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昭通·人文丨千年风云归一统

2024年3月，国家民委编辑出版《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一书，其中昭通盐津豆沙关“唐袁滋题记摩崖石刻”入册。吾曾数次有缘观瞻“袁滋题记摩崖石刻”，每每驻足，必净手抚沿、静心参悟，继而俯仰古今，辄为之感奋而不能自已，从中感受那份厚重的历史底蕴以及各民族间的和谐与共生。

拂去历史尘埃，遥想当年，大唐与南诏民族共盟永世修好之往事，仿佛历历在目，震撼人心；穿越时空而久久回响的铮铮誓言，犹在余音绕耳。袁滋当年奉命持节赴滇出使南诏，创下不朽之功勋，其时题记曾于瞬间写就，而如今只有空谷之风声、水声、汽车鸣笛声、游人足音，还有火车飞驰呼啸…… 在诉说着这块摩崖石刻的千年历史。

（一）

历史转眼成烟云，唯有文物存后世。“唐袁滋题记摩崖石刻”位于盐津县城西南15公里之豆沙关，紧邻G85国道。此处为秦汉以来中原通往云南的重要通道，山川险阻，绝壁高崖形成天然的屏障，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大自然鬼斧神工，劈就了锁滇扼蜀之雄关天堑，成为四川进入云南的交通要道，秦、汉时期五尺道的要隘。因其对岸壁立千仞的石岩，被关河一劈为二，两座陡峭的山峰拔地而起，绝壁对峙，犹如两扇推开的巨门，扼锁古代滇川“咽喉”要道，故亦称“石门关”，意即“天开石门”。关隘城门之上题刻仍为古时“石门关”3字，关楼上亦嵌刻有“锁钥南滇，扼守西蜀”字样，足以说明石门关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站在石门关口向南眺望，蓝天白云，大地苍茫，时见山鹰飞过。秦五尺道遗址、关河水道、昆水公路、内昆铁路、水麻高速，5条交通要道并排呈南北走向、高低错落汇聚于眼前。千古雄关，川滇要津，文脉传承，商贾云集。雄关漫道，弘扬人文底蕴。2000多年风云际会，历史悠长旷远、深邃厚重，留下了许多历史传奇。杜宇率部族从朱提出发，金戈铁马，气吞山河，北上成都，建立蜀国；诸葛亮挥师彩云之南，由此入滇，征服各部落，上演“七擒孟获”的千古传奇；“元跨革囊”中忽必烈采取迂回包抄战略，经此用兵突袭，南宋猝不及防、土崩瓦解，方建立元朝大业；明太祖平定云南，数十万将士由此南下，浩浩荡荡，开疆拓土。近代护国军北上、云南王龙云的崛起，都曾走过这条道、闯过这道关。

南诏叛唐之时，此处封关长达40余载，直至唐贞元十年（794年），袁滋一行奉命持节赴滇，出使南诏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途经此地，石门关才得以重开。为纪其行，“袁滋遂题记摩崖石刻”于石门关西侧岩壁之上，铭记下当年“南诏王归唐”之峥嵘岁月。“唐袁滋题记摩崖石刻”已历经千余年之久，仍清晰可见，字迹完好，首尾可读。全文8行，直下左行，共122字。除末行“袁滋题”3字为小篆外，其余7行均为楷书。楷篆相间，记录了袁滋一行人之行程与目的。文中不仅列有使团成员名单，且专门提及“奉恩命赴云南册蒙异牟寻为南诏……”明确使团此行之任务，成为记录和研究唐代民族关系史之珍贵实物，亦反映唐代官员之职责及使命，不仅处理国之政务，还承担文化交流与外交活动之重任。

（二）

“唐袁滋题记摩崖石刻”仅寥寥百余字，所记只为随行官员出使南诏之事，所刻岩石亦是一面僻处南疆的摩崖，但此方“题记”却成为大唐置于云南的一道印信，证明早在大唐时期，南诏就已纳入中国版图。“唐袁滋题记摩崖石刻”为大唐册封南诏最直接的“官方记载”，将华夏之线条深深钩嵌于西南之边陲大地，印证史料之真实，补充史书之不足。成为研究云南古代史的重要史料、反映边疆与中原关系之重要见证，也是对当时政治、军事和文化交往之实物见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从袁滋当年所作题记中，不仅能了解唐代官僚制度之运作，亦可感知大唐对边疆稳定和文化交流之重视，为研究唐朝历史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对理解当时的人文历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史学界皆称“袁滋题记摩崖石刻”为“民族友好之标志”，亦是唐王朝与南诏改善关系、重新修好之重要标记，为南诏史研究之重要史料。至此，南诏与朝廷40余年对抗之局面宣告结束，大唐与南诏友好得以恢复，政治关系日益密切，“袁滋题记摩崖石刻”成为珍贵的物证遗存。其对于唐朝与南诏之历史意义重大，为当时封建统一国家中央政权与南诏地方政权关系史的一项重要实证文物，亦是唐贞元年间，中原、巴蜀与云南交通史之真实碑记。

历史于此狭窄之空间，曾有太多选择与结局。当年，袁滋领命于历史节点，身负朝廷重任，行于五尺道上，前途未卜，内心难免充满焦灼。袁滋少年之时，便才华显露而出众，受命朝廷而持书赴滇，修好南诏与大唐隔绝已久之关系，实乃涉及国家疆域稳定之重大使命。瘴烟蛮荒之边地，路途遥远，必布满险阻，袁滋却能欣然赴命，历经数月，艰难跋涉，千里迢迢，为修好民族关系，完成统一国家、安定边疆之大业，功垂青史、流芳后世，遗泽百代、千秋不灭。

看中国千年历史，云南曾与中原王朝有过一段分治现象，然于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始终与中原地区保持密切联系。“唐袁滋题记摩崖石刻”乃西南边疆文献中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有“维国家之统，定疆域之界，鉴民族之睦，补唐书之缺，正在籍之误，增袁书之迹”等诸多重大历史作用。袁滋出使南诏，史册灿然详备，《旧唐书》《新唐书》《蛮书》《资治通鉴》等典籍皆有记载，其中唯唐人樊绰《蛮书》述之尤详。然与《云南志· 程途篇》等诸书中记载史实、年代、当事人等多有相互矛盾之处，亦不乏文字讹误、歧见旁出之情况。“唐袁滋题记摩崖石刻”天地恒久，为南诏内附归唐之实物证据，既补得唐书之缺，亦正其他载籍所误记，至为珍贵。

（三）

南诏归唐内附，袁滋持节册封，使南诏“远怀圣化，北向请命”，此乃“安边陲、兴国事、利民生”之大事。袁滋“赐金紫，持节往”，衔命出使而建不世之功。时以文章进身而高居谏官之职的权德舆（后任宰相）因此盛事激动不已，遂展笺濡墨，挥毫即作五律《送袁中丞持节册南诏》，诗曰：“西南使星去，远彻通朝骋。烟雨僰道深，麾幢汉仪盛。途轻五尺险，水爱双流净。上国洽恩波，外臣遵礼命。离堂驻驺驭，且尽樽中圣。”

此诗铺陈有致、蕴藉深沉、热情澎湃。权德舆仍觉难以就册封南诏一事而畅言“仁者之大仁，智者之大智”，故又另作“序文”，曰：“国家用文教明德怀徕外区。今年春，南诏蒙异牟寻纳忠内附……方帅条其功实，闻于天子，乃择才臣，以宣皇仁。于是诏工部郎袁君，加中宪之重，被命服之责。将行，又拜祠部郎中，有司具仪法，持节册命，所以新其号而厚其礼也。中丞端淳而清，文敏而诚，才以周物，智以达变。识柔远之五利，能专对于四方，摄衣登车，不问夷险，朝贤缙绅，是以壮其志而嘉其忠……而中丞持大君之礼命，因殊邻之职约……使边人缓带安枕，无烟火之警。酌古经远，才者能之，鄙人不腆，忝记言之职，故西南之册命，使臣之优诏，皆得书之，授于使官……”

作为御史中丞的袁滋，当年接受出使南诏之重任，心情是澎湃或为悲壮，今日吾辈不得而知。“袁滋题记摩崖石刻”唯有记录，并无抒情，故亦无从推敲。也许是出于对那场导致大唐由盛转衰之战的感慨，抑或对出使南蛮可否安然归返之担忧。南诏归唐，维国家之统，金瓯永固；云南纳入中原版图，定西南边陲疆域之界。中原与云南自此有了频繁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此后千余年间，无数政要、文人、商贾穿行于磅礴乌蒙，使儒家文化在云南生根发芽，并逐渐与云南多元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合。

“唐袁滋题记摩崖石刻”是唐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极为重要的文字真迹，堪称我国书法艺术之瑰宝。袁滋乃名重当时的著名书法大家，其“题记”书法，用笔结体极为自然，灵动变化于虚实之间，自然而流畅。笔画线条犹如血脉充满张力，依稀可感当年其持笔之时情涌于心。史料典籍赞其书法“工篆籀书，雅有古法”；著名金石理论家叶昌炽于其《语石》中有评语：“唐代篆书，世推李阳冰……同时有袁滋、瞿令问，鼎足而三，但其碑不常见，世罕有知者耳。”袁滋手迹传世作品罕见稀少，此“题记摩崖石刻”幸存于西南边陲，弥足珍贵，可窥其书法造诣之一斑。

（四）

“唐袁滋题记摩崖石刻”记载了唐与南诏友好关系之史实，乃民族团结之象征，为研究大唐与南诏之重要实物资料，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宣传教育，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其与大理第五代南诏王阁罗凤题刻留存之“南诏德化碑”一起，共同记载了大唐与南诏的那段分合历史，亦印证云南自古属于中国，以及见证中原与边疆之风云变幻、生死相依、归于一体。“唐袁滋题记摩崖石刻”不仅是一处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旅游景点，更是一处能让人领略古代交通要道和自然景观之胜地。千百年来，它一直默默注视来往人群、马帮，见证内地与边疆的不断交融，以及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与交融，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进程中所涌现出的一座伟大精神丰碑，光彩熠熠，永耀后世。

1963年，政府专门修建一座风雨亭，为摩崖石刻提供保护，抵御风雨侵蚀，妥善维护珍贵文化遗产。1965年，省级文物保护机构将“唐袁滋题记摩崖石刻”列为重点保护对象，设护栏、树标碑，划定保护范围。1980年，摩崖石刻风雨亭得以重新修缮，改为钢混结构，瓷镶宝顶脊，翘角飞檐，巍然屹立。1988年，国务院将“唐袁滋题记摩崖石刻”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增强了其历史价值和文化影响力，成为国家级文化遗产中的瑰宝。1995年，再次对摩崖石刻风雨亭（唐碑亭）进行改建，旨在提升保护效果，确保摩崖石刻长久保存，供后人瞻仰研究。1998年，“唐袁滋题记摩崖石刻”被云南省政府公布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而今，“唐袁滋题记摩崖石刻”早已成珍贵文物古籍，它虽静默而无声，却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历史物证，鲜活地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历史基因，记录着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之历史。中国5000年的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个体与集体、民族与国家的发展进步，无不体现民族团结乃各民族共同繁荣之前提，是为祖国统一之基础，坚强统一的国家才是各族人民的命运之所系。中华文明早期虽呈现为“满天星斗”式之起源，但各区域文化要素并非彼此隔绝，而为“互通融聚”，不断增进“共同与统一”。迁徙互动、文化交融，逐步形成“五方之民”共天下之态，昭示各民族共同演进发展之路向，彰显中华民族“九州共贯、多元一体”交融之格局。

（五）

立于石门关上，穿越古今与历史对话，观袁滋摩崖石刻所作题记，感受其字里行间透露的决绝之意，觅得中华民族数千年凝聚不散之历史密码。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大一统”情怀早已渗透于国人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之共同价值追求和最高目标。国家分裂，则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国家统一，则共享太平、安居乐业。自古以来，各民族矢志不渝地追求统一、实现统一、维护统一，你来我往、和睦共居，共建共享、共情共乐，彼此血脉相连、情感交融，在密切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结下深厚情谊，形成手足情深、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中原与边疆从来就是一家的中华民族“大一统”进程，生动展现内地与边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团结和睦之历史画卷，深刻诠释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历史上的中国虽屡遭战乱和分裂，但各民族的交往、交融仍是历史发展之主流，始终以“追求统一、趋于统一、实现统一”为历史常态。各民族人民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交往、交流、交融，最终凝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滋养出“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体信念；在不断追求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本固根深、一脉相承”的民族精神永远根植于中华文明的土壤里，世代相传。

仰望苍穹，思接千载。回眸过往看今朝，勤劳勇敢的昭通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凝心聚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自觉、自立”走向“自信、自强”，继而发展成为更具包容性、凝聚力、统一性的“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的历史缩影。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根本保证。如今的昭通，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人民幸福。我们以史为鉴，初心如磐。滚滚金沙江水传颂着“大美昭通、和谐昭通、幸福昭通”的时代颂歌，看今日巍巍乌蒙，镌刻“盛世中国”的伟大篇章！

作者：李 荣/文 黄成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