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昭通·理论丨走向辉煌：洛甫在扎西会议前后

扎西会议，包括1935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在行军过程中，于云南省威信县（驻扎西镇）境内不同地点，接连举行的3次政治局会议。即5日在水田寨花房子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洛甫担任总书记；7日在大河滩庄子上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洛甫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得到通过；9日在扎西镇江西会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向全党全军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和中央精神。

这一过程是洛甫走向辉煌的人生高光时段。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云南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有很多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这些革命传统和动人故事当中，自然包括扎西会议，一批领导成员尤其是洛甫的事迹，值得深入研究和讲述。而以往论著对洛甫在扎西会议前后所发挥的作用，肯定和分析均显不足，对其个人经历、学养、性格和作风等所产生的影响，更是缺乏考察。

一、洛甫在遵义会议上发挥的导向作用

洛甫，即张闻天，1900年生于上海。早年曾就读于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五四时期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受当时年轻学子出国热的影响，1920年，他先后到日本东京、美国旧金山等地学习和工作。1925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曾任教师和翻译。1931年初回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这年9月，同样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博古，主持在上海成立的临时中央，洛甫成为政治局成员和常委。临时中央从上海转移到江西后，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召开，洛甫当选政治局委员、常委。从简历中可知，洛甫有着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历，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信任。因此，中华苏维埃“二大”上，洛甫被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总理）。

国民党军队在第五次“围剿”中，调集重兵向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进攻。博古听从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意见，不顾洛甫和毛泽东等人的反对，集中红军主力，与数量和装备都明显占优势的敌人打阵地战，致使红军遭受巨大消耗，被迫放弃广昌。

长征出发后，洛甫与毛泽东和王稼祥讨论、分析反第五次“围剿”以来的失误，三人认识不断趋同，并开始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批评军事指挥中存在的错误。1934年12月，在湖南通道举行的紧急会议上，洛甫等人支持毛泽东的提议，向敌人势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否定了继续去湘西的错误主张。几天后，在黎平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的建议又得到了洛甫等人的赞同，会议确定了红军向川黔边地区发展的方针。而后在瓮安县的猴场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和洛甫等人再次否定李德、博古主张红一方面军回师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会议决定，以后红军的作战方针、时间、地点等，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实际上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经过上述几次会议，在毛泽东和洛甫等人的努力下，许多领导成员及红军将领对中央的军事指挥错误有了清晰的认识，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召开，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博古主持会议，并首先作了关于反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而后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

接着，洛甫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博古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批评博古对失败原因的总结。由于洛甫的发言与博古的报告的基调明显不同，被称为“反报告”。

随后，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和候补委员王稼祥先后发言，明确赞同洛甫的观点，由此改变了会议的导向。经过激烈讨论，除少数同志外，政治局成员大多认同洛甫的“反报告”，并得到了与会的红军将领的呼应。参会的政治局常委陈云曾说：“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

洛甫的“反报告”，对推动遵义会议向着纠错的进程，产生了积极且有利的影响。由此，会议作出四项决定：1.毛泽东同志当选为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可见，洛甫在遵义会议之前，已经通过自己的思考，较早地认识到了党的领导存在错误，这与洛甫的理论和认知水平较高，又能够听取和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密切相关。所以，毛泽东肯定洛甫：“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

二、洛甫在花房子常委会议上担任了总书记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开始向北转移。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准备在四川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红一军团到达赤水河以东地区，便遭遇强敌。1月28日，面对红军在土城的失利，军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撤出战斗。当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鉴于敌情变化，考虑到原来的北渡长江作战计划已经无法实现，提议红军西渡赤水转移，得到洛甫、朱德等人的支持。

1月29日拂晓，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不料又遭遇川军30多个团的沿江阻挡，红军仍然无法北渡长江，只能避实就虚，向云南威信一带行进。2月4日（农历正月初一），中共中央进入威信县境内，此时洛甫提出“变换中共中央领导的问题”。据周恩来回忆：“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可见，此前还是博古任总书记。

2月5日，在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根据遵义会议提出的第3项，“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议定由洛甫取代博古任总书记，并明确毛泽东“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真正开始恢复其对红军的指挥。而博古的分工，是担任总政治部的代理主任。

据遵义会议参与者杨尚昆回忆：变换领导人的原因，是离开遵义之后，毛泽东在土城战斗中指挥红军遇挫，被迫转向扎西。面临外有追兵、内部新的军事指挥又遭怀疑（其中包括博古）的困境，洛甫再次挺身而出，提议改变领导，并临危受命接任了总书记。

另据刘英回忆，政治局常委分工后，博古移交了装有文件、印章等象征中央最高权力的几副挑子，解决了遵义会议提出的常委分工问题。

综上，就能真正理解和讲述清楚，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遵义会议是“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三、洛甫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在庄子上通过

2月7日，在威信县大河滩的庄子上，洛甫作为新的领导，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完成了在遵义提出的第2项任务，讨论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开篇就明确指出：博古在遵义会议上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第一，离开遵义和一渡赤水期间，洛甫起草了遵义会议的决议。第二，洛甫担任总书记后，有利于《遵义会议决议》的讨论和通过。第三，现有的一些论著，不仅没有提及扎西会议，反而想当然地认为“遵义会议通过了决议”。历史事实应该是，庄子上的政治局会议召开之前，尚未讨论决议的文稿，更遑论“通过”和“传达”。第四，在这次政治局会议后，党中央立即决定，派出代表找寻共产国际的关系。所以，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再进遵义的当晚，洛甫便交代潘汉年完成此项任务，而后又派出陈云，两人先后经上海赴莫斯科。这是因为在扎西，确定了党的军事路线和领导人的变换，需要尽快向上级——共产国际汇报。潘汉年和陈云之后的行程，也足以证明这一点。

花房子的常委会议和庄子上的政治局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直接延续，也是洛甫走上领导岗位的过程。没有在扎西地界的这两次会议，遵义会议将是一次议而不决的会议，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内容可以向上“汇报”或对下“传达”。所以，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拓展和完成。

笔者认为，正如中共一大的召开，虽说在上海进行了许多重要的议程，但由于形势所迫，最后是代表们到嘉兴的南湖继续开会，才为标志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大画上了句号。因此，同样有理由说，扎西会议对于遵义会议的意义，恰如南湖会议与中共一大的关系。

四、洛甫在扎西镇开始传达《遵义会议决议》

中央红军于1935年2月8日向西行进，抵达扎西镇。9日，在江西会馆，洛甫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立即向全党全军传达遵义及近日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和精神，并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建议，明确红军回师，向东二渡赤水。

10日上午，首先由洛甫开始，在扎西镇的红军干部会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而后，如陈云所记：“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只有政治局的常委，才有资格到各军团直接传达决议。因为其他的政治局成员，并没参与在扎西的所有政治局会议，尤其是花房子的常委分工会，所以，陈云的记述中只列了三个常委“到各军团干部会”，决非偶然。

10日当晚，朱德总司令发出《关于我军由扎西向雪山关进军的指示》：在扎西地域攻击敌人“是不可能亦不适宜，而应迅速脱离川敌与滇敌之侧击，决于明十一日起……争取渡河先机，并准备与薛岳兵团及黔敌为主要作战目标。”接着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24日击败黔军，次日夺取娄山关，28日重占遵义，并先后围歼守敌和赶来支援的敌军。中央红军不仅突破川滇之敌的围困，开始扭转一直被动的战局，而且歼敌数千，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捷，成为红军走向胜利事实上的起点。为此，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诗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3月4日，洛甫提议，毛泽东担任前敌司令部政委，直接指挥红军。10日，苟坝会议又讨论了毛泽东关于成立“三人团”负责军事指挥的提议，由于主持人洛甫的支持，大家讨论认为，军事行动需要集中指挥，若由政治局开会直接讨论军事行动，不利于应对战情的瞬息万变，最后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即“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行动。16日开始，红军在茅台一带三渡赤水，虚张声势向川南前进，再造北渡长江假象，而后回师四渡赤水，完成了南下乌江的行动，成功地走出了困境。

五、有关洛甫几个应当说明的特点

从扎西镇召开的3次政治局会议来看，洛甫正是在此期间，迅速走到了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最前列。而使他走向顶峰的过程，除了许多研究和资料所言，是当时的形势所迫之外，洛甫自身所具有的几个突出特点，也值得探讨和充分肯定。

首先，就洛甫个人的素质和见识而言，在遵义会议之前，就通过和毛泽东等人的交流，并根据自己的思考，认识到党中央领导存在的错误。这表明洛甫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认知水平，而且有着勇于公开批评和努力进行纠正的胆略，表现出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意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党员干部要能够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这种意识和素质，从洛甫走向辉煌的过程中，能够明显看到。

其次，洛甫具有的胆识和担当精神，使他在长征开始，就能够听取和集中毛泽东、王稼祥等人的正确意见，公开批评错误，并在遵义会议上，率先对博古的报告进行系统反驳，之后又负责起草决议，还在“鸡鸣三省”提出变更领导、担任总书记等等。这些批判和变换共产国际既定的方针、路线、负责人等举措，从共产国际的角度来看，都是胆大妄为的擅自行动，在其领导下的各国党内，极其罕见。因此，扎西会议前后的一系列变化，必须尽快报告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或认可。洛甫于关键时刻几次挺身而出，并接任总书记，可知他所面临的巨大政治风险，他的勇于担当，确实值得称赞。

再次，洛甫行事的民主作风也不可忽视，有勇气并不等于处事可以专断和蛮干，由于拥有丰富的经历和学识，他待人谦虚平和，能够听取不同的意见。在扎西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后，洛甫就开始改变原来博古一味依赖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专断，认真对待各种意见，尤其重视毛泽东的建议，并给予支持。比如，洛甫在扎西镇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采纳毛泽东回师贵州的主张；重占遵义后，洛甫提议毛泽东为前线总指挥，中共中央再次进驻遵义后，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每天要召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洛甫提议要我为前线总指挥……以后组成三人团（毛周王）领导。”使其直接指挥红军；苟坝会议上，他赞同毛泽东建立新三人团的提议。

最后，洛甫曾经在日、美、俄诸国学习和工作过，通晓日语、英语、俄语等多种语言，并具备相应的知识素养，有助于党中央能够尽快顺利地完成纠错和变换领导。洛甫在帮助党和红军摆脱困境的过程中，自身也走向辉煌的故事，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坚持科学决策，就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全党智慧。”

讲述这些故事，意在肯定洛甫当时所发挥的作用，确实并非其他人可以替代。因此，在中共中央和红军面临巨大危机的转折之际，不能忽视洛甫的事迹，而他自身所具有的一些特点，有利于伟大转折的实现，也是促成其一生辉煌时刻的优点。详细讨论和充分肯定洛甫在扎西之业绩，不仅可以使历史研究进一步深入，丰富“百年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还能够推动宣传工作的科学化，进一步落实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

（作者简介：张劲，男，1959年出生，浙江东阳人，1982年8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现任上海杉达学院特聘教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等。)

上海杉达学院：张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