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长铭：素行求真著作丰

邹长铭，生于昭通市昭阳区，客居昭通市巧家县50年。已出版文学、社科著作7种，其创作研究成果先后获昆明新时期十年（1981——1990）文学奖、云南省文学奖、《滇池》文学奖、昭通市文学奖，云南省科技成果奖、社科著作奖。2006年，首批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专家”荣誉称号。

◆刘静涛

采访邹长铭老先生之前，我做过一些功课，但网络上关于他的东西很少很片面，越有学问的人越低调。我读书不多，坦白说来，除了看过他的几篇小说，我没能通过作品了解他，采访的时候才是第二次见面，心里很忐忑。邹老先生知识渊博，侃侃而谈，更让我觉得采访提纲做得很肤浅。

随着了解的越加深入我越加困惑，我该如何定义眼前这位让人敬重的长者：作家？学者？专家？其实这几个领域邹老先生都几乎做到了极致：作为一位作家，他的小说《金沙江·河滩地》获昆明新时期十年（1981——1990）文学艺术奖，小说集《驿道》获云南省第二届文学艺术创作（文学类）奖、昭通市文学奖；作为一名学者，邹长铭主纂的《巧家县志》获得了云南省修志成果（志书类）奖；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他的研究成果曾获云南省科技成就奖；作为一名社科专家，他的作品曾获云南省社科著作奖，2006年，首批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专家”荣誉称号。

命运多舛心路风霜

邹长铭出身于旧时官僚家庭，家世显赫，自小居住在昭通城繁华地段的一座深宅大院，过着锦衣玉食的优渥生活。这样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小孩自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可以说是饱读诗书，积淀深厚。但个人命运无不依附于国家前途命运之上，老先生慨叹“在时代的洪流中，个人无非是天地间一粒尘埃，每个人都是微不足道依附于叶片上的一滴清露”。邹长铭7岁的时候，家道产生了跌宕巨变，他早上出门还是大少爷，晚上回来突然就成了无依无靠的街头弃儿。邹长铭从此开始饱尝人间的辛酸与艰难，可以说是看尽了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应该说，小时候的遭遇在他内心造成了极大痛苦和困惑，在他的《自述》里，有这样的描述：“回望苍茫，我问自己：痛苦吗？痛苦，庆幸吗？庆幸。消沉吗？有一点。放弃吗？尚未放弃。”

幸好邹长铭可以潜心文艺，回归内心，否则，他将怎样面对漫长的凄风冷雨！幼时他长期流连于西街滇东茶室里，一方面做些替人捧烟递茶的杂活，换取饭食，一方面沉湎在说书人铺陈的故事情节里，以精神世界的享受，抵御现实世界的凄冷。他也经常混迹于昭通花灯剧团的演出场所，在经典的曲目中汲取精神的营养。

9岁的时候，邹长铭有机会进入到民办的学堂读书，他分外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沉溺在经学古典中不能自拔。他读书杂，可以说是手边有书、有文字就会拿起来一直看下去，他读书也精，《红楼梦》等书里头的经典章节可以全盘背诵。老先生沾沾自喜道：“我从小就聪明！”

12岁的时候，邹长铭进入昭通地区第三中学读书，因为聪明，他各科成绩都很优秀。初中毕业后，在爱才如命的老师的力争下，他终于获得了进卫校读书的机会。卫校的学习相对比较轻松，专业课程经不住他学，就算不能坚守课堂，每次考下来基本都是5分，老师也比较宽容，他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课外阅读上。卫校的图书馆里藏书丰富，他一心扑在书籍上，真的就像是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这个期间他的涉猎更为广泛，历史的、经济的、哲学的、文艺的、地方的，什么书都读，文学作品更是读得多，外国名著、传统文学，几乎读了个遍。

卫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巧家防疫站工作，成了一名乡村医生，他找到了实现人生价值的支点，分外努力地工作。可就算是在乡下，巧家的一场政治风波还是波及到了他，他莫名其妙当了“反革命”，又成为了专政对象。磨难时候是善良敦厚的巧家乡民给了邹长铭慰藉和厚待，让他刻骨铭心感受到了金沙江和金沙江畔这片土地的宽容、博大和纯真，他从此与金沙江结下了不解之缘，终生皈依这片土地，成了那个“小县城”的人。

不囿于形转写小说

邹长铭本职工作是医生，而且在卫生领域干得很出色。1987年发生了一件很偶然的事，却不期然间改变了老先生的人生轨迹：邹长铭卫校念的是流行病学专业，1987年，卫生部搞了一个疾病预防知识大赛，他在比赛中取得了大赛第二名的好成绩。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因为这次的突出表现，他竟然获得了提拔的机会，组织上安排他担任卫生局长的职务。这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大喜事，可偏偏邹长铭是潇洒不羁的奇人，不甘心为形役，从此担上“领导”担子没有更多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故不惜辞职以表心志。

在此之前邹长铭曾受到过一次专事写作的“蛊惑”，那是在一次卫生部宣教司和省卫生厅召集的会议上，他结识了几位出席会议的作家，他在会上的一次发言得到了作家们的鼓励：“你是能写出好东西的，为什么不把你讲的、你经历的写出来呢？”这话激活了邹长铭心中文学创作的梦想。辞职后，他到了昆明，想潜心写作。他写出了自己的处女作——五六千字的小说《金沙小镇传奇》，并寄给了当时《滇池》的主编，三天后，他收到了回复：“长铭同志，来稿收到，不错，能用不能用，终审再定。”五六天后，又收到回复：“终审已定，五期，头条。”那时候很多名作家在《滇池》发表作品，能在头条发表，对于一名新手来说，应该是极大的殊荣和肯定了，也印证了邹长铭的写作天赋。以千字30元稿费计，邹长铭仅只获得了100多元稿酬，远远不能养活自己。后来还是昆明市文联给邹长铭提供了基础的生活保障，以签约作家的支持形式，为他提供了专业创作的机会。在那期间，邹长铭如痴如醉地写作，此后《滇池》《山花》《大西南文学》等刊物陆续发表了他的《金沙江·河滩地》《唢呐余韵》《痼疾》《驿道》《父母官》《曾梦想有一双草鞋》等小说、散文作品。那段时间，邹长铭完成了近百万字的创作。

史学研究硕果累累

1990年5月，巧家县政府找到邹长铭，让他回巧家主持编撰《县志》，他再次离开昆明文联回到巧家，担任《巧家县志》主编和总撰。地方志有独特的体例和形式，集中呈现一个地方的沿革、社会、经济、发展等，被誉为“一方之全史”，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如此浩大的工作，邹长铭带领一干人员，从提纲拟定、搜集资料、动手编撰，短短五年时间完成，字数达120万字，作为编撰一个县的通史，这样的工作量和效率可以说在昭通是绝无仅有。《巧家县志》最大限度保留了巧家乡土民俗和生活气息，即便因为经费原因装帧极为简陋，却丝毫不影响它的内秀，一经付印，在方志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并一举获得云南省修志成果（志书类）奖。

经过呕心沥血的编撰，邹长铭并没有空闲下来，他又接着为编撰《巧家县志》续志的事忙碌着……修志之余，邹长铭挤出时间阅读、研究、创作，发表了百余篇论文、文史笔记，出版（刊行）了《新编昭通风物志》《昭通史话》《百年风流——咱们昭通人》《龙云家族秘史》等七种著作，同时创作发表了《1972：等待处决》《底层的事》等小说，创作和研究成果分别获《滇池》文学奖、昭通市文学奖和省、市社科论文奖、科技成果奖。

可以说，邹长铭每一部作品都是精品力作，他编撰的《昭通风物志》，第一次系统介绍了昭通风情、民俗、文化、文物、土特名产、交通等情况，短短20余万字，把昭通可能被时光带走的一些记忆保留下来。

《百年风流——咱们昭通人》以纪实的手法，记录了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间，昭通涌现出的大批杰出人物，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原则，以爱国、爱乡为取舍标准，选择“昭通人”中的代表人物，走进他们的人生，贴近他们的情怀，张扬他们的事迹。

邹老先生表示，动笔之前，他整整花了4个月时间在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越走进这些人物，他越被这些人物身上的家国情怀、学术造诣深深折服。他说，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期昭通的一大批文化人，学术和修为都非同小可，同时还是优秀的社会活动家，为家乡做了大量实事，贡献太大了。他说到光绪十七年的举人肖瑞麟，留学日本后回到昭通创办了昭通第一所师范学校，是昭通新学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他说到著名考古学家、文物收藏家张希鲁，一生致力于地方文物搜求和地方历史文化研究，1979年将毕生收藏的文物捐献给国家；他说到著名书法家、考古学家、师范教育家谢饮涧，其《汉<孟孝琚碑>考释》《关于唐袁滋题名摩崖》《昭通东晋墓壁画记》等为海内学界研究昭通汉碑、晋墓、唐摩崖的扛鼎之作。

邹长铭说，文而化之的过程是无形的，文化的传承是源于根脉所植，你生活在昭通这个地方，耳濡目染的乡俗俚语、风土人情、世俗生活，无不潜移默化向你浸润着先贤的遗风。昭通文学现象的出现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以用生命在写作的夏天敏为代表的一群写作者，他们的坚持，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为昭通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对于学术研究，邹长铭信仰昭通书法家谢饮涧的一句话——“素行以求真”，他说，这句话真正要做到很难，社会太浮躁，要沉下来积淀一点东西真是一个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