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周光权： 重构转型时期刑法立法思路

我国自1997年对刑法典进行大规模修订以来，立法活动不可谓不频繁。由于每一次刑法立法都涉及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因此，需要从顶层明确设计未来刑法立法的思路与方法。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刑法立法需要及时转变法益观念，增强新的调控手段，赋予刑法新的机能，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活跃的立法与传统刑法观之间拉开了一定距离，从而面临许多新的难题，但并不会带来刑法过度干预的系统风险。犯罪化与刑法谦抑性没有矛盾，不能认为处罚范围越小越好。从总体思路上看，未来的刑法立法，应当建立能动、理性、多元的总体立法方略。能动，是指刑法立法应当根据社会转型的需要及时作出反应，增设新罪的步伐不能放缓，应当适度扩大刑罚处罚范围，保持立法的活跃化和积极干预社会生活的姿态；理性，是指在立法总体思路和罪刑设置上注重科学性，论证更为充分，不盲从于社会舆论或公众情绪；多元，是指不将刑法典作为唯一倚重的对象，而是尝试建立以刑法典为核心，以轻犯罪法为辅助，刑罚和保安处分措施双轨制的成文刑法体系，形成治安管理处罚法、轻犯罪法、刑法的递进式无缝衔接制裁机制，严密法网但处罚轻缓。（刘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