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飘荡

◆段瑞秋

我在深夜把吉普车开进“昭通南”。四野荒黑，只有这个收费站灯火耀眼。给我撕发票和找钱的工作人员男性，三十出头，满脸和善笑着问我：“这么晚，你一个人开车来？”

第一次在收费站遇到这种问题，有点回不过神来。车轮已经慢慢滑动，才急忙回答：“是的。”身后还有声音：“不要怕，马上就到了。只有这条路，一直朝前开。”

带着诧异和感动加大油门，车灯很快汇入城市的灯火阑珊。在导航女声的指引下，我穿过一条又一条陌生的街道，在半睡眠状态的“文学创作中心”小场上，把车停在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下。

车后，有人向我走来，嘴里叫着我的名字。

那天是2017年6月6月，我第三次来到昭通。

昭通：文学笔会和陡街

1988年我24岁，第一次去昭通。

从寻甸去昭通参加滇东北文学笔会，没有车直达，必须先到曲靖，然后和吕克昌、许泰全两位文学哥哥一同乘长途客车前往。沿途风景无甚印象，只记得汽车在某个时候穿过贵州威宁地界。

昭通当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在某个招待所住下，吃饭、开会，接待朋友。好像是初秋天气，我穿着铁锈红色的毛衣和牛仔裤。当时我写诗。

开会几天讨论什么已经记不住，只记得大学师弟潘灵和胡性能在会后把我带去陡街，说那里有东西好吃。

陡街真的陡，名实相符。地上的青石板不知被多少代人的故事和鞋底磨擦出亮光，可以照出人影。两边是两三层老旧的房屋，近于腐朽的木门边，放着燃烧煤炭和柴火的风炉，温暖气息缠绕着叶片油绿的槐树，有一种厚实的家常风味在弥漫。

潘灵要我们在一家住户门前的摊位边站住，他和手中拿着看上去用了一辈子的菜刀、一下一下把卤牛肉切成薄片的老板很熟，说好好呢切几斤来！

那时有很好的耐心和胃口，在牛肉香气弥漫的街头，悄悄咽着口水。

牛肉切好装进白色塑料袋，老板接着撒上褐色的花椒、白色的细盐、红色的辣椒，还有绿色的芫荽。我们的几只手，迫不及待在这些颜色里相互碰撞。直到一扫而光。

潘灵付过这几斤牛肉钱，说：胡性能，你再买一包！

在老板继续工作的时间，我们一起跑向隔壁的木瓜凉粉。在两只青花白瓷大缸的木板前哈气、弹舌、跺脚，催促左手拿碗、右手掌勺、胸前系着花布围裙的大妈快些给我们解辣。她手里那只小碗也是白瓷青花，间杂近乎透明的小圆点，呼应着父母般的大缸。

从这只缸里舀出半碗木瓜凉粉，再从那只缸里舀出早已化好的红糖水掺入。最后的点缀，是把一个细长的玻璃瓶口倒过来，筛子样的瓶盖漏下白色芝麻，糖水和凉粉显得更加诱人。

我提着新买的一大袋牛肉，心满意足跟随师弟们继续爬上陡街。他们都说，小的时候陡街还要热闹，卖的东西更多也更好玩。

那天，我们还在街边吃了火烧洋芋。几个系着彩色头巾的妇女，用破旧洗脸盆装着木炭的死灰与新火，在自制的铁丝网上翻烤带皮的洋芋，递过来的时候已经用铁皮或木片刮出焦黄，切成两半，涂上暗红的昭通酱。往后的日子，在昆明街头甚至滇南小城，我多次尝试过这种“点心”，但没有哪一次味及昭通。不知是洋芋的问题，还是酱水的问题？抑或是吃洋芋时的氛围？

那个时候，潘灵和胡性能都在昭通教书，他们写诗写小说。后来都调上昆明，依然写作，当了杂志编辑。再后来，也都当了主编和作家协会的官员。

每次见到他们，我想起的不是诗歌也不是小说，而是我刚才说的那三种美味。

马楠山：王美秀、烧洋芋和荞麦饭

“或许，有人会记得，1994年11月17日下午，一个女记者在老会计家吃过几个烧洋芋。”这是我多年以前某篇通讯的结尾。

时至今日我还记得，那天下午两点钟，昭通永善县的副县长杨树彬和民政局长吴贡安带着我和省委宣传部《支部生活》杂志社的谢红姐来马楠乡采访。

车上，杨副县长告诉我们，马楠是海拔近3000米的高寒山区，若干年前曾经被茂密的森林覆盖着，不仅杂木繁多，还生长极为名贵的楠木。这种树木在昭通都有文字记载，是北京修建故宫的时候，从全国各地征收名贵木材。天高皇帝远的昭通，马楠的楠木依然被这项圣旨选中。

马楠山的地名，不难看出它源于楠木这种贵重的物产。那些在时间的风雨中自在飘扬的叶片衰落又新长，树干逐年壮大而挺拔。被选中的楠木在斧砍刀劈的声响中发出最后的叫喊倒在地上，让一群乡村野夫费尽心力拖动至某个利于滑落的山口。楠木飞身而下，冲进金沙江滚滚激流，又在某处预设的河湾或码头被打捞，晾干后运往京都。

但是，当曾经遐迩闻名的马楠乡马楠社、高湾社出现在视野之中，我不得不承认，它们曾经的荣华仿佛是不真切的梦境与传说。我们看到的房屋低矮简陋，像几片破旧的油毡随意扔在一片光秃秃的山坡。它们周围的山冈长着几寸稀疏的杂草，就连一棵小树都没有见到。村里供销社的售货员说：“这里的群众生活太苦，买盐是一两二两的买。一两盐才四分钱！”

远处传来几下突兀的钟声，更显出山野空旷和村庄孤独，直到一群苗族小孩背着麻布口袋改成的书包，从钟声停息的一间草顶平房中挤出向我们奔来。

马楠乡有六个行政村，三个划为特困，另外三个贫困。1993年，人均口粮167斤、纯收入86元。这里，断粮最久的农户竟有8个月靠救济粮和野菜度日。

随着那群放学孩子的脚步，我们走进一户五口之家。

女主人看上去三十出头，脸上肤色黑红，有不均匀的皴痕。身上的衣服红色，补了好几块不同颜色的布。村长说：她叫王美秀。

王美秀和丈夫生下的三个女孩个头明显参差不齐，生人进来让她们兴奋又害羞，紧紧挨在母亲左右。接下来，我和王美秀进行了一场由村长翻译的对话：“你最大的孩子几岁了？”

“十多岁。”

“第二个呢？”

“十多岁。”

“最小这个呢？”

“也是十多岁。”

当时，我已是一个4岁孩子的母亲，为什么这场对话让我永生难忘，是因为那个最小的孩子，看上去和我的女儿一样大小。那个最大的孩子，绝对不会超过12岁。

我继续问：“你今年多大年纪？”

“记不起，我是荞麦开花时候生的。”

“知道北京吗？”摇头。“知道昆明吗？”也摇头。“永善呢？”点点头，说了一句：“没有去过。”

王美秀朽门旧墙的家，离213国道仅有1000米，离永善县城50公里。

我在笔记本上，完全登记了王美秀的财产：破边铁锅两口；大小铝锅3口；搪瓷和锑盆3个；铝壶一把；石磨一盘；缺口饭碗7个；小木凳4个；长凳一条；破旧棉絮两床（无床、无桌子）；小马一匹；生猪两头、羊10只。屋角，全家当季食物——洋芋一堆。

在高湾社，她家算得上“有”的人家。这里不说“富”，只说“有”与“没有”。

不远处的村子，又叫古碉社了。在老会计朱明泉家坐下，采访这里是否有脱贫致富的先进经验和带头人物。

结果令人惊诧。

老会计家里全部家当不值50元钱，3个孩子因为家庭穷困从未进过学校。这里没有通电，靠油灯和松明照亮暗淡的生活。很少有人知道电视机、录音机。唯一的现代痕迹，是当时24岁的青年杨志成开办的一间小诊所和他桌上那个半导体收音机。这里的人们，经历着严峻的自然考验：暴雨、冰雹、缺水、缺柴、缺食物。贫瘠的山地里，只能种植洋芋和苞谷。

老会计不好意思地说没有米给我们煮饭吃，我急忙说那就给我们烧几个洋芋就可以了。村里几个干部出去一阵，抱来一些柴草，在老会计家的火塘点燃，二十多分钟后，给我们烧好一堆洋芋。我用一根细棍刮去洋芋烧焦的外皮，一口气吃了三四个黄灿灿香喷喷的大洋芋。

采访结束起身，我好奇地揭开老会计家灶台上的锅盖，见锅里装着很多煮熟的洋芋。我问老朱为什么煮这么多，给猪吃吗？老朱羞涩一笑，说是给人吃的。马楠山的树木已经砍光了，这里的家庭烧火煮饭都找不到柴草，只好一个星期生一次火煮一锅洋芋，饿的时候揭开锅盖吃几个。惊呆的我还是能够算得出，刚才给我们烧洋芋的柴草，大概够他家煮三四锅洋芋。

我万般羞愧走出老会计家，尴尬地拉着谢红姐的手说不该随便叫人家烧洋芋吃。她说不怪你，这里的生存状态实在难予想象。你是采访时听说这里只能种洋芋和苞谷才提这个建议的。可是，她哭了。泪水不停从她美丽的眼睛涌出。我，也哭了。

我们擦着眼泪爬上山坡，向停在公路上的“北京212”吉普车走去。我们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哎······表妹！表妹！”等她来到我们面前才看清楚，一双黑黢黢的手，捧着温热的荞麦饭，走得额头脸上冒汗，她笑着说：“吃口饭再走。”

我马上伸出手，捧起一半。谢红姐，捧起另一半。我们站在风中，一口一口吞咽着比马楠山高的情感，吃完人生最苦也最甜的一顿饭。

鲁甸：错误的判断和难堪的晚餐

下山之后，继续采访。

在昭通行署见到郭副专员的时候，他正忙着从办公桌上收起摊开的文件和资料，准备出发去鲁甸，到一个山里的工地调研进展，建议我们同行。

这次是谢红姐要采访工地党支部的活动情况。

工地搭着高大的钢架，气氛热火朝天。我们跟着到处转，最后在一间简易房中坐下来，听党支部书记接受采访。

快到中午。郭副专员问我们想吃什么？我想起马楠山的烧洋芋，不敢随便让人熬柴费火。何况这是工地，哪里有烧洋芋的空闲。

我想起笔记本上记着昭通好多乡村都只种得出洋芋和苞谷。苞谷是这里的主粮。我不想多吃昭通人民不可多得的大米，就说：不用麻烦，随便吃碗苞谷饭就行了！

大约中午1点多，饭菜端到一个工棚，临时搭起的饭桌上有菜有饭，记不清是哪几样了。一个系着围裙的师傅用一个小铝盆端着金黄色的苞谷饭来到我面前，说是专门给我的。

给我的？我疑惑地看看郭副专员手里的碗，再看看大家的碗，都是装着白米饭。郭副专员笑着说：“难得你爱吃苞谷饭。这里没有，我叫人到山上的村子里给你要来一点苞谷面。快吃呀！”我盛了满满一碗，心满意足地嚼着，感觉无法比拟的香甜。盛第二碗的时候，我又问郭副专员：“那个村子离这里多远呐？”他说：“来回十多公里吧！”

我手举饭勺停在空中，呆呆站着像一个被审判的罪人。我痛心疾首地想，那个我不知道是谁的好人，就为了我的信口雌黄，不得不在崎岖的山道上赶路，还得一边计算着把苞谷饭蒸熟的时间，一边擦着脸上淌下的热汗。难说还磨破了鞋底？这碗饭噎在喉头，难以下咽。

我真想给自己100个耳光！

饭后我问系围裙的那位师傅，取来苞谷面的那个村子在哪个方向？他指着工地背后的大山，说：从小路翻过去，再走一段平路就到了。接着我想问他，翻山越岭为我取来午饭的人，是哪位师傅？但话到嘴边又吸了回去，我怕在人家面前羞愧而死。

回城的路上，也不好意思再上郭副专员的车，厚着脸皮挤进随行的另一辆车，借口说要在车里采访某某主任。

那次采访完毕离开以后，再也没有去过昭通。

后来，谢红姐告诉我，郭副专员从昭通调走了，去了新的工作岗位，说有机会再去找他采访。我急忙摇头，算了算了！我哪里还有脸再去见他。

我甚至没有脸再去昭通。

昭通：又是文学笔会和陡街

两天的笔会，让我感慨万千的因由，不是昭通那么多朋友的勤奋写作和文学成就，而是这个城市变得面目全非，我认不出一座房屋和一条路。我的师弟胡性能不再是1988年那场笔会上用手指和嘴皮设置机巧的口技吹奏歌曲的英俊青年，他已经是著名的小说家，并由供职的省作协来昭通市文联挂职。他剪成寸头的两鬓已有显眼的白发，正向顶部悄悄蔓延。脸上的微笑，已被岁月煮熟。

晚上他请大家体验夜市烧烤。料定我认不出“文学创作中心”走到夜市的路，强调要我跟紧他。我们走过的路不到半个小时，没有遇见原来的昭通。

那个晚上气氛热烈，我在铺满一张大桌的烤肉烤菜中想起马楠山上的烧洋芋和鲁甸工地的苞谷饭，眼眶潮湿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不再害羞，我相信那种让我羞愧难当的经历一定不会再来。既然昭通变得我认不出来，马楠山也会地覆天翻。

当然，我不会不去陡街就离开昭通。

我在临走的前晚匆忙离开武警官兵的营房，快步朝陡街奔去。我心跳眼热，一路拍照，像要见到久别的初恋一样慌张。我准备买一大包卤牛肉，喝两碗木瓜水，再买几样入眼的东西。

我走去的街道在黄昏最后一抹光线中朴素安静，店铺已经亮起灯光。但铺子里卖的货品，和中国任何一条街上的配置一样。我安慰自己，别急，这里还不是陡街。

陡街有槐树和青石板。

这样想着，我看见一座“共赴国难”的雕像，基座刻着几十年前昭通参加抗战队伍的子弟存活和阵亡的名单。有人告诉我，从那个高大的“得天独厚”的牌坊走出去，就是陡街。那么，我是直接来到了陡街的坡顶。

这哪里是我想念二十多年的陡街，所有的老房子被拆除，新盖的欧式门楼统统租给江浙的品牌，要么卖休闲服，要么卖化妆品，要么卖运动装，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散发着昭通的精神，延续着昭通的血脉。我走下去，又走上来。自然不会再有我想吃的卤牛肉和木瓜水。坡顶小广场边的老字号万和酱菜，也关门下班。只有中华老字号“月中桂”还在营业，有人进来买萨其玛、绿豆糕或面包、糖果。

我买了绿豆糕和白糖饼。上大学的时候，同宿舍的聂曲来自昭通，每次开学回校，我们就可以吃到昭通酱、绿豆糕。那是我对昭通最初的认识。

结账的时候电话响了。师弟胡性能问清我的方位，让我走到“共赴国难”雕像旁等着汇合，一起回“文学创作中心”。

我站在灯光照亮的雕像旁，看着那些气宇轩昂永远悲壮的英雄们，回想我记忆里的昭通，也想象我不了解的昭通。说真的，我不知道，是过去好，还是现在好？还是将来更好？

作者简介：

段瑞秋，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报纸、杂志记者、编辑，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制片人。现为自由作家 。近年来，在《中国作家》、《小说界》、《青年文学》、《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中国艺术报》、《滇池》、《边疆文学》等发表非虚构文学、小说、散文近100万字。2010年，出版散文随笔集《一个女人 半个红尘》（作家出版社），获得“云南文艺创作基金奖”。2014年，出版非虚构文学《女殇——寻找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获“滇池文学奖”、“昆明文学奖”，并被评为《都市时报》“2016年云南十大好书”。作者被评为《春城晚报》“2014年云南十大新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