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采访过的草根人物之——卢政权

记者 刘建忠

我不想纠缠在“贫困”二字上，尽管“贫困”是活生生的现实，但这不是我写作的初衷。我想告诉人们，在那里，在那极易被人们遗忘甚至可以用睥睨目光遥望的山旮旯里，有那么一种人，普普通通的山村教师，他们一点也不伟大，甚至很渺小，小到没有，如同天上一颗你根本看不见的星星或者隐身在大山丛中的微弱灯火。但他们那种活着的方式，深蕴着一种让人震撼又无法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东西。我所能做到的，就是把他们的生活如实地记录下来。

——采访手记

大山深处，师爱撑起一片天

我是在回云南探亲期间听到关于卢政权的故事的，当昭阳区（原昭通市）大寨子乡教办主任陆勇两眼湿红、声音哽咽地讲述完他的故事之后，我被这个代课教师艰苦办学的可贵精神和心系山里娃的炽热情怀深深地感动了，震撼了。职业的敏感与责任的召唤，已容不得我半点迟疑和懈怠。于是，我开始了这次艰难的采访。

汽车在绵延不断的群山中整整颠簸了4个多小时，我们才赶到大寨子乡教办。但这离我要去的龙洞小学还有40多里地，至少要走5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随行的张老师向我介绍说，大寨子乡是昭通地区最偏远的山寨，而龙洞又是这个寨子最偏远的一个小村子，那里不通路、无电、缺水。“到龙洞太困难了，山路远，危险大，走不到一半你就会后悔的！”张老师提醒我。但我去意已定，匆匆整理了一下，便上路了。

莽莽乌蒙山，高峰耸峙、沟壑纵横、峰接天际，远远望去，令人不寒而栗。我们脚下的这条山路就夹在绝壁与山涧之间，走在这样一条连毛驴都硌脚的石头路上，会让你感到命若悬丝，你只能憋着一股气专心致志地盯着脚下，否则稍一分神，就会有滚落到崖底、摔的粉身碎骨的危险。然而，就是在这随时都有危险、连行走都感到困难的山路上，卢政权每个学期都要跑20多趟，到乡教办开会，有时还背着沉甸甸的课本和为孩子们购买的学习用品。

见到卢政权，是在他那两间简陋的屋子里。屋里没有什么象样的家什，只有一些仅能勉强生活下去的最基本的盆盆碗碗，加起来也不值几个钱。唯一能引人注目的就是贴在墙上的那几张写有“先进代课教师”字样的已经落满粉尘的奖状。见我们到来，生性有点腼腆的卢政权显得很慌乱。他一边招呼我们坐下来，一边从院子里抱进一捆干树枝，就地放下。然后把一壶水挂在从屋顶垂下来的不知用什么材料做成的钩子上，开始生火。火燃起来了，屋子里顷刻浓烟滚滚，蹲在一旁的卢政权被烟呛得直流眼泪。望着这种简单而又原始的生火方式，望着那被烟熏得黑乎乎的墙壁，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心疼和诧异。

天色已经黑透，屋里没电，卢政权点亮了一盏煤油灯，用手擎着。微弱的灯光下，我开始倾听他诉说自己的办学经历。

（一）

1989年7月，从学校毕业回到村里的卢政权已经是20岁了。因为家穷，上学晚，父母节衣缩食把他供到初中毕业已经很不容易，按理说，在那个时候，他完全可以凭着自己识的几个字到外面找点事干，可他不忍心让这里的孩子们永远蛰伏在在这个穷地方。想走出深山，走向外面的世界，要紧的是有知识和文化啊！可这些年来，村里除了他这个初中毕业生外，再没有人能读上中学。愚昧落后的现实使卢政权彻夜难眠，心急如焚，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占据了他的整个心头。“我要办学！”他要亲手去点燃这大山深处熄灭多年的文化火种。

可是办学又委实太难了。在那种连肚皮都难得填饱的情况下，谁还有钱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读书。再说数年前有过的一个校舍，早被暴雨冲垮，只剩下四堵残缺不全的墙……

可困难压不倒卢政权。没有钱他就因陋就简，利用几个昼夜，把校舍的墙垒起来，又找来木头、茅草搭上。没有桌椅板凳，他就跟亲朋好友借来几块木板，然后垒几个石头墩子，把木板架上，以此当桌子……

其他工作都可以凑合，可招回辍学多年的学生就难了。有的人家因为穷怕了，硬是不让孩子读书。卢政权不得不反复耐心地开导，直到他们点头同意为止。有的家长虽然同意孩子上学，可是孩子这几年因为散惯了，心变野了，说死也不去。卢政权跑遍了龙洞附近所有的山山寨寨。腿跑肿了，脚打起了血泡，但他仍苦口婆心地劝导。最后，总算凑来15个学生。而这些孩子大的大，小的小，大的已经十五六岁，小的才六七岁。

不管怎么说，沉默了多年的大山深处终于又响起了琅琅的读书声，卢政权开始了他艰苦的办学生涯。

（二）

第一个学期总算过去了。新学年开始之前，卢政权实在不忍心让孩子们再在“露天学校”里顶风冒雨上课了。为此他去了几次乡教办，申请来300元钱。校舍顶棚铺上了瓦，孩子们总算有了一点点温暖和安全。但是，接踵而来的困难出现了。由于屋顶铺了瓦，窗口又小，没有原来的光线充足，加之孩子们好动，起身时经常会将架着木板的石头课桌碰倒，把脚砸的血淋淋的。记得有一回，一个学生让石头砸了脚，直流血。但坚强的孩子理解老师的一片苦心，怕他看见，就咬着嘴唇悄悄地把脚缩回，干脆用膝盖垫着本子写字。孩子没有哭，卢政权却心疼地哭了。

这一幕深深地刺痛了卢政权的心。他咬了咬牙，把家里的一头猪卖了350元钱，请木工做了桌椅，而这些所谓的桌椅充其量不过是几个长条凳子和几个小板凳而已。

到龙洞要经过一条河，夏天雨多，河水泛滥，孩子们年龄小，卢政权怕他们被水冲走，每天早上都用梯子一个一个把他们接过来，晚上，又一个一个把他们送过去。到了冬天，孩子们穿着破衣烂衫，卢政权怕冻坏他们，又拣柴给他们烤火。暖暖旺旺的火，烤热了孩子们的身，也烤热了孩子们幼小的心灵。艰苦的条件，使他们过早地懂得了生活的艰辛和读书的不易，一个个学习非常用功。仅有的本子写完了就写背面，背面也写完了，仍然舍不得丢掉，就用橡皮擦去上面的字再写……

对于有钱人家的孩子们来说，每年新学期也许是他们最值得高兴的日子，而卢政权和他的学生们每每这时就会作难犯愁。因为贫穷，大多数孩子交不起学费，卢政权几乎把自己每月60元的代课费都拿了出来。除此之外，他还不断用卖鸡蛋的钱给学生买学习用品，可自己四岁的儿子却从没有好好吃过几个鸡蛋。每到年底，卢政权家的口粮总不够吃，总要向别人借。妻子和孩子跟着自己吃不上、穿不上也够难的了。每每想到这里，卢政权的嗓子眼里就象扎了鱼刺一样难受。

这样一过就是5年。5年，是一段不短的时间啊！5年，可以做好多事情，也可以赚好多钱，而我们的卢政权却用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为大山深处的孩子们撑起了一方晴空，他将自己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投注给这伟大神圣的教育事业，也将自己满腔的爱心无私地给了这些孩子们。5年来，校舍不知被暴风雨冲垮过多少次，也不知他修了多少次，建了多少次；5年来，他从没有因为条件艰苦耽误过孩子们的学习。在那样一种举步维艰的困境下，他所教的学生总成绩连续5年获全乡第一，自己连续5年被乡教办评为“先进代课教师”。因为书教的好，龙洞附近，甚至四五十里外山寨上的人们都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他这儿来读书。

（三)

然而好景不长。1996年夏天，一场罕见的暴雨，将卢政权修建不到半年的校舍又冲成了一片废墟。

校舍没了，卢政权只得把孩子们集中到自己家里上课。黑板不好用，他索性就在自家那被烟熏黑的墙壁上写。这块地方写完了，不便擦去，又挪到另一块上写。就这样，写上去的数字和汉语白花花地占满了四周的墙壁……

可是在家里上课，终究不是办法，当屋里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利用完了的时候，卢政权不得不和妻子商量，再次重新建盖校舍。说心里话，卢政权对校舍有点修怕了。由于没有钱，每次校舍被冲垮，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修建的，支撑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这次卢政权是下了决心的，费多大心血也都要将校舍建的牢固一些。

卢政权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和妻子破土动工，修建学校的那些日子。那些日子，他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为了不耽误孩子们的课程，白天，他让妻子背泥巴。在妻子背泥巴的时候，他开始给孩子们上课，等妻子背回泥巴，就差不多赶上他下课。于是，抓紧课间休息时间砌墙。到了晚上，他又忙着和好第二天备用的泥巴。如此循环往复，没白没夜地干。

最难受的是，妻子一个女人家，为了背泥巴常常累的汗流浃背，加上吃的都是些苞谷、洋芋之类的东西，有时背着背着人就会累的晕倒在半路。有个星期天，孩子们见师母昏倒在路旁，背篓里的泥巴洒了一地，都心疼地哭了。最后，懂事的孩子们用自己的衣襟把地上的泥巴兜回校舍。第二天早晨，孩子们说什么也不上课了，卢政权感到纳闷。１８个孩子齐刷刷地站在他面前，异口同声地恳求：“老师，你让师母歇歇吧，我们帮你运泥巴！”面对眼前这种情景，卢政权感动地什么也说不出，他俯下身来，挨个在孩子们的小脸上亲了亲，大颗大颗的眼泪从他的面颊上滚落下来。那天的太阳好温暖，好灿烂……

听完卢政权的诉说，已近深夜。为了方便我的采访和记录，他一直用手擎着煤油灯，如豆的灯光下，这时我才发现他憨厚纯朴的脸上堆满了皱纹，像孩子们作业本上的勾勾勾勾叉叉，乱糟糟的头发上似乎还看得见白天落下的粉笔灰。因为贫困，因为大山的压抑，这个只有２８岁的年轻人看上去好像４０岁。

在这远离喧嚣和纷杂的乌蒙山深处，在卢政权寒伧破败的屋里，静听山涧彻夜不息哗哗作响的流水声，我已经无法入睡。我忽然想到当今那些一掷千金、摆阔斗富的大款们，我多么希望他们能够从我写的这篇文章中得到某中启示或者感悟，能伸出他们还没有冰冷的双手，来关注一下这大山深处的孩子们，为这些孩子能像其他孩子一样走进明亮的学堂而捧出一点爱心。当然，我更希望全社会的好心人都会将充满温情的目光投向这个寂寞的甚至无人问津的山旮旯里。写到这儿，我已无力再举起这沉重的笔。从卢政权的口中我得知这样一个让人心焦亦心痛的消息：为了孩子们，他打算利用假期外出打工，赚钱办学。他说再不出去，新学期一开始又会有几个孩子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他说他不忍心这样，自己再怎么艰苦和困难，也要把龙洞的孩子们培养成人。

第二天凌晨，知道我们要离开龙洞，卢政权硬是让妻子杀了一只公鸡。我竭力制止，公鸡还是被杀了。随行的张老师说这是当地的风俗。吃饭时我强忍眼泪，面对那只鸡我难以下咽，因为这可能顶得上卢政权家一个月的收入啊！要告别了，却不见了卢政权。卢政权的大哥告诉我说他不忍心再让我步行回去，上山找马去了。可翻过这一座座山要多长时间，要有多艰难。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卢政权满脸疲惫很失望地回来了。山上仅有的两匹马已经到外边驮东西去了。马儿送不成，卢政权执意要步行送我。我知道此时此刻已无法拒绝他，无法拒绝他那满含热泪和感激的目光。直到２０多里外的田坝，在我的强烈要求下，他才不得不留住脚步。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蓦然回首，巍峨的大山脚下，卢政权正朝我们挥动着他旗帜一样的手，他站成一座不倒的丰碑，于我的视野深处，变得越来越魁伟，越来越高大……

（此文曾刊于《中国教育报》《辽宁青年》《精神文明报》《德育报》等全国20多家报刊）

作者的话：贴出这篇稿子，绝没有“旧饭重炒”的意思。从稿子发表到现在，已经过去好多年，期间，我一直在寻找关于卢政权的消息，但都没有结果。后来有人告诉我，迫于生活的压力，卢正权不得不放弃龙洞小学而选择外出打工。生活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里，对于卢正权作出的任何选择，我想每个人都不应该去斥责，而应该给予他足够的理解！只是，我们不要忘记，在生活越来越好、教育条件逐步改善的今天，依然还有很多像卢政权一样的老师坚守在大山深处，他们对山区教育的执着和奉献，应该成为当下所有人学习的一种榜样和典范！

刘建忠，记者、编辑、草根写手、作协会员，发表文字若干。著有个人作品集《永远的红纱巾》《行走在文字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