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中国古代法制和社会治理

张学博

古代中国社会是一个长达数千年的文明形态。这样一种长期的文明形态，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这决定了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制度传统的价值意义。

古代中国社会之中，一个最基本的制度就是家国同构的宗法制。从西周开始，宗法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宗法制的基础是井田制。宗法制的最大特点就是家国同构：家庭、家族构成村落，村落构成国家，国家再构成天下。而这些都是建立在土地制度基础之上的。

中国文化之初，道家影响最为深远。老子是孔子的老师。孔子在拜访老子之后，三天没有说话。别人问他老子如何，他只说了四个字：“其犹龙也！”到了董仲舒之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是把儒家的制度作为一种基本政治制度建立起来了。

儒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就是《大学》里面所讨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传统的农耕文明为基础的社会中，这套政治法律制度符合当时的国情，也被反复证明是有效的一种社会治理体系。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又通过春秋时期的井田制构建起来。井田制度中,公田在中间，周围八块都是农民的私田，这样不仅便于农民耕种公田，同时便于将农民凝聚在一起，形成村落。在人口较稀少、生产力水平较低下的情况下，这不失为一种简便易行的制度安排。一个村落的形成基本上就是以家族为单位来进行的，所以，井田制在当时起到了齐家的功能。把井田制进一步推广扩大,就是分封制的雏形。诸侯居中,把周边的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儿子和卿大夫们，而卿大夫们向诸侯上缴贡赋，就构成了诸侯国。再把诸侯国进一步按照井田制扩大，周天子居于天下中央，诸侯国环绕周围，成拱卫京师之状，就构成了天下。正因为此，《大学》说:“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井田制被废止之后，这种政治法律制度并没有被废除。虽然秦朝建立了郡县制，但是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的皇帝一直在分封制和郡县制之间徘徊，之后的朝代基本上是采取两种政治制度的结合。

同时，中国古代社会也有一套成文法体系。但成文法只规定最重要的法律规则。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铸造了《刑书》。战国时候魏国宰相李悝起草制定了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汉代萧何在《法经》基础上编撰了《九章律》。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长孙无忌、李绩等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法律，如将原《贞观律》名例篇中的“言理切害”，更改为“情理切害”，并作郑重说明：“旧律云言理切害，今改为情理切害者，盖欲原其本情，广思慎罚故也。”最终，两人奏上新撰律12卷，是为《永徽律》。鉴于当时中央、地方在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每年科举考试中明法科考试也无统一的权威标准的情况，唐高宗在永徽三年下令召集律学通才和一些重要臣僚对《永徽律》进行逐条逐句的解释。“条义疏奏以闻”，释律者们继承汉晋以来，特别是晋代张斐、杜预注释律文的已有成果，历时1年，撰《律疏》30卷奏上，与《永徽律》合编在一起，于永徽四年十月（公元653年）经高宗批准，将疏议分附于律文之后颁行，称为《永徽律疏》。至元代后，人们以疏文皆以“议律”字始，故又称为《唐律疏议》。

明代比较重视法制的建设与实践，历经三次大规模修订的《大明律》是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大明律》在中国古代法典编纂史上具有革故鼎新的意义。《大明律》适应形势的发展，变通了体例，调整了刑名，肯定了明初人身地位的变化，注重经济立法，在体例上体现出各部门法的相对独立性，并扩大了民法的范围，同时在“礼”与“法”的结合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它虽然以《唐律》为蓝本，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发展。在形式上，结构更为合理，文字更为简明；在内容上，经济、军事、行政、诉讼方面的立法更为充实；在定罪判刑上，体现了“世轻世重”“轻其轻罪，重其重罪”的原则，“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定罪较轻；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定罪较重”。其律文结构和量刑原则对《大清律》有较大影响。清统治者取得全国政权之初，暂用《大明律》。顺治二年（1645年），即以“详绎明律，参以国制，增损剂量，期于平允”为指导思想，着手制定法典。顺治三年（1646年）律成，定名为《大清律集解附例》，颁行全国。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将康熙十八年纂修的《现行则例》附于律文之后。雍正元年（1723年）续修，三年书成，五年发布施行。乾隆五年（1740年），更名为《大清律例》，通称《大清律》。

古代中国社会，尤其是在汉以后，以儒家治理天下，所以三纲五常成为了中国古代实际上的“宪法”。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实际上是古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政治法律制度。所以，中国古代社会某种程度上以孝治天下，儒家的礼其实扮演了法制制度的角色。当然，在隋唐以后，律的地位有所提高，但是儒家的正统地位在宋以后得到了强化，因而礼法并立，礼优先于法是常态。而且，上令止于郡县，法令主要应用于对刑事犯罪、危害国家统治犯罪、官员的惩罚等方面。同时，成文法之外，东汉董仲舒提出“春秋决狱”，主要用孔子的思想来对犯罪事实进行分析、定罪。即除了用法律外，可以用《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中的思想来作为判决案件的依据。这实际上把儒家经典直接作为司法审判依据，说明中国古代社会，儒家的礼就是当时的法律规则。

然而，在广大的乡村社会，主要是通过乡绅和家族的礼和孝来治理和维持。在城市和乡村二元社会的国情下，通过乡绅来治理广大农村可能是社会成本最低的社会治理方式。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同样设立太平绅士一职，其实质就是基层地方治安法官，但没有任何学历、资历资格要求，由政府委任民间人士担任维持社区安宁、防止非法刑罚及处理一些较简单的法律程序的职衔。对于乡村社会的农民来说，他不愿意和那些乡里乡亲的人撕破脸闹上公堂，那么有这样一些太平绅士来进行协调处理纠纷，就非常合适。这些太平绅士，不需要太多学历、资格证书，而多是有声望、精通人情世故的长者。

目前，即便正在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但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长时期内依然是我们面临的客观国情，所以，这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为中央党校政法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