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梦想就在不远的远方

 ◆ 毛利涛

 走上工作岗位的22年里，从事过林业、乡政府办公室、民政、扶贫等工作。从一个农家娃，到一名乡干部，再到一名党媒的新闻记者，在困难与挫折面前都乐观面对，激情向上；每一阶段的成长都充满回忆，充满故事；尽管每一步都走得艰难，然而步履从来没有退却，没有畏难，只有一个坚定的远方，因为那就是梦想。蓦然回首，自己曾经走过的路，布满了充满荆棘与挑战的脚印，也正在抵达不远的远方。

充满苦难的童年

 70年代，我出生于大关县吉利镇的龙坪村，是一个当时不算太贫困的乡村。所谓的不贫困，只相对比较而言，因为我的家乡清澈的龙洞水，有着数百亩良田，每年都可以种一两千斤水稻、玉米与马铃薯什么的，相比高一点的村寨感觉日子要好过一些，但是这只是表象。

 其实从我记得事起，家里一年下来几乎还是处于不能全部吃得饱的状态。尽管自己家出水稻，但一年的大米自己吃得不多，因为母亲为了让我们四兄妹都能吃饱，几乎把大米全部拿到相邻的村子去与粮食多的乡亲去换玉米来吃，一斤能换1.5到2斤，这样除了人能吃饱外，还可以加工些糠皮来喂猪，以解决一年的生计问题。

 从小学三年级起，母亲为了贴补家用，与隔壁的婶娘、哥嫂子们一道到数十公里外的寿山镇柑子村龙头山去背煤，一次要背200来斤，一天下来可以有2元左右的收入。现在一想起母亲那佝偻的身躯，便会骨哽在喉，泪湿双眼。尽管当时自己很小，但看到母亲为家操持，不辞辛劳，总想去为她分点忧。每天放学回家，就会背上一个小背篓到十余公里外去接她，途中经过一个叫寨子的地方，那里的狗很多，也很凶，有时从那儿经过，会有十来只狗围攻过来，我随时会吓得哇哇大叫，得使尽浑身解数才能将之驱赶开，边打边走，有时会追出几百米外，所以每次经过那儿我都会提前准备好一根1米多长的竹杆或木棍。尽管有时只能背二三十斤，但母亲都很高兴，每天到家都几近黄昏，这样的日子几乎陪我上完小学。

 由于家庭的贫困，人多地少，一家人的生计就靠几亩田地维持，日子过得寒酸而贫困，如果不寻出路，一家人会更困难。在十岁那年，一件事深深的印在我脑海中，至今仍记忆犹新。记得当时母亲让我去离家一公里外的地中去割苕藤（红薯藤）回家喂猪，我拿了绳子与镰刀就去了，当时已经快到下午5点了，由于人小、胆子也小，到地里后就埋头割苕藤。一把、二把，一会就割了十把（大概有40斤左右），然后用绳子捆成一捆，准备背回家。可人小体弱，无论使多大劲都无法把苕藤背到背上，就一直在地里拖来拖去的，一捆新鲜的苕藤被拖来不见了原形。天快黑了，我一直没有回家，奶奶从母亲那儿知道了我割苕藤去了，就来地里找我，我一头就扑在奶奶的怀里大哭起来，奶奶爱抚着我的头安慰我，然后把苕藤帮我背回了家。

 而就在那段日子里，村子里一个亲戚家的儿子考上了中专，成为了全村人的骄傲，都说这孩子成器。他家人还专门为他摆了几桌，请亲戚朋友们一起热闹热闹，从内心里我羡慕了人家很久。从那时起内心深处就有了用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我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有一天也要走出这个贫穷的环境。所以在读书中，没有人更多地督促我，上课时都能专心的听讲，基本就能把知识点全部掌握，从小学到初中成绩都一直在前几名。有时还能创新地学习一些东西，在老师眼里，我们初中成绩好的几个同学既勤奋、又“捣蛋”，总是在老师上课时用不同的解题方式来“为难”老师，在老师的“爱恨”交加中过完了我们的初中生涯。

 我的初中是在吉利附中（现在的吉利镇中学）完成的，在那四年的初中生涯里，学校每月收取每个学生7元的菜钱，每周每个学生还得从家里背7斤玉米面交到学生食堂里，一月的生活才有着落。记得父（母）亲每月给我10元钱的生活费，除交学校7元，剩下的3元还得从粮食宽裕的家庭的学生手中去买10斤玉米面来交给学校的食堂，身边几乎没有零花钱，也从来没有早点之说。与同学们走在街上，看到早点店里做好的包子（芽菜馅的）香气四溢，只能把口水往肚里咽。当时学校里的生活用艰苦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每顿饭一桌10名学生，就只有半锑盆洋芋片打酸菜、洋芋打芽菜或者海带汤什么的，汤上面还没有几滴油花，学生吃饭都是用一个大碗或者小锑盘来盛饭，然后把不多的菜与汤三下五除二就全分了。学生们交的玉米面有的没有筛，汤一下去，糠就在汤上面漂了满满的一层，然后回到宿舍里拌着从家里带来的油辣椒面吃。奶奶很心疼我，总是背着妈妈在制油辣椒面的时候偷偷给我加点肉丁在里面，成为了我改善生活的最好礼物。在学校里，最好的生活就是每月里有肉的那一顿，饭也是学校难得吃到的大白米饭，尽管是储存多年的仓米，没什么香味，但在那个年代已经是难得一求的好饭了。那一顿饭吃得至今仍回味无穷。同桌学生从食堂端完饭菜出来之后，几乎都是两三下就把一大盘肉（全是肥肉，约有二三斤左右）“抢”个精光，就连油都要用菜汤来涮干净泡饭吃。抢得多点的同学还把油存下来，在以后的几天里用热饭捂化了来拌着吃。

 1990年，我15岁，是我初中生涯里经历了从高空瞬间跌落低谷的最曲折一年。那一年，中考我以374.5分（总分500分）的成绩进入师范生录取线，得到通知体检的前几天，心中那份激动无法言表，走在村子里仿佛村民们都在夸自己有出息，欢乐的小调声时常流淌在寨子里的每一条小巷。出发到县城体检的那天，我穿上母亲特意为我买的新布在村公所缝纫师那儿专门缝制的一套新衣，穿了一双新胶鞋，打扮得特别精神的去县城体检。那也是我第一次进县城，也是第一次到了我姑姑家，走在大关县城的街道上，总觉得什么都很新鲜，才知道外面世界更精彩。

 由于营养不良，自己的个子总是很小，以至于与年龄极不相符，随着检查的进行，一项项都过关，在体检身高时，1.47米的身高却没有通过体检关，我姑姑帮我给医生说情：“孩子还小，还会长的。”但医生说，要求的身高标准是1.55米，差得太多，我们也无法。最后医生 “狠心”地在体检表上给我“划”了身高不合格的结论。也就是这个结论，让我欢愉的心情一下子跌落到谷底，感觉瞬间进入冰窟般。三天的县城之行就以这样的结局含着眼泪回到了家，学业差点就此终结。

 那个暑假，自己感觉时间很漫长，每天偷偷地掉眼泪。何去何从？心情确实差到了极点，社会怎么对我不公平呢？又不是我读书不行，而是当时的规定让我过不了体检关啊！多次给父亲说出想读个高中考个大学的想法。但父亲告诉我：“你知道，我们家这种情况怎么能供得起你上大学啊！”想补习吧，可家中筹100元的补习费都成困难。在我多次的请求之下，父亲才勉强答应让我去补习。希望我补习考个中专什么的尽快找个稳定的工作，以减轻家庭负担。为此，父亲跑遍了整个村子都没有凑够100元的补习费，经过给老师说情，同意缓交部分补习费的方式才得以走进校园补习。

失之东隅 收之桑榆

 一年后的中考，重新量了下身高，长高了2厘米，还是达不到教师招考标准，毫无选择地报了中专，被昭通农校录取，进入了为期四年的中专生活，成功迈出了知识改变命运关键的一步。在四年中，我收获了人生的一大笔财富。

 1991年8月30日，是我到农校报名的日子。那也是我那个年龄段走得最远的一个地方。在南大街农校报完名后，由于校车送先到的同学去老农校（现在的火车站附近），无奈之下，在细雨中，父亲陪同我与黄鑫、向文松同学共四人搭乘敞篷东风车前往，到目的地时，四人全身都已经湿透。看到父亲在细雨中踏上归途的背影，我伫立在雨中，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让自己的眼睛慢慢模糊。

 与什么人为伍，就注定有什么样的人生。读中专的四年里，我有幸认识了一帮从文的校友与朋友，沈沉、尹默、岳山、梦石，这些镶嵌进生命里的名字，20多年一直是那么清晰。他们来自各个大中专院校，却因文学而结缘，让我的人生也慢慢与文学连接在一起。尽管那时大家都不富裕，但一帮人在一起却收获着人生最美丽的喜悦与欢乐。我们一起读书、看报，一起写散文、诗歌，在那段时光里，我与沈沉骑上花了20元却修去30元的自行车，在城市的街道上、高楼间模拟鸟的飞翔。更为欣慰的是，在沈沉、尹默等人的倡议下，大家节约生活费创办了第一份昭通大中专院校校园诗报《星星河》，为当时的校园文学兴起起到了投石问路的作用。清楚地记得当时印刷就在昭通日报社，每期420元印1200份，发行以自主销售为主，以各中等院校为市场，每分报纸售价0.30元，就算每期售完全部报纸，仍然要亏60元。 但我们凭着对文学的热爱，四年间共办了4期《星星河》，我的作品在1994年成功在《昭通日报》上变成了铅字。当时报社给我邮寄了5元的稿费，由于倍感珍贵，尽管身边有时买饭菜票的钱也没有，都没有想过去邮政取出来用，想留作永久的纪念，可在多次的搬家中，此汇款凭证也因此丢失，至今觉得缺憾。期间，李云飞老师经常到我们宿舍与我们聊天，谈文学、新闻创作，鼓励我们多读、多写，也给我走向现在的新闻工作奠定了基础。从那时起，就从内心深处萌发了要当一名记者的愿望。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大关县寿山乡（现已经改为寿山镇）林业站工作，我仍然坚持写些自己认为像诗歌、散文类的文章，当时《大关报》《昭通日报》等市县报刊也给予了极大关心，数十篇稿件都被编发，一直鼓励着我执着地走在这条路上。

 随后，在乡镇领导的关心下，我从事过政府办公室、民政所、扶贫办等工作，多角度、多岗位的工作经历，也为我今天从事新闻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的基层工作经验。

 记得2009年初夏，一次偶然的机会再次与15年没有见面的杨明（尹默）偶遇，交谈中，得知他也转回到昭通日报社工作，在《鹤都晚刊》任副主任，他问我：你有点写作功底，想不想来《昭通日报》锻炼锻炼，也可以写点新闻类的东西投给他帮助编发。他的一番话再次点燃了我心中尘封多年的梦想。回去后，便采写了一篇《500村民难耐野猪的入侵》，他修改后在《鹤都晚刊》第一版整版编发，以文图的形式比较直观形象地向读者讲述了大关寿山镇梭锅坝片区野猪与群众生存的矛盾，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然后被《云南法制报》转载。当年7月1日，通过努力，我有幸到昭通日报社顶岗锻炼，让我把梦想逐步变为了现实。

 到昭通日报社后，遇到了在新闻路上助我成长的朱德华老师，在他的帮助与指导下，我到昭通日报社的第一篇近3000字的新闻《大关畜牧业占据农业的半壁江山》在《昭通日报》头版头条编发，并由云南网、中国科技网、第一食品网等十余家媒体转载，为我在这条路上行走也树立了信心。在随后的三年时间里，我一直在总编室与朱德华老师编辑《三农特刊》，由于编辑时间基本在周末，我更多时间是与朱德华老师穿行在各县区采写新闻稿件，一次次采写、一次次修改，我的新闻写作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2012年我服从报社领导安排，又成了《昭通日报》二版综合新闻版的编辑。近8年里，我共采写了各类新闻近700篇、近80万字，有数十余篇稿件在全国、全省都获得了一些小奖，看着那些变成铅字的新闻稿件和盖着鲜红印章的获奖证书，不时激发我继续走在这条路上。

 昭通是一个无灾不成年的地级市，很多突发的灾情让整个昭通都很受伤，而作为媒体记者的我深知肩上的使命。很多次灾情发生，都想到一线采访，2012年彝良“9·07”地震，由于轮到自己编辑，没有到现场采访；2014年鲁甸“8·03”地震也因儿子摔伤医治在成都陪护，两次大灾难都没有到灾区一线采访，感觉留下了极大遗憾。2013年大关“7·18”洪灾，我与报社的张广玉老师、施文娥等在第一时间赶到了受灾现场，将高桥河流域的灾情及时传递出去；2015年镇雄鱼洞“5·10”洪灾，作为市级以上媒体第一家赶赴灾区的记者，将灾区的灾情与救援第一时间内采访传回了后台编辑。现场采访的一组图片：“云南渔洞乡突发洪灾 汽车被冲上墙(组图)”被新华社等数十家媒体转载，让外界了解灾区灾情和给当地党委政府抢险救援抉择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在网媒极速发展的今天，2016年彝良两河“6·21”洪灾和盐津“7·05”洪灾，以及刚刚发生鲁甸“2·08”地震，我作为《昭通日报》随行采访记者，都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采访，为后方编辑及时发回了各类图片和灾情文字，不但客观真实反映了灾区受灾情况，也为迅速抢占新闻高地赢得了宝贵时间。让我们的平台成为外媒获得新闻资源的重要窗口。尽管在灾区采访很累、很苦，但看到全国各地读者都在关注着自己的稿件，很大程度上责任感与成就感就抚平心中那一份疲惫，不得不打起精神继续走在新闻的路上……

 说真的，当时有的人认为我不会写新闻，干不了新闻这个工作，但我坚信，只要我努力去学，用心去做，相信自己一定能做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特别是近两年来，家庭经历的父亲过逝、儿子摔成重伤几乎丧命的重大变故，有时甚至想过放弃，但我坚挺地走过来了，也更努力地走在这条路上。因为我深信，苦难永远是一笔财富，你战胜了苦难就会有幸福在前方等着你。

 (上世纪七十年代出身于大关吉利的一个贫苦家庭。背过煤，打过猪草，种过庄稼。坚信知识能改变命运，也坚信有努力就有收获。心中静守着诚实待人、心存感恩的教诲，每一步都走得艰辛而收获着喜悦。从事过乡镇办公室、林业、民政、扶贫等工作，凭着对新闻的追求与梦想，走进基层、关注民生，以社会为载体，在编辑、摄影、新闻采写等方面不断学习，探索前行。在从事新闻的近八年时间里共撰写了700余篇近80万字的新闻稿件，数十篇获得国家、省级奖项。坚信新闻一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