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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7 09:44■ 萧 然
(上接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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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我曾亲眼目睹了一场暴风雨过后,庄稼齐刷刷倒了一大片,勤扒苦做指望有个好收成的父母,此时唉声叹气:“这是老天爷不让人活了呀!”父母之怨,以及靠天吃饭的现实,无情地击打了我的梦想。因此,1999年,我在停学一年之后,那时的想法,就是身处农村,读书是唯一的出路,于是决定回到学校。我的经历未必是这样,但正如孔子所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道,是君子之所欲也。而那时,作为一般百姓,只有先灭“天理”存“人欲”,为衣食而读书。农村的状况,风调雨顺是天命,凄风苦雨则是人命,因此,伟大的理想,鲜有失之于性命之后而得的。《易》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为衣食而读书然后就有道,每个读书人都应该如此。我真正的读点书还能读出点道理来,那是师范毕业以后的事,所谓“谋道”和“忧道”,更是工作了“禄在其中”之后的事情。这并不是说贫而不乐道,而是要穷通达道。一个知识分子解决不了生存的问题,这是读书的悲哀,这样的悲哀已经开始蔓延了。读《论语》,有一点是必须强调的,孔子的教育,服务于统治阶级,所谓“君子”,也不是有德之士的专称,而更多的是指有位之人。所以他说“不谋食”“不忧贫”,哪里轮得着这些“君子”呢。但是,占着位置不为百姓着想,“尸位以逸豫”(《书·五子之歌》),孔子之忧,恐怕于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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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把读书人分为四等,“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智力有高低,努力无差等,唯一的分别,表现在态度上。态度是怎么形成的不能一概而论,但意识成为决定态度的关键性因素,我想这没有什么可争论的。生而知之者未之见,若有也用不着学,且不管他。而一个民族的进步,一个社会的繁荣昌盛,往往系之于“学而知之者”,这是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综合素质的指标。我的人生经验是,上世纪80、90年代,父母送学“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蔚然成风,到了本世纪00、10年代,父母带着子女四处打工成为漂流一族,其景象之壮观也历史少见。“学而知之者”于是乎一分为二,一则“困而学之”,积累了经验,或者掌握了一技之长,走向“土豪”而不尊;一则“困而不学”,吆五喝六,蝇营狗苟,为非作歹,锒铛入狱,成了罪犯而不耻。一个世纪一个门槛,前有宫室之好,窥而见之心动;后无廊苑清幽,荒芜尽收眼底除了感叹还能发什么声呢?学之途在读书。而我们的读书,长期以来占据主导意识的是为“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而未转化,碰到合适的气候还会膨胀,至于“黄金屋”不存、“千钟粟”丧失、“颜如玉”未得,其动力瞬间荡然无存,继之而起的是怨气、暴戾、空洞和无聊。于是我们听到的,就是“拿起书就昏昏欲睡”。中国无好书吗?中国无好读书善读书的人而已,“困而不学”者拉风、网游、陷手机。面对如此情景还敢奢谈“希望”的,我真为他担忧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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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孔子也不要盲目地崇拜,孔子的道中也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宰我问三年之丧”章,宰我认为,“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即为父母守孝,一年就可以了。而孔子以内心安与不安来质问宰我,理由是“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孔子曾经说过,“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礼在内心而不在形式。记得小的时候,父母教育我们,孝道重生而不重死,生前尽孝胜过死后表哀。且孔子以“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的自然规则来维护人为拟制的“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实在有守陈不变的嫌疑。礼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社会在前进,自然也不会有千古不变之礼。礼需要改革。倘若以孔子的安与不安作为一个标准,父母之年极尽为子之孝,为父母的离去而不留一点遗憾,其安远胜三年忏悔。我的恪守自然是父母的教育,我的改革自然不是死守三年。传承与革新,不是绝对崇拜和树立权威,而是有合理的建议就不妨探讨它,以期找到一条更恰当的路来供百姓行走,一人若方便大家都方便,国家也能得到发展。否则按照孔子的做法,做了“有丧者”的邻居,“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三年下来,形销骨立也算是万幸之至了,谈何贡献于家国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