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问“昭通作家群”

在“昭通文学作品改稿会”上的发言

 ◆ 宋家宏

 今天，我只说小说，不涉及诗歌。

 这次改稿会，昭通市文联请我参加，传了几位作家的稿子给我，有刘平勇、沈洋、杨恩智的，还有赵清俊、吴运强、季风的，有短篇小说，也有中篇小说，十多篇作品，大约二十来万字。如果不是搞这样一次活动，我仍然不可能去看这些作品，尤其不会在身体不大好，在医院里病床上看这些作品。在我看来，这个活动很重要，它不是庆功会，不是单纯推荐作品的所谓“采风”活动，它要求参会的编辑、专家看过作品有针对性地提出看法，然后才说得上改与不改，至于发不发作品不是这次会的目标。听夏天敏说，最近这两年，有识之士越来越对昭通文学的发展前景，主要是小说的前景感到忧虑，这次活动要起到让昭通的作家们更清醒地认识自己作品的作用。这个想法非常好！我看作品的过程中，也证实了这种忧虑的必然性。

 今天在座的有七位来自省外的编辑、专家，有的是第一次来昭通，因此我的发言先介绍一下昭通文学极简要的情况。昭通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学渐趋热潮，在新世纪后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在一个经济相当贫困的地区，出现了文学的相对繁荣景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昭通文学现象”。这种繁荣景象主要是在云南省内比较，与其他地州相比，昭通的小说、诗歌整体水平处于较为前列。如果放到全国去比较，力度还是比较弱的，尤其是小说。九十年代以后，一部分昭通作家调到了昆明，一部分还在昭通。到昆明后的几位作家仍然沿续着他们在昭通时已经很不相同的创作方式，各自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在昭通的相当一部分作家，因为夏天敏不凡的成就——他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在他的影响下逐渐地形成了一个群体，就是以现实主义为旗帜的作家群，这是一个“准流派”的作家群。他们有大致相近的创作题材，写乡土、写底层，写苦难，形成了大致相近的创作风格，创作方法、表现手段也大致相近，把他们归为一个准流派的“作家群”是有依据的。当然，在昭通还有一些作家与这个群体的主流创作有明显的差异，比如杨昭的小说就很不相同。

 这个群体中的小说作者创作实力较强的大约有十多位，这对一个地级市来说已经不少。他们创作出了一批整体水平相对高于云南其他地州作者的作品，只要用心用力，他们的作品在一般的省级刊物发表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也不会留下太深刻的印象，而且，面对更严格用稿标准的刊物，他们的作品就会面临用稿的困难。几年前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几年之后的今天，当我读完这十多篇小说后，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昭通小说作者似乎顶到了一个天花板，要突破天花板更上一层楼，却一直没有突上去，我担心在天花板下时间挂长了，还有可能掉下来，但愿是因为我没有读到更好的小说，却读到个别作者比过去创作水平还有所下降的作品。还应该看到，近年来昭通的作家在影视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还有个别作家在长篇小说方面也有了成功的探索，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但从总体上来看，突破“天花板”，这是当今昭通小说家们面临的重要任务。如何突破？今天这个活动是一个措施，针对具体作家作品，多说问题，少谈成就。我今天却不想谈具体的作家作品，一是时间不够，想请省外来的编辑、专家们多说说；二是我不想用我的标准影响刊物编辑们的用稿，读了这些作品，他们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对这次读过他们作品的几位作者的意见，我会在后面的几天时间里个别谈，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可能还会更深入一些，读这些作品时我都做了提示性的简略的笔记。在这里我想问四个问题。

一问你有没有超越自我、超越夏天敏小说创作成就的文学理想？

 是满足于在一些刊物上发表出作品来，发出来也无声无息，还是追求发出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追求发出来的作品就让人议论，评论家们看到作品就忍不住写评论的冲动？胡性能的短篇小说《电线上的风筝》发表在《绿风》杂志，我是发表两年多后才读到，一读就有写评论的冲动，这无疑是篇好小说。有的人也在不断地发表作品，但那些作品读一篇和读几篇是一回事，没有超越自己，甚至让你读完的兴趣都没有。那样的作品其实写不写，发不发都没有太大的区别，只能说明他的文学理想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发表的是“存在感”，不是小说。

 对昭通作家群来说，夏天敏是面旗帜，是个标杆，你们和他是事实上的师生关系，是跟在他的后面亦步亦趋往前走，还是在精神上以他为榜样，在创作上却要超越他，或者绕开他，另辟蹊径，写出自己内心最疼痛的那些作品？齐白石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艺术创作只承认个性、特点，批量复制的都不是艺术。我读这些作品，确实看到了夏天敏作品的深刻影响，却不大看得到个人的个性、风格。刚才我说到“现实主义旗帜”是这个群体的特征，今天的社会现实已经发生、并且还在发生着惊人的变化，目不暇接，许多东西让我们目瞪口呆，乡村生活已经和夏天敏写《好大一对羊》时都大不一样了，你是否真正地坚持了现实主义精神，挺进到生活的深处，直面现实人生，写出你内心深刻的疼痛与欢乐？你是否发现了你的内心与社会现实的共振点？你艺术个性的敏感区在什么地方？这是任何老师都不可能教给你的，是摹仿不来的。前几年以及这一次我读到的这批昭通作家的作品，不客气地说，不仅未能超越夏天敏，抵达尚且还有距离。一个直观的感受是这些作品轻了、淡了，缺少夏天敏小说那样深刻的疼痛感，那样直击人心的悲悯意识，人文关怀。

 昭通作家群起步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时还无 “风格”可言，那时我们只有一个梦想：让文学之林“绿满荒原”，可以说，经过近三十多年的努力，这一梦想已经成真。昭通文学现象、昭通作家群，至少在云南已经是一个令人不可忽视的存在，昭通大地上文学创作生生不息，新人辈出，佳作连连，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没有风格是不成熟的表现，有风格却又可能不自觉地拒绝创作的多样化，这是文学创作群体内所在地必然存在的“二律背反”。评论、评奖的引导要在这两难之间寻找平衡，一方面要推动整体风格的形成与成熟，另一方面却要发现多样化的创作新质，及时地给予鼓励与推动，文学创作的丰富性才能真正实现，这是文学繁荣、出现大作家大作品的前提。

 旅居昆明或者其他地区的昭通籍作家，人数不多，就个人的创作特色来看，更为丰富，创作方法、题材选择以及形式表现都各有不同，他们与这片土地的精神联系又是显而易见的，相互间作品的精神联系也是明显的。这样的状态我以为也很好。

二问你是否花大的功夫思考小说创作的艺术问题？

 写小说是艺术创造，一部优秀的作品总是蕴含了丰富的包括技巧在内的艺术内涵的，但是在一些评论文章中，艺术往往被忽略，有的人只会分析思想内容，却不会分析艺术内涵。一些作者在写作时凭感觉去写，没有认真地思考、研究过艺术问题，相互切蹉时往往谈的也不是艺术问题，或者只会谈很具体的某些个技巧。某个作家、某个作品的风格、某部作品的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逻辑、结构、语言、场景、情节、细节、空间、节奏、心理描写等等，你是否有过较为深入的思考？读一篇好小说，你是否会从这些方面去分析它？读到不好的小说，你是否会从这些方面去考虑过原因？

 还说现实主义。中国是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主要潮流的，但是现实主义文学经过数十年的变化，尤其是经过八十年代中后期现代主义、先锋文学的冲击，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段被吸收进入到现实主义文学之中，今天被人们确认为现实主义的作品，与六七十年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已经大不一样了。生活的复杂性，小说所要表达内涵的丰富性要求现实主义文学表现手段的丰富性，这一要求已经被很多作家所掌握。但是读昭通作家的作品，这一要求确没有得到认真的响应。这些作品写得朴实、厚道，却也单纯以至简单。同是身处地州的小说家，丽江的和晓梅是一位在小说创作上有理想的作家，她不仅在题材上既坚持自己的创作敏感区：民族的、女性的，又有超越，如她的《连长的耳朵》，写战场中的人，男人、女人。她在小说艺术上也在作深入的思考与实践，新近出的获奖小说集可以看出她艺术上的探索。昭通的作家是否应该把自己的小说写得艺术上更丰富一些呢？已经生活于昆明多年的胡性能今年发表了中篇小说《消失的祖父》，在小说的艺术与内涵层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篇小说可以从多方面去解读，在现实主义的框架内隐含着现代主义的精神，作家在作哲理的玄思。胡性能是一位对小说艺术作过深入思考、艰苦探索的作家，他的作品不是创作心理浮燥的产物，而是深刻体验的结果。他昨晚与我聊天，说到一句话：“小说是‘养’出来的”，很有道理！鲁迅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阿Q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已经飘了十多年了。”能不能克服浮燥心理、轻松随意写小说的心理，深入地“养”自己的小说？

三问你是否理解了昭通人？

 小说是以人为中心的，写的是人的故事，作为在昭通的作家，写的当然大多数是昭通人。写人首先就要理解人，你理解了昭通人吗？即使以最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来分析评价，小说要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那么首先小说要写出昭通人的性格，昭通人的个性特征，以及他所具有的典型意义。回望昭通的小说，我以为很少有人写出了昭通人的性格，也没有出现个性鲜明又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昭通人的性格特征是什么？体现在哪儿？体现在那些生活的失败者身上吗？那些苦难故事中的人 物，是否体现了昭通人的性格？昭通人的性格是不是更多地、准确而鲜明地体现在那些奋斗者的身上？多年以前潘灵与我聊天时说过一段话，他说：昭通人都是黑颈鹤。仔细一想，我深以为然。宋大明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还用他的表演天才表现了黑颈鹤那倔傲不逊的神态。黄玲在她的《从故乡起程》里也说到离开昭通的这批作家对大山包的向往，对黑颈鹤的礼赞。其实他们是在礼赞自己。包括在昭通的作家们，谁又没有经历过几经曲折而又绝不认命的艰苦奋斗，才改变了自己的生存环境呢？黑颈鹤居于苦寒之地，孤傲高蹈，向往着、飞翔于蓝天白云之下，倔傲不逊，实在太有象征意义了。表面的低调，内心的孤傲，往往表现出一种外地人所说的“犟”来。它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表现，也有不同的价值。潘灵中篇小说《一个人和村庄》里的主人公包伍明在人物性格刻画方面是有贡献的，这个人是倔傲不逊的，一个人孤守荒村了，他也仍然要坚持他的价值理想，孤独与贫困中他也会寻找他的快乐，贫穷与荒凉并不能击倒他。当然，这只是昭通人性格的某些方面，昭通人有哪些性格特征？需要现实主义作家们去思考与刻画。

 昆明以及一些外地的文化人说昭通作家群“靠展示贫穷与苦难取胜”，话很难听，也是偏见，但我以为之所以别人可以这么说，原因在于昭通作家没有刻画出昭通人的性格，没有写好昭通故事。苦难的生活中发生了许多悲切的故事，如何写，却大有讲究。写环境、气候的艰难，生存的险恶，写命运的不公？可以写出一些令人同情的小说，而不是震动心灵的小说。具有悲剧意义的小说却不仅仅是这样写的。鲁迅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是中国式的对悲剧的理解，虽然过于宽泛，却也强调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西方古典悲剧理论强调人对命运的反抗，在反抗命运的过程中体现出人的崇高，生命价值的壮美。我们的小说中是否写出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是否体现出了对命运的反抗？这是决定小说格调的重要标志。我读的一些昭通小说往往写到主人公的死，死得凄凄惨惨，也死得没有什么价值，他们往往被作者安排死于偶然事件、死于艰险的生存环境，没有写出他们几经挣扎对命运的反抗，没有写出他们人生中、性格中有价值的东西。

四问你昭通文学评论是否鲜明而切实地评论了昭通小说？

 昭通文学的发展始终与文学评论相生相伴，昭通作家群中历来有评论的座席，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年来昭通文学评论的生存环境已经大为改善，评论作者队伍扩容了，还出版了专门的“阅评”刊物，成立了评论家协会，在《边疆文学·文艺评论》上几乎每期都有关于昭通文学的评论文章发表，出版了关于昭通文学的研究专著，两本书花了数十万元。只能说，成就是显著的。不这样说，怎么行呢？

 推动昭通文学的健康发展，是文学评论写作者的责任与义务，特别是经济条件得以保证的时候，这种责任与义务更为明确。这些年，我读昭通小说少，没有尽到责任与义务，也没有得到过任何经济条件的保证。在文艺的各门类中，只有评论是无法完全推向市场的，各国皆如此，文艺评论需要经济条件的保证，仅凭良心和热情是难以持久的。我看到了有这么多人甚至是与昭通文学毫不相关的人也进入了昭通文学评论，痛快地得到了大笔经费的支持。我自愧不如，主要是不会也是不愿去“运作”谋利，还是退开一点吧。还不断地听到“占领了半壁江山”、“搅动了中国文坛”的叫喊，排列出了数也数不清的作家方阵，大小刊物曾经发表过的雪片一般的作品，各种奖项似乎已经呼之欲出，来自昭通的作家似乎都是重量级的人物，不可小觑。这些评论好听又好看，我深感自己音量不够，若跟着一起喊，肯定不好听不好看，还是不说为好。又看到砖头厚的研究专著出版了，我哪有这个能力，只能羡慕！

 但是听到十年前的奖项几乎在每一篇综合性的文章中都要被提起，更早的“签约”一事也被不停地津津乐道，说了无数遍的话还在不断地说，心里总有些不是滋味；少有看到对当前创作的深度评析。听到昭通的作家们对这些“评论”也很不满意，又感到自己似乎也应该承担一份责任，哪怕是义务的。对昭通文学是不是也应该贯彻鲁迅先生对文学批评的要求：“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呢？是否也应该针对具体作家作品，下一些更为扎实的功夫，读作品的功夫，与作者平等地对话与交流，说说你的感受，提出切实有效的意见呢？是否应该提高理论修养，提高自己的艺术感受能力，批评的时候说得更切实一些？更令人信服一些？是否应该认真地分析一下昭通作家群以至具体到每一个作家的“短板”在哪里？更上一层楼的通道在哪里？提出一些有效的建议和措施呢？我不敢要求别人去做，只能自己去想一想。

 最后，我想说的是，昭通作家群似乎应该花一些精力去读书，一边拥抱生活，一边拥抱名篇佳作。名篇佳作里必然有经典，除经典外，还要读些离我们更近一些的云南作家的好作品。文学创作的影响力与时空关系有个递减规律，时空关系越近，影响力越大；越远，影响力越小，因此要读一些时空关系近的作家作品。我知道，昭通有的作家也在读书，而且读得很苦，但效果不明显。其实读书还存在一个“有效阅读”与“无效阅读”的问题，读那些与自己心灵与情感无法发生共振的作品，可能会造成无效阅读；读书时与别人不发生交流，读不进去，或者干脆就是读不懂硬读，也是无效阅读。听君一席话，可能胜读十年书，这是讨论、交流的结果。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谈文学，谈读书已经是很奢侈的事情，还有多少交流的机会呢？

 我在想，是否应该办一个“创作读书班”呢？

(宋家宏，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就职于昭通师专、玉溪师专、云南人民出版社，现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云南大学云南文学研究所所长，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对云南区域文学研究多有涉猎，曾获“第四届云南省文学艺术奖励基金会理论批评”一等奖、“云南省文学艺术‘四个一批’云南文学艺术贡献奖”、“第八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著作类二等奖”。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学自由谈》、《边疆文学·文艺评论》、《文艺报》、《文学报》《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评论百余篇，著有《走进荒凉——张爱玲的精神家园》、《阐释与建构——云南当代文学专论》、《审美与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丛谈》、《批评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