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昭通·专题丨红日照扎西

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扎西成就了一段辉煌的历史。扎西东与四川叙永、古蔺接壤，南与贵州毕节、云南镇雄相连，西与云南彝良和四川筠连交界，北与四川珙县、兴文毗邻，素有“鸡鸣三省”之称。1972年7月5日，周恩来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讲道：“我们在扎西川滇黔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了，张闻天当总书记，我的印象很深。”周恩来所讲的，正是水田寨花房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1935年1月，在中国革命处于最为紧迫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敌情和黔北地区的基本形势，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领导权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计划消灭土城之敌后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由于低估了敌人的兵力及战斗力，土城一战受挫，被迫从猿猴场、土城一带渡过赤水河，继续寻找战机北渡长江。此时，蒋介石也察觉出中央红军的意图，集中了36个团的兵力沿长江、金沙江布防，又以12个旅的兵力尾随追击，其他各路敌军蜂拥而至。中央红军丧失了渡江的条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果断决定，“要迅速脱离当前之敌并集结全力行动，特改定分水岭、水潦、水田寨行动，扎西是总的行动目标。”于是，中央红军分6路迅速向扎西地域集结。

1935年2月5日，中央红军军委纵队从川南石厢子转移到敌人势力相对薄弱的扎西地域水田寨，红军总部驻扎在水田寨的花房子、高坎、芭蕉湾、楼上一带。这是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次踏上云南的土地。

2月5日傍晚，在水田寨一栋门窗雕刻有花草的房子里，亮着一盏马灯，墙角放着一副挑子，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陈云、博古5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围坐在由两张八仙桌拼成的桌子四周的长凳上，就常委分工和战略、组织问题进行研究讨论。

周恩来主持会议，大家认为盲目的、不顾实际的堡垒战、大规模正面作战，是“左”倾冒险主义不知中国革命特点的蛮干，是不顾客观规律的乱干，洋顾问李德固然有错，但博古同志也要负大的责任，不能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摆设。

博古听了发言后有所触动，但思想疙瘩还没有完全解开，他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烟一支接一支地吸，慢条斯理地说：“遵义会议后，我也进行了反思，的确，撤出中央苏区后，中央红军一路受挫，损失惨痛，我应负主要责任，但不是完全责任。按惯例，常委分工这样的大事，需报共产国际批准才行。”

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需要专门的密码电台，但这部密码电台在长征途中已损坏，导致与共产国际中断了联系。要等到共产国际批准同意才能换帅，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毛泽东一听博古的发言，声音顿时提高了许多：“博古同志，你现在考虑的不是当不当总书记的问题，而是把职务交出来的问题。中国革命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解决！”

周恩来、张闻天、陈云从实践中看到了毛泽东的雄才大略，竭力推举毛泽东为党的总负责人，博古也同意其他同志的意见。

但毛泽东却意味深长地说：“这副担子不轻啊，还是闻天同志更适合。闻天同志能总揽全局、发扬民主、团结同志，又敢于独立思考，敢于系统地提出与坚持自己正确的政治见解与理论见解，难得啊。”

毛泽东离开座位来到博古身边：“博古同志说的也有道理，我们不得不顾及共产国际那边，闻天同志是留过苏的，共产国际那里也好有个交代。我嘛，也不能闲着，可以协助恩来同志负责军事。博古同志理论水平不低，在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重伤病还未康复期间，建议博古同志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之职。”

在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斗争中，毛泽东对张闻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打心眼里敬佩，说服了大家，共同推举张闻天来做党的总负责人。

常委们的肺腑之言，对博古来说是个震撼，解除了他半个月以来的心理阴霾。“我现在也想通了，今后分配我做什么工作都可以，我不会有任何思想包袱，保证完成任务。”

此时的博古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变得成熟了。

毛泽东凝视着博古，百感交集，感慨地说道：“博古同志也是一个顾大局、讲原则、有组织观念的人嘛！”

常委会经认真研究，决定撤销博古的职务，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周恩来与朱德仍为最高军事首长负责指挥军事，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陈云继续担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

会议还研究了中央红军目前的行动方针，讨论了中央苏区的战略及组织问题，决定中央红军在不可能渡江时，“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并以“万万火急”电告项英转中央分局：“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

随即，博古把象征权力的中央委员会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印章、中央书记处条形章以及一副“挑子”移交给张闻天，完成了权力交接。

张闻天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地位，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核心领导地位，开始了张闻天和毛泽东互相配合、领导全党全军的新格局。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博古交权的这一天，恰逢农历立春，大自然的春天到了，中国革命的春天也到了，红日普照扎西大地。

2月6日至10日，中央政治局又先后在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召开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土城战役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敌变我变和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方针；对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和目前的行军线路进行调整，作出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决定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在川滇黔边区创造新苏区根据地，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会议讨论通过了张闻天受遵义会议指定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定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到中央红军各军团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决议》精神。会议还研究了中央红军精简、缩编、轻装、扩红问题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问题，批判了原来那种甬道式搬家的做法，对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和组织问题作出指示。

水田寨花房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大河滩庄子上政治局会议、扎西镇江西会馆政治局扩大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成熟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遵义会议的召开中产生，在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后实际形成。

中央红军集结扎西，蒋介石始料不及，他断定中央红军还将北渡长江，便再次调整部署各路敌军，重编序列，委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为第二路军总司令，任命中央军薛岳为前敌总指挥，下达在川、滇、黔三省接合部对中央红军形成新的包围部署，企图把中央红军消灭在川、滇、黔三省接合部。几十万敌军气势汹汹地向中央红军扑来，形势十分严峻。

中央红军集结扎西、大河滩一线及其附近，一边准备作战，一边开展扩红。进驻扎西的中央红军纪律严明，红军宣传队走街串巷，用标语、歌曲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打土豪，分田地”“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标语格外醒目。公审处决残害欺压百姓的民团团首肖尊武，扎西人民扬眉吐气，欢呼雀跃，领回了红军打土豪没收来的粮食、布匹、盐巴和毛边猪肉。3000多名扎西青年踊跃参加红军，涌现出了母送子、妻送郎的感人场面。参加“围剿”中央红军的滇军官员叶天荣也投奔了红军，他说：“中国的出路在于共产党、在于朱毛红军！”

随后，在敌军摸不清红军意图，处于扑朔迷离之际，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引下，从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5日内连克桐梓、遵义，击溃黔军王家烈部8个团、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2个师，缴获枪支2000余支、俘敌3000余人，取得了遵义战役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上明确负责军事指挥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

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的扎西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党和红军实现第一次伟大历史转折的指挥部，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

通讯员：翟昭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