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昭通·文苑丨乌蒙神骏——读《乌蒙马说》有感

《乌蒙马说》原文载于清代贵州巡抚田雯所著《黔书》卷三“水西乌蒙马”条。乌蒙山脉，东北起于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和贵州省毕节市，向西南经贵州省赫章县和威宁县，在云南省鲁甸县与宣威市交界处再度进入云南，最终止于昆明市与曲靖市交界处的小江谷底东侧。生长于乌蒙山区的马，通常被称为“乌蒙马”。不过，本文中提及的“乌蒙马”专指生长于昭通市的马。昭通古称“乌蒙”，是乌蒙马的重要原产地之一。从昭通坝区出土的三趾马和云南马化石可以推断，在距今100万年前的更新统时期，昭通坝区就已经有原始马栖息。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昭通地区东北部的白水江流域一带的崇山峻岭中，仍有“野马”出没。昭通“乌蒙马”是由三趾马、云南马以及这一区域的“野马”，历经长期演变进化，并经人工驯化而形成的优良马种。

乌蒙马属驮乘兼用马种。体格较小，身形匀称，行动敏捷，性情温顺。外貌特征如下：头部适中且平直，宽窄适宜。眼睛小而明亮，耳朵灵活，鼻梁挺直，唇贴合紧，腭凹宽。颈长适度，鬐甲高度、长宽皆适中，肩斜立且长度中等。背腰平直，衔接良好，比例匀称。胸部发育良好，宽度一般。腹部大小合适，肷部饱满。尻部倾斜，尾础稍低。四肢端正，关节、筋腱及系部发育良好，膝部和球节强韧。蹄大小适宜，蹄质坚硬。全身肌肉发达有力，皮肤柔软有弹性。被毛短密，鬃、鬣、尾毛长，距毛稍长，毛色以骝毛、栗毛居多。乌蒙马分为轻型和重型两类。重型马骨骼粗壮，四肢强健，肌肉发育良好，驮用性能极佳。轻型马骨骼质量适中，筋腱搭配合理，肌肉发育程度中等，体质结实，最宜骑乘。乌蒙马自古栖息于山大坡陡、沟谷纵横的艰苦自然环境之中。长期的磨砺，使其对山区具备广泛的适应性，善走山路和夜路。上山时攀登有力，遇陡坡滑路，懂得用尾巴辅助人维持平衡，机灵勇敢。下坡或跨沟、涉河时，能平稳跳跃或顺利涉水而过。乌蒙马听人使唤，令行则行，令止则止。其脚步坚实有力，行动敏捷，驮载能力强，驮载重量一般可达自身体重的三分之一以上。在长途行走中，公马一般能驮60—70公斤重物，母马能驮40—60公斤。乌蒙马驮载时的行进速度为每小时4—5公里，每日行程可达30多公里。

据相关史料记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养马业迄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从昭通市汉墓群出土的《人逐马图》以及“车马画像砖”等文物可见，秦汉时期，自僰道（今四川宜宾）至朱提（今昭通），乌蒙马便是主要的运输工具。汉代，今昭鲁地区不仅已利用当时“千顷池”周边丰茂的草原牧马，还将马作为役畜使用。发展至唐代，这一地区的养马业已有显著进步。到宋代，乌蒙马开始大量输入内地。当时，宋王朝为了抵御来自北方的武力进攻，迫切需要战马，于是在邕州（今广西南宁）、泸州设置马市。前往马市交易的多为水西、乌蒙一带的所谓“蛮人”（西南少数民族）。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志蛮》一文中对这些前来交易马匹之人的形象及生活习俗作过描述“：诸蛮之至邕管卖马者，风俗习气大抵略同。其人多深目、长身、黑面、白牙，以锦缠椎髻，短褐、徒跣、戴笠、荷毡、珥耳、刷牙，金环约臂，背长刀，腰驽箭箙，腋下佩皮箧，胸至腰骈束麻索，以便乘马……性好洁。”

宋代，朝廷从四川泸州、广西邕州等地购入马匹，送往饶州（今江西鄱阳）等地，设立牧监进行豢养与繁殖。然而，受限于南方气候与草场条件，牧监成效不佳，大部分马匹直接投入战争。如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朝廷“拨马三百马赐岳飞”“以百骑赐张俊”。这些由西南少数民族培育的水西马、乌蒙马成为抗金骑兵的重要战力，对于当时内地的经济和军事补给影响深远。

元代，蒙古族凭借骑射之术夺取天下，马在其夺取天下的进程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元王朝在亦奚不薛（蒙语意为水西）、乌蒙等地区畜养的马，被尊称为“国马”。这足以表明水西马、乌蒙马品质卓越，可与蒙古马相媲美。元政权于乌蒙设立“站赤”（驿站系统）时，选用的正是乌蒙马。彼时，今昭通市境内的乌蒙、芒部向中央政权“纳贡”，乌蒙马便是主要贡品之一。当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途经乌蒙（今昭通）等地时曾记载：沿途“环墙之城村甚众，是一出产良马之地”。他还提到，“云南省及广西高地产健马，躯小而健，贩售印度”，这里面自然包括乌蒙马。

明代，乌蒙地区推行土司制度。明王朝对乌蒙等地，除确定其赋税额度外，还规定了用于交换马匹的茶、盐、布匹数量：“乌撒岁易马六千五百匹；乌蒙、东川、芒部皆四千匹；凡马一匹给布三十疋或茶一百斤，盐如之。”由此可推断，当时乌蒙等地养马业颇为兴盛，这种茶马互市的易马方式，给当地人的经济生活带来诸多益处。然而，一旦爆发战争，明王朝依然会采购乌蒙马。例如，洪武十九年（1386年），明王朝派人前往乌撒等地（含乌蒙）购买马匹。此外，明朝还在乌蒙、东川等地设立“茶马司”，作为专门负责茶马交易的常设机构。到了清乾隆年间，朝廷对大关关河驿道和镇雄南广驿道进行大规模扩修。在“铜运”兴起后的一百多年里，当时昭通约70%的乌蒙马被调用。此后，关河驿道和南广驿道上“山间铃响马帮来”的兴盛景象一直延续至1958年。

1937年，蒋介石被迫抗日。同年8月，云南省主席龙云决定率先编成第六十军，开赴抗日前线。第六十军一八二师师长安恩溥原本驻防昭通（当时为旅长）。据安恩溥回忆：一八二师出发抗日时，有乘驮马七百二十一匹（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其中不乏乌蒙马。在驰名中外的徐州会战中，昭通人民和乌蒙马都立下了汗马功劳。总之，乌蒙人培育繁殖的乌蒙马，不仅是乌蒙山区人民骑乘、驮运物资的重要工具，而且自古以来还驰骋在抗击敌人的战场上，在反对民族压迫以及抵御日寇侵略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乌蒙马如同它的主人乌蒙山人（昭通人民）一样，在爱国主义的光辉史册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无疑是昭通人民的骄傲。

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下，在乌蒙山区的一些崎岖山道上，仍能看到雄骏的乌蒙马。它们跟随主人昂首奋蹄，穿行于昭通山乡。乌蒙马依旧是海拔1200—3000米的偏僻、高寒山区民众生活与贸易往来的重要工具。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任何机械车辆都难以完全取代乌蒙马在乌蒙山间的乘骑与驮运功能。遗憾的是，如今的乌蒙养马人，既不了解古人精湛的驯马术，爱马之心也远不及古人。

田雯在《黔书》“水西乌蒙马”条中评述道：“（马）水西、乌蒙最良。”汪宁生在《古代云贵高原的养马业》中也说：“在云南各族培养良马之中，尤以‘乌蒙马’最好，它和贵州的‘水西马’并称。”乌蒙马之所以品质格外优良，关键在于“牧驹”环节，即对幼马进行训练，其训练方法在《乌蒙马说》中有详细记载，值得如今的昭通人民深入总结研究。

“天下事，何以不由于学，而况马乎！”反过来说，马尚且需要如此，更何况人呢！乌蒙地区的人们自身也应当经历一个类似“牧驹”的磨砺过程，才能成为乌蒙好汉。故而特意撰写此文，并将《乌蒙马说》全文附于其后。

附：

乌蒙马说

田雯

盖马之良者为冀北，而渥洼之种，则“交龙”；大宛之马，则“汗血”。渥洼、大宛，皆西域也。水西、乌蒙，近于西。故多良马。上者可数百金，中则半之。其鬻于外者，凡马也。而其上者，蛮人爱之，不肯鬻，亦不频骑，惟作贼，临阵乃用之。蛮死，则以殉。

水西之马，状甚美：前视鸡鸣，后瞷犬蹲；膈阔、膊厚、腰平、背圆。秣之以苦荞，啖之以姜盐。遇署（暑）渴，又饮之以齑浆。体卑而力劲，质小而德全。登山越岭，逐电欻云。鄙螳螂而笑蝘蛥也。然胡凫臆肉，角兰筋。有马如此，不可谓非良矣。然而，未若乌蒙[马]之异也！乌蒙之马，体貌不逮水西，神骏过之，食苍筤之根，饮甘泉之水，首如碓，蹄如磨，齿背黄（广）以平。途试之夷，然不屑及。不善走而志在千里，隐然有不受羁勒之意。所以，英雄之才，不易测，而君子之道，贵养晦也。诘其故，惟善于牧之驹。驹始生，必保其母之饥渴，而洁其寝处。晓夕与俱，所以助其种，而便益厚其子之气也。生三月，择质之佳者而教之。执系其母于层崖之颠，馁之。移晷，驹故恋乳，不可得。倏纵之，则彷惶踯躅，奋逃腾踔而直上，不知其为峻矣。已乃，系其母于千仞之下，而上其驹。母呼子应，顾盼徘徊，而不能自禁。故驰之则狂奔，冲逸而径下，亦不知其为险也。如此数回，而后已焉。则其腾练矣，其才猛矣，其气肆矣，其神全矣！

既成陶，复绊其蹱，而曳之以齐。其足所投，无不如意。而后，驰骤之、盘旋之。上巉崖，若培𪣻履羊也！

天下事，何以不由于学，而况马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