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昭通·人文丨走近古城⑫ 保存在街巷里的宗教文化

昭通古城不大，历史不长，文化形态却很丰富，教堂、寺庙的出现使这座古城有了一些外来的宗教文化元素，也成为今天古城保护中不可忽略的文化业态。

古城里有两条街很清静，至少现在是这样，一条街叫集贤街，另一条街叫毛货街。

但在清朝晚期和民国初年，这两条街的受关注程度不亚于其他的正街，究其原因是这两条街上有了教堂的出现。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云南沦为法国的势力范围，为了掠夺云南的财富，法国人甚至修通了滇越铁路，长驱直入。从西部的高黎贡山到东北部的乌蒙山，英国、法国派出传教士，远渡重洋，从长江（扬子江）口乘船而上，到云贵高原传教，位于云南省东北部的昭通同样难以幸免。今天还能看到昭通古城区陡街、西街上的商铺明显是法式风格。

早在清雍正八年（1730年），法国天主教的传教士就到了盐津龙溪一带传教，清光绪六年（1880年）前后，又一批金色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的西部。在众多传教士中，最具影响力的是1888年2月到达昭通的英国传教士柏格理。

传教士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先是发展教育和医疗。通过兴办学堂，让当地人学习英语、算术、几何，目的是让传教对象听懂他们的语言，并接触自然科学。1898年2月，柏格理夫妇在昭通城东部的集贤街开办中西学堂，教授地理、算术、卫生等学科知识。1902年，基督教会又在昭通城东郊修建校舍，开办中西学堂、宣道学堂，最后定名为明诚中学，也就是后来昭通地区第二中学的前身。

以柏格理等人为代表的基督教徒，就是当年的循道公会。他们在昭通、会泽一带宣传戒鸦片、禁缠足等新的社会风尚，这对社会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而更早进入昭通的是天主教。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天主教在大关、盐津一带的偏僻乡村设教堂，开展传教活动，后来逐步向昭通城区发展，在恩安县城设立总堂，在昭通城外的小李子园设立小经堂。毛货街的天主教堂就是其中之一。

毛货街有老毛货街和新毛货街的区分。老毛货街在原来的县府门前，现文渊街中段，后又名和平街、文化街。大约在清真寺及天主教堂建成后，又改名为现在的毛货街。我们这里说的是新毛货街，即靠近陡街和丰乐巷的这一段。

基督教和天主教最初的传教进程比较迟缓，前来学习的人并不多。不过，他们开办医院，推广新型医疗（西医）服务，为群众治病，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也使得他们在乌蒙山片区立足下来。

1902年，基督教会的路易斯·萨温等人在昭通创办了福滇医院，为产妇开展新式接生的方式，推行外科手术、麻风看护等医疗技术。他们还推荐优秀人才去成都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继续深造。天主教则在昭通城内开办了惠东医院、加美禄医院、仁爱医院、惠民医所、昭通麻风医院等医院。1955年，政府部门对这些医院进行接管，将福滇医院、惠东医院和原中心卫生院合并组建昭通专区医院，也就是现在的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基督教和天主教在昭通推行的医疗事业，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地方的社会事业发展。

在集贤街，循道公会建起了教堂，开办了教会学校。1904年7月，有几个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的苗民到集贤街求学，他们的行动感动了柏格理。之后，柏格理把传教中心转移到威宁县的石门坎，为苗族同胞授课。在那里，柏格理把传教事业发扬光大，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西方传教士的看法。

从宗教的角度看，昭通古城还有其他一些宗教形态的存在。比如，在毛货街，伊斯兰教也占有一席之地。毛货街天主教堂的对面修建了清真寺，后来，在南门的东升街，又修建了更大的清真寺。穆斯林群众在清真寺做礼拜，回族同胞就近经商，并做些生意，卖清真饮食，这也使得昭通城更加热闹，助推了城市的发展。

至于道教和佛教，在昭通也有传播，但总体上处于式微状态。原来位于居仁街的老君庙，就属于道教，在城内很有影响力。但道教和佛教的传播更多的是在城外，比如大龙洞道观、下排街的静心禅院、葡萄井观音寺、新民村的观音庙等，对昭通古城的影响总体来说比较小。

在古城保护开发过程中，这些外来的文化元素对城市的形态和居民的生活方式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今天，西式医院多数已搬到城外，西式学校的影响力也在逐渐减弱，基督教会、天主教会已被纳入管理，但过去传教士建起来的教堂还在，它们的存在增添了古城的文化业态。

昭通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曹阜金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