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史事记略（五）

 元明两代的乌蒙屯垦和驿站

☆ 唐 靖

公元1253年，忽必烈“革囊”渡江，进军大理，大理国王段兴智逃到滇池地区，忽必烈北还，留兀良合台镇守云南。公元1254年，兀良合台受命打通与四川蒙古军会师的通道，率兵征乌蒙。据《元史·爱鲁传》所说：1276年，乌蒙各部陆续降伏，蒙古军先后在此设置乌蒙路和乌撒乌蒙宣慰司，管辖今昭通、威宁等地，隶属云南行省。乌蒙地区自天宝以来中断550多年建制后，揭开了昭通历史新的一页。

元代对乌蒙的开发，主要表现为屯田（发展农业生产）与置驿。《元史·兵志·屯田》记载：“仁宗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立乌蒙军屯。先是，云南省臣言，乌蒙乃云南咽喉之地，别无屯戍军马。其地广阔，土脉膏腴，皆有古昔屯田之迹，乞发畏吾儿及新附汉军屯田镇遏，至是从之。为户军五千人，为田1250顷。”又《元史·仁宗本纪》亦载：“延祐三年十月，调四川军2000人，云南军3000人，乌蒙等处屯田，置总管万户府，秩正三品，设官四员，隶云南。”此外，《滇志》中还有云南行省平章政事默古斯在乌蒙“增兵五千，给总管银印”，以“提调屯田”的文字。

上文中提及的“畏吾儿”，是蒙古治下的西域色目人，他们被元朝政府征发到云南戍守屯垦。回民迁入昭通，正始于此。至于文中所提及的“新附军”，则是南宋王朝崩溃后，巴蜀地区投降元朝的汉族士兵。他们到滇东北屯垦，为本地提供了大量人力资源和先进农耕技术。元王朝在今天云南的昆明、大理、建水等地都开展屯垦，但比较起来，还是以在昭通的规模为最大。一则，云南全省只有在昭通才设置了级别为正三品的“乌蒙屯田总管府”，颁发银印，总揽屯田工作的进行；二则，乌蒙军屯的规模达125000亩，相当于当时云南全省屯田数的三分之一，超过中庆（今昆明）等地。从以上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元代对处于咽喉要道上的乌蒙屯田，发展农业生产，是相当重视的。当时昭通以北、宜宾以南河谷坝区的稻作农业，在经历东晋以来战乱后，有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另据《元史·食货志》所说，当时“产金之所在……有乌撒、东川、乌蒙”，说明除了屯田之外，昭通矿业也有所开发。

元朝在昭通的另一要务，便是发展交通，设置驿站。史籍记载元朝的乌蒙道，就是从秦五尺道、汉南夷道、唐宋石门道发展而来，为水陆两栖。如果从中庆（今昆明）出发到叙州（今宜宾），据《经世大典·站赤》的排列，需要途经杨林、寻甸、曲靖马龙、沾溢、东川、宣威、昭阳、盐津老鸦滩等共十四站，与《马可波罗行纪》中的行程大体相符。昭通所在的金沙江流域，是藏彝走廊的主体区域，又是蒙元经营云南的必经要道，维护驿路的畅达，有利于边疆的稳定。

元朝在滇东北的屯田与置驿，标志着中央王朝对滇东北地方的大规模渗入，必然严重威胁到当地土司的统治。文宗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乌蒙土官禄余，就袭杀乌撒乌蒙宣慰司官吏，带动芒部、东川、建昌等诸蛮部并叛响应。在滇东北高原上，再次掀起大规模战乱，屯田受到阻挠。公元1332年，禄余等始降。公元1335年，乌撒乌蒙改隶四川。因距四川政治中心成都较远，行政统治鞭长莫及，屯田便被逐渐废弃，乌蒙依然成了土官统治的区域。

延至明代，不下三四百万来自今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等省的移民，迁徙到云南的平坝和城市，迫使土著移住山区或半山区。明政府将这些移民分别归类为军屯（驻军名称叫卫、所、营、哨）、商屯（商人招募内地农民到云南的屯田）、民屯（内地农民的屯垦）。今天，乌蒙地区留下的不少地名，如镇雄的中屯乡、头屯、稍屯等，就是当年屯田的历史“脚印”。

此外，元、明两朝还十分重视土司子弟和土民学习汉文化。元代，乌蒙城开始建文庙，办儒学。明代洪武年间，乌蒙、芒部土官送其子弟入国子监读书，这是乌蒙地区首批入中央最高学府学习的人。他们在学习期间，“观光上国”，受中原文化熏陶，扩大了眼界。明政府还在乌蒙军民府设儒学，“置教授一员，训导四员，选取土民俊秀子弟，入学读书，使通知礼义，俾得贤才备用。”

主观上看，元明两代的移民屯田，主要是为了解决当地驻军的粮草问题。不过由于这些移民都是来自中原省份，四面八方的生产技术、籽种和人才都汇聚到了乌蒙，对乌蒙地区的开发是空前的，极大地促进了乌蒙山区以畜牧为主的经济逐渐转变为以农业定居为主的生产格局。在生产和生活中，各族移民与乌蒙土著民族杂居相处，不少人与当地民族通婚，产生了“汉变夷，夷变汉”的民族融合。如果今天身边的某个昭通人，说自己家祖籍江西、湖广或者南京柳树湾，或许都并非无稽之谈，它同样是昭通当年屯垦历史的自然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