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传统与激活经典

作者：刘红娟（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经典的生成是一个过程，不仅充满着重重因素参与的动态构造，也存在许多看似封闭实则开放的结论。大凡那些被看成不易之论的经典阅读，尤其是经典作品的阅读，封闭性和庸俗化的情况尤其普遍，其间既有割裂文本整体的孤立理解，也有为赋新词的中西牵强附会。对《儒林外史》严监生形象的读解就是典型。

一

在大众接受中，严监生往往是与西方的阿巴贡、葛朗台等齐名的“吝啬鬼”形象，而在文本世界里，严监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严监生原名严致和，《儒林外史》对严监生居家、持家之道皆有所交代，正面呈现其性格约略有三处。第一处是：“这严致和是个监生，家私豪富，足有十多万银子……他是个胆小有钱的人。”第二处是：“……不瞒二位老舅，像我家还有几亩薄田，逐日夫妻四口在家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当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第三处便是众所周知的“掐灯茎”的名场面。无论是正面叙述还是反面发露，直接写严监生的笔墨并不多。除此之外，小说还通过侧面衬托、对比来塑造严监生：一方面，根据夫唱妇随的逻辑，小说里另有两次借老婆王氏和赵氏来呈现严监生的生活状态。一次是妻舅王德和王仁到严监生家里赴席所见，另一次则是其妻子王氏病逝后妾室赵氏所言；另一方面，小说还从哥哥严贡生及其家庭生活来反衬严监生。严监生屡屡受严贡生的窝囊气，却没有太过贬损哥哥，为人厚道。严监生对自己的苛求，对妻子王氏生前恩爱情谊的顾念阑珊，对妾室赵氏的尊重，对庶出儿子的爱，对哥哥的宽谅，都表明他并非无情刻薄之人。严监生终其一生，周密小心的经营，一切按礼数出牌，苛刻律己，甚至节俭过度，然并没有巧取豪夺，处心积虑算计他人。然即便如此，他仍旧难逃哥哥欺凌逼迫。

二

严监生不但不是吝啬可笑之人，反而是令人同情的人。其可怜之处，恰恰是他的自尊自爱、自足自乐而不得。个中原因有他的懦弱，也是善良。严监生希图通过自保而想独善其身，想通过自己勤俭持家而富足自立的处世之道，终于也只能是个瑟瑟缩缩的梦想。这无疑是善良与道德的悲剧。严监生既然并非可笑之人，其勤俭持家之举即便略显苛刻，也不宜归于吝啬。中国素以勤俭持家为美德正道，而吝啬是指该花不花，爱财如命；吝啬多指向他人，节俭则是律己。

翻遍《儒林外史》，严监生充其量不过是节俭成性，但仍属物理人情。严监生“家有十多万银子”乃分家时所得。严监生确为有钱人，但他的节俭过度，也只对自己苛刻。夫人王氏生病，用药也十分舍得，并不缺乏人参之类的贵重药材。他虽有钱，但也没有理由为哥哥包圆善后。哥哥贪婪且好吃懒做，他也愿意为其拆烂污、擦屁股、兜破事。这里或许有怕麻烦的因素，但起码也说明他于钱财与亲情之间的轻重取舍，仍有伦理大义存焉。可悲的是，胆小善良的严监生试图用钱财消解烦扰的做法，没有获得哥哥回报和支持，没有博得舅爷的真心庇护，更没有得到所在社会环境与制度的呵护。相反，他试图自足自乐的生活，始终处在他人虎视眈眈的威胁与困扰中。

临终之际，面对满满当当挤了一屋子看热闹的人，面对五个如生狼一般等待着抢夺家产的侄儿，在生命最后时刻，严监生的苦心孤诣，以赵氏的“挑灯茎”名场面理解而告终。对身家不小的临死之人而言，面对一群围观群众的热闹，揆诸人情，严监生的所思所想大概只能是绝望。在这个意义上，真真是枉费灯油。然而，严监生感受的枉费灯油，与赵氏理解的两茎灯草费油，显然冰火两重天。就此而言，后世对严监生的吝啬鬼形象论定，不仅违逆人性、苛刻人情，而且严重拉低了文本的审美境界，将饱满悲悯的心灵世界感喟，下沉为庸俗封闭的苟且日常。严监生生前确为有钱人，也是胆小善良节俭之人，但有钱而节俭并不是罪过，不应该天然受到伦理道德上的另类处理。此时此刻，严监生不过就是一饱受欺侮的普通人。而善良柔弱的人被欺侮嘲弄，人世的悲哀莫过于此。因而，将勤俭自律而柔弱的严监生，称为充满伦理与社会偏见的吝啬鬼，是极其不合理的。

三

经典总是耐人寻味。对严监生的形象认识，也一直在变动之中。人们对于严监生的大众认知，不仅仅是吝啬鬼，而且还逐渐成为一个中西参照视野下定格的吝啬鬼形象。

1980年陈美林在《光明日报》发表《也谈比较文学史》，为了赋予文学史“比较”的视野，揽镜自照，首次将严监生与莫里哀《悭吝人》的阿巴贡相提并论，凑泊成中西文学史一对典型的吝啬鬼形象。严监生的吝啬鬼形象从此似乎走向世界，并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并不久远的认识。但1994年，陈美林在其出版的《〈儒林外史〉人物论》一书中，就已经改变了这一观点。他朴素地把严监生定位为“胆小有钱”的人。

不仅如此，在普及知识传播层面上，严监生的形象也在回归人情物理的道路上前进。姑且以三套权威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为例。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严监生临死因点了两根灯草而迟迟不肯断气，严贡生发病闹船家等精彩描写，都因合理的夸张，而取得强烈的讽刺艺术效果，从而更真实地暴露了问题的本质，起着深刻的批判作用”。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指出，“严监生是个有十多万银子的财主，临死前却因为灯盏里点着两根灯草而不肯断气。然而他并不是吝啬这个概念的化身，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虽然悭吝成性，但又有‘礼’有‘节’，既要处处保护自己的利益，又要时时维护自己的面子……一毛不拔与挥银如土贪婪之欲与人间之情，就这样既矛盾又统一地表现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章培恒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注意到艺术不外乎人情，文中写道：“吴敬梓的眼光是十分尖锐的，但他并不缺乏对社会中平凡人物的理解和同情……像严贡生的同胞兄弟严监生，临死时因见灯盏里点了两根灯草，便伸着两根指头不肯断气，这一细节常被举为讽刺吝啬鬼的例子，但作者其实也写到他为了把妾赵氏扶为正室，舍得大把大把地花银子。两相对照，显得这位严监生既可怜又可笑，却也颇有人情味。”有意思的是，张隆溪2024年11月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对《儒林外史》的评价，也肯定其“对小说中不幸人物的讽刺，亦不无怀着同情的理解”。

从游国恩、袁行霈、章培恒到张隆溪，从国内文学史到国外文学史，对严监生这个人物形象，从中西吝啬鬼典型的中国代表的定位，渐变到“胆小有钱”的可怜人的还原，可见经典阐释丰富性。严监生的解读形态，经历了“被讽刺的本质化的人物”——“有丰富个性的人物”——“有人情味的人物”的变迁，人们都在逐步端正着对严监生的认识，但仍旧存在着对严监生阐释的两难困境，没能在解释人物“人情味”和“性格矛盾”中大胆彻底走向人性与艺术性交缠的“善”。

四

经典与阐释的变动，往往意味着人们对生活与艺术丰富性的渐进认知。吴敬梓对比着写严贡生和严监生，公心所向很明白——贬严贡生、褒严监生，其用意绝非仅仅讽刺吝啬鬼。较之严贡生的巧取豪夺、贪婪无耻，严监生更让人同情。一方面，把严监生理解为吝啬鬼，严重降低了《儒林外史》艺术追求，僵化、浅薄化了高度浓缩的艺术片段理解。另一方面，严监生形象的艺术思想内涵得不到深究，反而在大众趣味和世俗压力的双重遇合下，成为非常庸俗的经典化阅读，被不断以符号化形式流传于阅读共识中。

大众消费时代的阅读，往往充斥符号和概念化的阅读风险，一方面高度化约经典蕴藏的诗心文心，另一方面也加速趣味层面的平庸认同。严监生被简化、丑化为中国吝啬鬼，就是一个经典阐释中封闭性与庸俗性交织的典型。它不仅割裂了文本的血脉贯通的艺术生命，更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美德的鲁莽灭裂的理解。众所周知，西方吝啬鬼形象往往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物欲横流的语境下，基于艺术讽刺与文学批判的考量，艺术家由此展开对人性贪婪的夸张化形象塑造，如葛朗台、阿巴贡等。相较而言，严监生这种“胆小有钱”的中国人，并不存在与西方吝啬鬼同一层次的思想和社会文化语境的考量，简单中西并置一说，将严监生泛化为与西方相映成趣的中国吝啬鬼形象，不过是姑妄言之，细细思量则并非如此。

中西文化传统、社会语境多有差异，经典阐释尤其要注意体贴文心与人心的民族传统与审美差异。中西吝啬鬼的理解固然如此，而学术史上此类问题，如史诗问题、民俗问题，亦概莫能外。如此说来，严监生“吝啬鬼”的文学待遇与生活反讽，并非仅仅是某一经典与人物的赏析与理解，值得深长思之。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