办事。我说，我没有事，你们是干什么的？那人再次笑了一下，说，还是不告诉你为好，说出来怕吓了你。他吸了一口烟，说，你这个人很简捷，你一定有事，而且我可以帮你。我不置可否，向他问了到杨树村车的班次，便踅回候车室，找了一把两面靠墙的椅子，坐下来。那几个人将东西搬上一辆面包车。车子启动，红红的尾灯在广场上的障碍间左右，终于还是消失了。我这才将眼睛闭上，耐心地等待天亮。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回家，听说，从这里到家的路，夜里很不安全，闹鬼的事沸沸扬扬，抢劫是常有的事，半年前还死了人。嫂嫂在电话里就特意交待过，要我天亮才往回赶。

候车室里的人并不多。有四五个靠着行李卷睡在大厅的中央，估计是外出打工的。另有一个女人，很老的，五十多岁吧，就在我的旁边不远处的椅子上，紧紧地捂着一只盖有花头巾的竹篮，像是一只母鸡，垂着头静止不到两分钟，又突然地把头努力地向前伸一下，然后警觉地看看四周。当然也看我。然后再垂下头睡，如此反复。

坐了三天的火车，我很累。迷迷糊糊中我睡了一觉。

二

不久前，我曾经和哥哥通过一个电话。当时哥哥正在弄他的汽车改进，而且据他说已经接近尾声，过不了几天，他就会开着他的那辆具有创造性的车，引领车族新潮流。哥哥的思想，多年来从没有停止过。他的那些怪异的思想，不只一次地让世人刮目相看，不止一次地让我头疼。年轻时，曾给本地的一家烟厂设计过什么水果型香烟、文化型香烟、无烟型香烟。后来搞过什么永久型发动机，还向有关部门申请过专利，申请进入吉尼斯世界大全。哥哥说，只要给我一定的水，我就可以让发动机永远转动，让能量永远守恒。哥哥用完家里的积蓄，还欠了一屁股两肋巴的债。当然，哥哥的创造，一件也没有成功。大家都把他看成是疯子中的正常人。为此，嫂嫂整天和他过不去，整天在他面前喋喋不休。后来，他们离了婚。儿子在外地工作后就不再理他，连结婚也没有给他告知一声。我也几次和他倾心长谈，要他别再弄他的那些什么创造性的玩意儿，研究物质运动最一般的规律和物质的基本结构，不是他的那种方法，也不是那种思维。那些用不了的时间，找嫂嫂认真谈谈，消除误会，破镜重圆，毕竟嫂嫂不是那种水性扬花的人。然后再养养花，钓钓鱼也不是不可以的，学些养身之道，活到八十、九十，当个寿星也不是不可能的。不过那次的通话并不愉快，虽然我们并没有像年轻时喝一点酒就掰手腕、摔酒瓶，但相互的冷心比一切都更有阻隔力。我那比数学算式还简捷的语言还没有说完，话筒里已经传来了嘟嘟的忙音。

哥比我年长，但心理却比我年轻。哥在我们故乡的那个城市里，做过很多年的交通秩序管理员。这样一个岗位上的工作很具体，也很麻烦。那种具体和麻烦就像你要将一堆乱麻一根一根理出来，就像你要从杂乱无章的数据库里整理出一条人人都可遵守的定律。但哥很乐意，并且在那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多年。哥几次都差点给单位上重新安排工作，但他每一听到这样的消息，就倾其所有的关系，来竭力摆平这件事。有一次，还千里迢迢，把电话打到了我们研究所，要我通过他所在的那个城市师专的校长，再给公安户籍科出具证明，将他的年龄改小。因为年龄大而退居二线，对他来说，无异于宣布他的生命的即将终结。

白了的头发可以染黑，背开始佝偻也可以咬咬牙挺一下。但年龄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写在纸档案上，存在电脑里的可以更改，但实实际际地过去了的那一些日子，却是死鱼的眼，定相了。就像是生命属于别人而不属于自己一样，就像我们所研究的数学领域里的集合，相互不属于，你要拿过来，在理论上是根本不可以的。最后一次，是哥哥他们单位实施了人事改革，像哥那样的水平不是太高、仅凭经验工作的同志，基本上都撤离了一线。通过若干次的较量，若干次的努力，哥哥终究还是服了输。哥哥从岗亭里回到单位办公室后，沉默寡言地呆了两个月。那两个月里，他就在办公室里帮着内勤搞一些文件的整理和材料的发放，再就是在大街上打两条遵守交通秩序保障行人安全之类的布标。单位上年轻人外出办案，领导就安排他守电话，单位上在周末举行舞会，他也只会一个人守在歌厅的一隅喝茶。人们称他，都由原来的你到后来的您。哥哥在违章人面前，是规矩，是法律，也是一种荣耀。但回到同事面前，他是矮子，有了些悲哀。他内心里闷，闷到找不到人说，闷到一天里难得有他的一句话。其实我知道即使有人和他谈心，他的那种苦楚是属于自己的，他内心的苦楚可能也是说不出来的，即使说出来了，别人也并没有当成一回事的，别人也怕不见得就理解。

两个月后，哥哥内退了。所谓内退，就是和单位领导说说，工资照发，却不去上班的那种。在哥哥的那个单位，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其实也无大碍，他走了也就走了，谁也不会在意。哥哥就在他内退的一周内，一步也不出家门地等着单位上会有做不了的事，让他火速赶回，等待着扶手边的电话发出令人猝不及防、令人心跳的尖叫。但是没有，除了阳台上挂着的的那只叫做画眉的鸟，时时饿得朝他发出抗议的啼叫，别的再也没有关于他的任何传讯。

三

我说过了，哥哥是一个坐不住的人。内退的第二月，他就下了杨树村。在那个久无人迹的老家，哥哥花了一个星期来打扫尘埃，栽花种树。余下的时间，他就开始捣弄那些自认为有创造性的东西。

哥哥说，创造是我的世界，也是我的生命。哥哥的这话有些直截和高尚。

哥哥在屋里的墙上，画了些密密麻麻的只有他自己才看得懂的图形。不知从什么地方搬来了些奇形怪状的铁巴。那些铁巴的形状让人想起了瓦特蒸汽机的雏形和春秋战国时的牛车。阳光从初春的白杨树间落下来，在哥哥汗流浃背的身体上烙来烙去。这样，哥哥就有了变幻莫测、深邃迷离和创造的不朽及伟大。他的这些表现，让村子里的人迷惑不解。本来，人们以为哥哥来到杨树村，一定会像其他那些退休的老头一样，早早地到小溪边打打太极拳，在阳光照耀、水气氤氲的池塘边钓钓鱼，在树林里拾拾野菌，沉醉于年轻时不曾留心的大自然，以保命的形式，每月领取单位按时在工资卡上打进的为数不菲的工资。嫂嫂也认为，哥哥有了更为充足的时间，一定会呆在那个叫做一楼春的茶室里，让那个叫做雅丽的小女人挤干他的钱包，吸干他的精液，直到有一天有人来叫收尸。

哥哥在那个春夏之交一直忙得不亦乐乎。清明节的时候，我回过老家一次。那次我刚被家乡师专聘为客座教授，任务是每学年给学校讲一至两个专题。本来，我对这样的事是心不在焉的，数学就是数学，只有你在那样一个平静得没有空间的领域里，找到一星半点可以写上一两篇论文的点时，给学生上上课才有意思。但因为哥哥的事，我曾经找过这个师专的校长，所以对他们的要求我就不好再有推辞。给学生讲过课的那天，嫂嫂打来电话。我就和嫂嫂见上了一次面。也就因为和嫂嫂几近于两个钟头的谈话，我才有了那次回家的念头。嫂嫂照例的给我泡茶，问我孩子读书的情况，问我妻子的情况。由于和妻子的分居，由于和孩子隔膜，我的话也就像是数学公式一样的简洁、干净和平静。嫂嫂说，你成熟了。我知道嫂嫂对我同样暗含一样讽谕。这样的简洁，其实并不适合于久别重逢的亲人，特别是嫂嫂这样一个年轻时就唠叨有名的辣子嘴。当然我知道嫂嫂主动叫我回来的目的，诉苦是她这个年龄的女人特点。离婚后的嫂嫂也再没有找个伴儿，她内心的积累，真的可以淹死一个愿意倾听的人。说到后来，她要我去看看哥哥。或许，对外人不便言说的好多话，兄弟之间可心无旁骛，敞开心胸说上一阵子。

我见到了哥。哥高大宽阔的骨架撑着的，居然是一张陈旧而黑的皮。哥在那一堆破烂的铁巴中间，显然成了同族。本来，我以为哥哥的创造是坐在计算机面前，是埋在书堆里的那种，不想会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些铁器，短的被他拉长，粗的被他捶细，伸展的变得弯曲，一堆一堆地积在院子里，承接着风吹日晒。风小，但我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它在我雪白而柔软的衬衣上抚摸的感觉。我就是那样站在檐门下，看着哥哥努力的样子。这个样子，这种架式，他是秉承了爹的。我在想，爹为什么把这样的东西传给了他，却在我身上一点反应也没有。

风把檐顶上去年的狗尾草摇响，阳光把我的影子推了过去，落在了哥的身体上。哥抬起了头。哥见到我，很高兴。我是在哥退休之后第一个来看他的人。哥给我泡了一壶当年爹留下来的老茶。这种茶苦、酽，在岁月的淘洗中，爹死了，茶却居然没有变味。哥声若洪钟地向我地介绍了他现在的情况。杨树花一絮一絮地落在我的头上。我感觉到了，并不去理它。这种状态很好。但我说，哥，你别再弄这些东西了。这话出口了，我才一下子感到这不是一个大学数学教授要说的话。哥说，领域不同，你就别说了。我说，哥，你太孤独了。哥说，这让别人听见要笑话你的。我说，为什么要笑话我？要笑话你才是，你这样的人，我建议你干点于人、于家有益的事，可你还这样少年狂！你的心理年龄太年轻，与你的实际年龄太不相称。哥说，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都是孤独而寂寞的，都需要激情。我说，你不觉得无聊吗？你有障碍，在你有限的水平里，这些障碍靠你自身无法解决。哥说，创新让我挺直，让我有荣誉感。我说，是让你麻烦，让你一生得不偿失。哥说，你别说了，说这话的人都死了。

哥用眼睛扫了一下院子里的堆积物说，推动我们的生活向前走的，就是人的思想。你知道，只有创造，才会化腐朽为神奇，人类才会进步。只有创造，人类也才有脊梁，你也不是整天在弄那些让人看不懂的数字，目的不就是让人看看自己的与众不同。我说，你永远也不懂数学。哥哥说，就像你永远也不懂机械一样，你的数学，永远都只是虚无，而我的创造，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说，那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哥说，我不甘心，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同人应该有不同的存在形式。聪明人有聪明人的举措，憨包人有憨包人的活法。只不过，在这个一样反常的状态里，勤快人始终是懒人的丫头，勤快人注定是要为懒人服务的……不过，我愿意，就像你之于数学。我冷冷地说，数学不需要媚俗，需要的是冷静、严密、内在、清醒和逻辑。哥说，是的，你清醒，你在这一点上没有激情，你为的是你自己，你显小，你永远也无法创造，无法有成绩，有突破。

我不想理他。他的思维里，逻辑有问题，而且非常严重。尽管我在学院的研究所里，不算是一个很出色的人，但对于数学的喜爱却是一生也挥之不去的事。我和哥哥是一脉相承，在相似的长相下，还有着相同的血缘。我相信哥是个懂理的人，说清楚了，他并不会再固执。但这需要时间，需要一些事实，也需要过程。哥在小的时候，用块矿石，加上一个什么二极管，就可以听到电台里的播音。哥后来还自制过烟草，改装过自行车，还在上面加上一个什么风帆，逆了风寸步难行，顺着风却连刹车都捏不住。后来，哥在城市的交通部门做了交通秩序的管理人员，他也常常会突发奇想，给红绿灯装上口哨，让各种车辆都拥有智能。再就是把整个城市的每一个环节，都输入程序，让它按照既定的方向发展。哥好多次和单位弄得很僵，就是他擅自将指挥交通的红绿灯进行改装，让来往车辆难以左右，还固执己见，不肯认输，叫人哭笑不得。我顺着院墙走了一圈。院子里的东南西北都堆着这样那样的废铁、木头和塑料品。这些物品散发出一股恶臭。经年累积的恶臭，在青绿的苔痕中间，在太阳光下丝丝缕缕地散发。

我进屋。我对这间屋子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正面，是爹当年请端公塑的天地君亲师的牌位。靠门的一面，有一扇窗。而左右两面，除了过年时贴上一两张年画，再就是妈挂些四季豆、南瓜皮、萝卜缨、苞谷棒子等。小时候，哥常在上面画些车辆，汽车、人力车、牛车甚至火车，这些与文明进步一同发展的东西，让爹高兴却让我头疼。我就常常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把它全部涂改掉，在上面一心一意地算些稀奇古怪的数学题。为此，我不止一次被爹打肿屁股。有出息！我的儿子一定会有出息！爹常常对那些来造访于我们家的人夸奖他的大儿子，而时时忽略了我的存在。而现在，哥又将它利用了起来，在上面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车的平面图。看来，要改变哥的观点和做法，是很难的了。

夜里，我和哥同睡一床。这种抵足而眠的感觉是多年所没有过的。这时候，数字和逻辑就不在了，争执和观点在乡村的暗夜里隐藏。我回到了孩子的时候。小时候，我和哥就是这样睡的。常常在梦里跑不动，被扛刀的草寇追上，急出一身大汗醒来，发觉是哥用他的胳窝在暖着我的脚，紧紧的，生怕有一缕冷风吹进。我说，年轻的时候，想的是女人，这个时候，还是哥俩好。哥说，用你们数学上的话说，女人和兄弟，是两个不同的集合。我笑，说哥，你这个比方恰当。

翻了个身，哥说，我有五十五岁，如果我在七十岁不能动弹或者死亡，那我就还有十五年的时间可以支配。十五年，你知道，我可以做好多事？我说，时间很有限，但你那个事情是无限的。哥听出这句话对他的鼓励，笑了。这一笑，倒有些真情，让我隔着黑的夜，有了些感觉。

我和哥其实是两条平行线，靠得不算太远，但却永远都不能相交。哥后来给我打过两次电话。第一次是向我请教一个数学上的问题，关于车轴上的一个二次函数的计算方法。第二次他则告诉我，他的车研究出来了。一种是智能车，这种车充满着智慧，使用时需要技巧、知识、良心和道德。而另一种，是憨包车。顾名思义，就是憨包也可以开，心里想着的速度和方向，就像大脑对于脚步一样随心操纵。不用方向，也不用刹车，想怎么开就怎么开。这车有人性呢，它可以知道你的心思。

我笑了，那种笑，你们没有见过，但哥哥应该是能感觉到的。我对这样的东西不感兴趣。我只问，最近见了嫂嫂没有？家里的那棵兰草，是什么时候发生变异的？哥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直截了当地问我，你和我们的县长有来往吗？演习的时候，我想请他捧捧场。

四

早上十一点，我到了嫂嫂给我指定的地点，那里是个基督教的活动中心。门半开着，里面一片狼籍。我在那里没有见到更多的人，一个正在清扫地上的各种纸屑尘灰的中年人突然抬起头来。他吓了我一跳，他脸上的那块疤和大鼻子，让我和他仿佛相遇。我想了一会，才想起来，他是今天凌晨我在车站见到的两人中的一个。老人告诉我，说灵柩已经送往火化厂。我感到头晕，我觉得一切都完了。我在看门人的小木椅上坐了大约十五分钟，还是决定到火化厂。回过头来，却见嫂嫂坐在檐下的藤椅上朝我张望。嫂嫂的张望显然是有气无力。我走到嫂嫂的身边，嫂嫂的泪就下来了。嫂嫂的泪从她浮肿的眼睑里溢出，慢慢儿的，很艰难地在已然老去的脸上流淌。我从没有见到嫂嫂是如此的伤心过，一时间竟然木了，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我再次想起哥哥。其实任何人都应该知道，对于一项新事物有研究，绝不是他那样子，几块破烂便可以构成一个新的世界。可他居然是那样的着迷，那样的刻意。我曾经将几本汇集了瓦特发明蒸气机、法布尔观察昆虫世界、爱因斯坦发明原子弹的书寄给他。这样通俗的读物，对于连初三都没有读完的哥哥来说，阅读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事。前几天，他倒是真的开着他自己研究出来的那辆车，在杨树村的小街上招来摇去。油烟一个劲地往外冒，方向像喝多了酒的醉汉一样摇来摆去。声音振耳欲聋，令人发抖。引得全村人都涌上街头，万分惊讶地看着这世间奇怪的动物。人们对它指指点点，老年人说它无非是台耕地机，孩子们则认为这是会冒烟的屎壳螂。派出所的人听到报案，全所的人立即出动，冲到他的前面，大叫，停下，停下！但哥哥根本就没有听到，或者是他不想听，只是加大油门，将他的车开得越来越快。他的车穿过小巷，走过大街，越过田野，走进村庄。在他的前后，都有警力包围，都有荷枪实弹在对他森严控制。这样，就形成了杨树村自然优美的风光之外，又一幅令人难忘的风景。

派出所的大胡子所长将这一情况和县里进行了联系，然后用扩音器边喊停下！停下！一边将枪口对着上空的杨树叶打了几枪。啪啪，啪啪，这声音让杨树村人形容难看，魂飞胆丧。但哥好像没有听到。哥依然开着他的那憨包车，毫不犹豫而勇往直前。哥的车越过了两条臭水沟，撞倒了三间畜厩，爬上了一道已经收割了全部玉米的山梁。哥的车停了下来，哥站在车顶上，挥舞着双手，大喊，我成功了！我成功了！哥挥舞的手和车烟囱里向上喷射的浓烟搅和在一起。人们的鼻子里，立即就有了一种烧焦的想象。

哥的面前，是一壁悬崖，高高耸立，崖上荒草萋萋，崖底阴森恐怖，令人望而生畏。这里是杨树村千百年来忠贞男女殉情的地方，叫情人谷，想不到哥会在这样一个地方，来表达他对创新的追求。等派出所的人赶到时，哥已经出不来了。他的车和他本身，和臭水沟里的污物，已经没有什么两样。

哥在送进市里医院的第三天，就停止了呼吸。嫂嫂哭，嫂嫂给我说，再大的数乘以零，最后都是零。嫂嫂说，当时和他离婚，是我的一念之差。这么多年我都熬过来了，可现在我还是想他回来……他只要回来，我做什么都可以，让我干什么都可以……我说，在现有的科学体系下，时间具有严格的单向性，时间旅行还存在数学上的障碍，只在科学家严肃的探讨中。嫂嫂一双泪眼定定地看着我，我知道他听不懂我说的话。

火化厂在距市区十公里以外的一个小山坳里。小时候，我们常在那附近的苜蓿地里捉蟋蟀和大红蜂。看着一具具棺材往里送，一帮帮人在后面哭天怆地，觉得十分好笑。哥哥那时候就和我说，这有什么好笑的，要是把死了的人往里一送，出来的人活蹦乱跳，那才好玩呢。现在我笑不起来，我不知道那时候哥哥的思想，是不是创新的开始。我和嫂嫂坐的这辆租车，红色，司机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孩子。刚上车时，我一说火化厂，他就把眉头皱起了老高，还往地上吐了两次口水，然后问我要平日里二倍以上的收费，并且尾数还要带六。这一些我都答应了他。不过他开起车来，车技不错，还算是得心应手，并不是想像中的那样差。

五

我还是及时地见到了哥哥。哥哥躺在殡仪馆的玻璃棺内。虽然额头上有一个小小的伤口，但经过化妆师的努力，伤口不是那样的显眼。哥的眼闭着，嘴也闭着，只有眉骨高高耸起，有了些思考的样子。哥哥的穿着还算是正板。新的西装，新的领带，唇上还淡淡地化了妆，头发也打了摩丝。惨白的脸上还有了些化学的红。这样看上去，便有了些英俊之气，有了些文雅之气，有了些青年之气。但他终究再不会创造了。那种思想，在呼吸定格的时候，也一起僵硬和冻结，也一起失去了生命力和操作的可能。我摸摸他的额头和手，那些器官就像是数字一样的没有人情味儿。

时间已到，殡仪馆里的工人出了来，四、五个人。电闸一合，火门打开，我看见里间瞬间的高压电和氧气所产生的巨大火焰。哥哥被传送带送了进去，平平的，没有一丝波动。这时，整个殡仪馆里安静极了，细心听去，居然听得见火炉里尸体燃烧发出的噼剥声，鼻子里也有了些焦糊的感觉。哥哥开始升华了，我想。

哭声开始，接着有人倒在了地上，我知道其中有一个就是我的嫂嫂。看来，在死亡面前，什么都可以原谅，爱恨情仇只是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嫂嫂哭得伤心，哥哥生前的好友也一个个面露戚色。整个空大的屋子里，笼罩着一种悲凉的气氛。我没有哭，也没有伤感。哀乐在整个屋子里低缓地流淌着，像春水一样，暖和而有质感。

大约半个小时以后，哥哥的骨灰已经清理出来。那个工人一抬头，却让我心里惊了一下。那个人，其实就是凌晨在火车站给我打火机的那人，还是英气逼人的样子。他朝我笑笑，想来是早认出了我。他将手中的骨灰盒递给了我。我犹豫了一下，说，你为什么要给我呢？他说，我为什么不给你呢？早上运来，及时的就用上了。我小心地接了过来，一块红布包着的骨灰盒不算大，却将哥哥整个的人生概括。哥哥的亲友我大多不认识，但从他们的神态来看，对我并不是很陌生。他们见我走来，就都让开了道。我直直地走了出去。我伸出手，将骨灰盒上的红布揭开。骨灰盒呈黑色，反着光，像是一辆极豪华的轿车的缩写。哥哥的照片，小小的镶嵌在正面，看着我，有些欲说还休的样子。我知道，这是死了的哥，死去的人都是这个样子，有些和蔼，但永远也无法表达。抱着骨灰盒，我有了种小时候和哥哥相依相偎的感觉，我感到了来自于哥哥身体内部的热量。我回过头，嫂子干皱的脸上又挂着两三滴泪。

哥哥的骨灰盒下葬完毕，我再一次借了那个工人的打火机，我们在公墓管理人员指定的铁桶内燃尽了亲友送来的所有的鞭炮和火纸。鞭炮声声，火光熊熊，烟雾弥漫，天尽管晴着，太阳光从树影里照了下来，在地上戳来戳去，但我还是打了一个冷噤。坐在哥哥的墓前，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

在殡仪馆办公室里，我将一叠钱递给了那个英气逼人的工人。他笑了一下，给我点了一支烟。

一切礼数全都完毕，亲友们渐渐散去。我没有走，嫂嫂靠着我，说不出话。这也许是嫂嫂一生中话最少的时候。我站起来，嫂嫂将她的手伸给了我。嫂嫂的手，很软，很挂人，像当初恋人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