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烂的敦煌文化

我们同学都知道，当走进昭通学院看到大门正中间黑色的门牌上，镶嵌着“昭通学院”的几个金色的大字时，你都会想起姜亮夫先生，因为那是先生作的字，而前一段时间姜亮夫先生的铜像又落在了校园里，这便是喜上加喜了，这是一所有历史传承的学院，让人感到无比幸福。

姜亮夫先生是我国敦煌学的奠基者，他这一生为我国作出的贡献不计其数。今天，我将向同学们讲诉敦煌文化，让同学们通过《灿烂的敦煌文化》，留住生活，留住记忆，留住传统的历史文化。

敦煌，在河西走廊西端，处在著名的丝绸之路的三叉路口。自汉代以来一直是中西交通的枢纽，既是东西方的贸易中心和商品的中转站，也是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和交汇之地。汉朝把长城从酒泉修筑到敦煌以西，并建了两座关城，即玉门关和阳关，扼守西域进入河西、中原的大门，从此敦煌就成了一座国际城市，成为进出中国内地的重要门户。而莫高窟是世界保存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世界艺术遗存。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曾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而莫高窟和敦煌文献就是四大文明汇流的具体体现。

敦煌最重要的价值，是那黄沙淹没不住的敦煌石窟群，莫高窟是敦煌石窟群体的代表窟群，它凿建于今天敦煌市东南25公里鸣沙山的断崖上。隔宕泉与三危山相对。莫高窟东侧有一片坡地，是沙漠中的一块绿洲。敦煌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河西走廊很长,敦煌在河西走廊的西端,出了敦煌就是漫漫戈壁。从汉代开始,求神拜佛、到西天取经的人,或者从事中西贸易的人,到了敦煌以后,经过河西走廊的长途跋涉,很累了,就要休息,重新准备粮水；西域过来的人经过了沙漠,也需要休息,需要找一个精神寄托。因此产生了莫高窟,莫高窟主要是佛教徒发愿、修行、礼拜的处所。

敦煌莫高窟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其后经过千余年的连续修凿，现存石窟735个，其中有壁画、雕塑的洞窟500多个。敦煌石窟是融建筑、雕塑、壁画三者于一体的立体艺术，是世界上保存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石窟艺术遗存，是中国古代艺术的博物馆。

敦煌石窟艺术是集建筑、彩塑、壁画于一体的综合艺术。早期的彩塑主体造像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情，但是只要当地的人动手去模仿、去制作，就必然会将自己的审美理想和本土文化参与进去。到了隋代，彩塑已经完全离开了墙壁，充分发挥了彩塑的主体性、独立性特长，隋代后期的大部分彩塑，已经接近标准的中国人的身体比例了。唐代敦煌彩塑的体积、规模和数量空前增多，体裁广度和艺术成就都超越前代，后世也无法超越，盛唐之风深深的体现在敦煌彩塑艺术中。

敦煌石窟是东方艺术的海洋，其中壁画与彩塑是两大构成部分。当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由于佛教哲学与传统中国哲学有重视精神体悟的特征，并与道家的心灵哲学相一致，又与儒家“独善其身”“乐天知命”等观念一致，所以很快被中国人纳入传统文化的轨道，敦煌石窟艺术正是佛教文化在中国发展的艺术结晶。敦煌彩塑是敦煌石窟的主体。因敦煌石窟是开凿在砾岩上，因此多为木架结构。在人工制作成的木架上束以苇草，草外敷泥，再敷细泥，压紧抹光，再施白粉，最后彩绘。现存彩塑2400多尊。敦煌彩塑的主要形象是各种佛像、菩萨像、弟子像等。这些施以彩绘的塑像，有三十多米高的巨像，也有十几厘米的小像，丰富多彩，姿态各异。彩塑与四壁的绘画交相辉映，相得益彰，达到了整窟艺术的和谐统一，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欣赏价值。

石窟壁画富丽多彩，各种各样的佛经故事，山川景物，亭台楼阁等建筑画、山水画、花卉图案、飞天佛像以及当时劳动人民进行生产的各种场面等都在其中。敦煌石窟现存壁画约5万多平方米，最大画幅达50平方米，是十六国时期至清代1500多年的民俗风貌和历史变迁的艺术再现。在大量的壁画艺术中还可发现，古代艺术家们在民族化的基础上，吸取了伊朗、印度、希腊等国古代艺术之长，是中华民族发达文明的象征。各朝代壁画表现出不同的绘画风格，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是中国古代美术史的光辉篇章，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珍贵的形象史料。

“飞天”是敦煌壁画的象征。莫高窟总计有飞天4500多身。敦煌飞天是中外文化交融的结果，她是在印度神话中的娱乐神和歌舞神的基础上受中国道教羽人的影响产生的一种歌舞艺人形象。主要凭借飘曳的衣裙、飞舞的彩带而凌空翱翔。飞天是中国艺术家最天才的创造，是世界美术史上的一个奇迹，飞天无疑是敦煌壁画的标志和象征，飞天形象也都极其迷人：但凡有佛教艺术的地方，飞天形象必然会出现。飞天形象是如何产生、如何演变的?学界多从印度古代文化中的乾闼婆、紧那罗甚至是金翅鸟等神话形象上追溯飞天的渊源，最常见的说法是将飞天与乾闼婆相关联，认为飞天是“伎乐天”，即“香音之神”或“音乐之神”。

藏经洞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最伟大的发现。光绪二十六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王园禄（约1850－1931，湖北麻城人，莫高窟道士）雇人清除第16窟甬道底层洞窟中的积沙，北壁裂开了一条缝，结果发现了一个洞中之洞，即后来蜚声中外的莫高窟藏经洞（今编号为第17窟）。藏经洞的发现“生不逢时”。公元1900年，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最为昏暗的年代。敦煌文献发现不久，即陆续遭到国内外“探险家”们的垂顾。

敦煌文献总数近七万件，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6000件；英国图书馆藏13677件；法国国立图书馆藏7000余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19460件。此外，敦煌研究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市博物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浙江博物馆、灵隐寺、浙江大学、台北中央图书馆、香港艺术馆以及日本、丹麦、印度、德国、美国等国都有收藏。

藏经洞的封闭时间应在11世纪初，但封闭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则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中外学者作过许多推测。大体可分为“避难说”和“废弃说”。

但也因为这个封闭之谜。藏经洞改变了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面貌。藏经洞相当于一座唐代的图书馆，敦煌文献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敦煌文献的内容几乎涉及到中国古代的所有学科，是当时社会的百科全书，中国古代的学术史不得不因之而重新改写。敦煌文献中有大量反映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公私文书，它们更真切地展示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面貌，是我们研究中古时期各阶层社会文化生活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藏经洞收藏的主体是佛教经典，约占总数的90%左右。包括大量历代藏经中没有收录的佚典。

古代的佛教寺院往往是一个地区的文化中心，佛寺同样收藏一些非佛教的文献。古代典籍和公私文书约占敦煌文献总数的10%。中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字样学著作，许多后世流行的俗字首先在该书中得到收载，如断、怜、床、粮等简化字。日本的不少古书都有这本书的记载，但中国早已失传。有助于传世文献的校勘。现在传世的许多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五代文献，以及许多佛经，敦煌卷子中都有数量不等的传抄本，有助于了解古书的原貌，有助于解决许多疑难问题。由于古今悬隔，或文献资料的不足，古代的许多典章制度后人感到很隔漠，一些字词的来源让人也觉得不甚了了，以致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敦煌文献的发现，则为我们解决这些疑难问题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线索。

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材料……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馀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但是，“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

敦煌学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以致有“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说法。敦煌学是全人类的同心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我国敦煌学界发愤图强，后先相继，成果丰硕，局面已大为改观。中国大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形成了几个敦煌学研究的中心，都各有特色，甘肃的敦煌地理、石窟壁画研究，北京的敦煌历史及民族语言研究，杭州的敦煌语言文字研究和敦煌文献整理都有各自的贡献。

经过无数中外学人的共同努力，如今敦煌学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伟大发现之一。敦煌文献不仅改变了中国学术研究的面貌，而且更真切地展示了古代普通百姓的生活；敦煌文献不只对于传统的文史哲学科有意义，其中契约和律法的记载对于商业和法学的研究也有很大帮助。为各国学人查阅敦煌文献更清晰的影本提供了条件，全世界有几十个国家的数千名学者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敦煌学早已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实习记者 聂孝美 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