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与《浮生六记》

毛本栋

1981年11月12日，八十一岁的俞平伯，应老友钱钟书之请，展纸援翰，为德国鲁尔大学教授马汉茂博士德文译本《浮生六记》撰写序文。老先生笔酣墨饱，深情写道：“文章之妙出诸天然，现于人心。及心心相印，其流传遂远。沈氏此《记》，余垂髫爱诵，年少时标点印行之，影响甚微。六十年后得重印而译本遍东西洋，良非始愿所及。由隐而显，此书之幸也。沈复习幕经商，文学非其专业。今读其文，无端悲喜能移我情，家常言语，反若有胜于宏文巨制者，此无他，真与自然而已。言必由衷谓之真，称意而发谓之自然。虽曰两端，盖非二义。其闺房燕昵之情，触忤庭闱之由，生活艰虞之状，与夫旅逸朋游之乐，既各见于书，而个性自由与封建礼法之冲突，往往如实反映，跃然纸上，有似弦外微言，实题中之正义也。……其宛转清新，犹觉后来居上。旷观文苑，应叹才难，域外流传，岂偶然哉！”

在这短短二百来字里，俞平伯既高度评价了《浮生六记》的文学价值，又简略回顾了自己与此书几近一生的结缘。所谓“垂髫爱诵”，是指他十余岁寓居苏州时曾读过此书，当时便“觉得可爱”。所谓“年少时标点印行之”，则是指一九二三、四年间，他在上海大学任教授时，曾分别在顾颉刚、王伯祥所珍藏的《雁来红丛报》本、《独悟庵丛钞》本中又一次读到了《浮生六记》。此番重读，他感到“更有滋味”，且“有所领会”。为了弘扬此书“炫人的力”，让读书的“喜悦遍及于读者诸君”，他将此书细加标点，并交北京朴社以单行本形式印行，且先后撰写序文两则在《时事周报》的《文学》周刊上发表，使《浮生六记》迅速广为流传。“影响甚微”之语无疑是谦词。一九三三年，郁达夫撰《清新的小品文字》，文中便议及《浮生六记》。几乎同时，林语堂将《浮生六记》译成了英文。经常走动于京沪之间的郁、林二位，当时也许正视俞本为掌中宝籍呢。“六十年后得重印”说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年将他细加标点的《浮生六记》重新印行出版。

俞平伯曾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撰写的《校点重印<浮生六记>序》中称：“统观全书，无酸语、赘语、道学语”，“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情思笔致极旖旎宛转而又极真率简易”，“在中国旧文苑中，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篇著作”。其时，俞平伯不过二十三四岁，却能对此书作出如此精确的评价，足见其眼力之不凡。六十年后，他重提此书，依然不改初衷，眷恋之情，溢于言表，一如少年。俞平伯何以对沈复的《浮生六记》如此情有独钟？有人说这是他的“诗人气质独具的表现之由”，此说堪称的论。不过，其中也许还包含有这样一层原由：俞平伯每逢研究鸿篇巨制《红楼梦》累了的时候，便从书架上抽出这本薄薄的小书，随意读上几行，权当是一种休息，就像嗜酒的人，有时轻呷一口绿茗，亦能陶然如醉。《浮生六记》被世人誉为“小红楼梦”，初读平淡无奇，细读则心荡魂移。一个凡人所有的喜怒哀乐和离合悲欢全都流露在娓娓道来的文字中，不做作，不矫饰，全不着力而又感人至深。

作为《浮生六记》的校点者，俞平伯的治学态度极为严谨。曾给《浮生六记》每记各题一诗的管贻葄，多家有名的出版社都将其误为“管贻萼”。而早在1980年，俞平伯就已经在报刊上载文指出过这个错误。1981年，俞平伯给著名作家、藏书家黄裳写了一封信，谈到管贻萼这个名字。信中这样写道：“书未发，展诵尊藏《裁物象斋诗钞》，有题《浮生六记》诗，集岗署名‘阳湖管贻蕤树荃’。按《六记》旧本、今刊俱作‘贻萼’，或字误，或更名未可知，而‘蕤’字决不误。得校正此一字，不啻百朋，亦快事也。以闻，平又及。”这个“葄”字比较生僻，但给《浮生六记》题诗的这个人叫“管贻葄”是确凿无疑的。管贻葄为管干贞孙，嘉庆十八年举人，河南固始县知县，工诗词，著有《湘面斋词草》、《裁物象斋诗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