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昭通·人文丨昭通碑刻史话

潘先林

昭通历史悠久，文化繁荣。西汉设朱提郡，银铜矿产，名扬天下；晋时其民好学，“号多人士，为宁州冠冕”；大姓独霸南中，与“夷帅”形成“百世遑耶”关系；清改土归流，“百余年间，文物声明（名）之盛，灿然与中州比隆”；民国称“小昆明”，有“搬不完的昭通”美誉；红军长征召开扎西会议，“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

在中国众多的“三省交界”地区中，昭通久负盛名，既是交通走廊、经济走廊，又是民族走廊、文化走廊，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上，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作出了突出贡献，产生了重大影响，具有重要地位。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昭通留下了丰富的用汉文、彝文等创作的文化典籍，同时也保留了数量众多的碑刻、壁画、账册等民间文献。汉代《孟孝琚碑》被称为“滇中第一石”“现存云南碑刻之最早者”，东晋霍承嗣墓壁画反映了夷汉文化的交融，唐代袁滋题记摩崖石刻享誉中外，为研究昭通区域历史与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有关云南石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我的老师——云南大学林超民为赵成杰编著的《云南石刻文献目录集存（初辑）》作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详细梳理了学术史脉络。他认为“云南石刻虽有云南地方特点，而与中华整体文化一脉相承”“足知云南先贤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不后于中原、华中、江南诸省”。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青年学者赵成杰，精研金石学、《尚书》学、《说文》学，对石刻文献整理倾注心力。他在云南大学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期间，研究方国瑜与云南金石学的发展，以《云南金石学发展史论》为题撰写出站报告。其间克服重重困难，开启云南访碑之旅，勤奋刻苦，广收资料；跋涉山水，往返奔波。在昭通期间，赵成杰得到了昭通市图书馆原馆长吴明俊的帮助，参观了张希鲁特藏；得到了张希鲁女婿杨海滨的帮助，看到了张希鲁捐赠总账。他“深深感叹这位云南学者在金石收藏方面独特的学术品格”，于是撰成并发表了《张希鲁：未被认可的考古学家》一文，宣传民国时期昭通区域文物考古的发展，肯定了张希鲁对云南甚至中国考古学的贡献。此后，赵成杰辑录云南金石9070种，梳理出云南刻工495位，纂成《云南石刻文献目录集存（初辑）》，成为云南全省石刻目录填补空白之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建超是云南石刻研究的后起之秀，山东省济宁市人，深受传统文化熏染。早年负笈京华，入中国政法大学研习法律碑刻。后入昭通学院，任历史学教师，又以优异成绩考入云南大学中国边疆学专业，从名师攻读博士学位。在云南期间，延续原有的学术兴趣，带领学生深入乌蒙大地，进村落、入田野、访耆旧，广收资料，释疑纠误，辨析考订。收集到昭通地区碑刻300余通，分门别类，深入研究，撰写相关论文，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及社会影响。

在此基础上，刘建超撰成《昭通碑刻史话》一书，共7章。该书立足碑刻文献，使用二重证据法，从历史学和民族学角度深入探讨昭通碑刻，讲述了昭通区域历史演进和地方治理的智慧与传统。这既有利于碑刻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也为昭通乃至云南的民族融合和地方建设提供了经验及启示。书稿兼具通俗性和学术性，有继承，亦有创新。经过相关专家的严格评审，该书入选2022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项目，并于2024年获云南省社会科学普及读物资助，得以公开出版。

2024年11月2日，刘建超到访著名的云南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对满目山河，他发出了“如何才能理解这片土地。我始终相信他应该是绿色的。贫瘠但不浅薄，荒凉却又丰盈”的感叹。我深深感受到了这位来自孔孟之乡的北方青年对昭通的理解与眷恋，并对他这种南北视野交融下的思考有了一种思想上的共鸣。于是写成以上文字，不敢言序，算作是对这位青年学者研究成果的介绍和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