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阅读

■杜 浩

8月16日，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在北京揭晓，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王蒙的《这边风景》、李佩甫的《生命册》、金宇澄的《繁花》、苏童的《黄雀记》这5部长篇小说获得该项殊荣。这五部获奖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近年来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思想高度、艺术水准，体现出中国当代文学繁荣发展的态势。

“十年磨一剑”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系列长篇，是从1994年起意创作，2003年正式动笔，至2011年最终完成。《江南三部曲》2012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

由《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组成的“三部曲”在结集出版时，要起一个系列名，起初格非想叫《人面桃花三部曲》，但觉得不够理想，又想了好几个名字，最后《江南三部曲》一锤定音。对于格非跨越百年的写作格局来说，“江南”二字简练而意蕴丰富。

《江南三部曲》是格非深入思考并描写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历史、知识分子等问题的系列作品。小说《人面桃花》讲述晚清末年、民国初年江南官宦小姐陆秀米与时代梦想、社会剧变相互纠缠的传奇人生。格非以他一贯的优雅和从容，将一个女子的命运与近代中国的厚重历史交织在一起，通过简单写出了复杂，通过清晰描述了混乱，通过写实达到了寓言的高度。《山河入梦》写的是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梦想和社会实践。“以《山河入梦》的力量平衡了一个时代，在爱情都变成脱衣舞的世界里，夜夜夜宴，金金金黄，小说以感人至深的梦想为我们最深处的绝望拉上了帷幕。”《春尽江南》则对准了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小说通过描写诗人谭端午和律师庞家玉（原名李秀蓉）这对渐入中年的夫妻及其周边一群人近二十年的人生际遇和精神求索，广泛透视了个体在剧变时代面临的各种问题，深度切中了我们时代精神疼痛的症结。总之，《江南三部曲》从晚清末年一直写到当下，格非在坚守艺术性的同时，用具有穿透力的思考和具有时代对应性的叙事，由个人、家庭扩延至社会和历史，生动呈现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的衍变轨迹。

“应被加进文学史之中”

——王蒙的《这边风景》

《这边风景》是著名作家王蒙在80岁高龄时完成的新作，这是王蒙第一次获茅盾文学奖。而此部作品由广州本土的花城出版社于 2013年4月出版，出版当年，曾入选央视“2013中国好书”。

王蒙曾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他是当代文坛上创作最为丰硕、始终保持创作活力的作家之一。此次获奖的作品《这边风景》是王蒙六七十年代下放新疆农村劳动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因各种缘由未曾付梓，但在《王蒙自传》和各版本评传中都有所提及，因而是一本早有耳闻却迟迟未露面的小说。

小说《这边风景》以新疆农村为背景，从公社粮食盗窃案入笔，用层层剥开的悬念和西域独特风土人情，为读者展示了一幅现代西域生活的全景图。同时，也反映了汉、维两族人民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真实生活，以及两族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友爱共处，带有历史沉重的分量，又将日常生活中的人物塑造得极为生动，悬念迭生，矛盾冲突集中，独具新疆风情，情节精彩，语言机智幽默。小说的结构独具匠心，在每个章节后都设计了“小说人语”，用80岁高龄的王蒙今时今日的角度去适时点评和阐述39岁王蒙当时的创作和思考，形成“老年王蒙与中年王蒙”的对话，为这部六七十年代的作品添加了现代感和时代感。

王蒙在《这边风景》一书的后记中写到，“这是从坟墓中翻了一个身，走出来的一部书，从遗体到新生。” 《这边风景》曾被雪藏在柜橱里近40年，直到王蒙78岁那年，才被儿子王山无意中翻找了出来。当时正值妻子崔瑞芳离去，尘封之作重见天日，勾起了王蒙无限感怀，他“重读旧稿、悲从中来”。在《这边风景》的首页上，王蒙还特别写下了这样的献词：“纪念我的初恋情人，我的终身伴侣，与我共同经历了这一切的一切，并一再鼓励我写下了此作的永远的崔瑞芳吾爱。”

评论家雷达曾在《评王蒙<这边风景>》一文中谈到，《这边风景》一书拥有历史的、审美的、风俗史的价值，以及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价值，应该被加进文学史之中。

横亘在城市与乡村之间

——李佩甫的《生命册》

《生命册》是李佩甫继《羊的门》、《城的灯》之后，“平原三部曲”的巅峰之作，于2012年3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李佩甫习惯于从中原文化的腹地出发，书写平原大地上土地的荣枯和拔节于其上的生命的万般情状。在他的笔下，乡村与城市、历史与现实、理想与欲望并置，其试图从中摸索出时代与人的命运之间的关联。在《生命册》中，作家描写的作品主人公“我”，是一个从乡村走向城市的知识分子，一个“背负土地行走的人”。他从乡村到省城，从省城到北京，再从北京到上海，一路走来，“我”的身份也从大学老师、北漂者枪手、南方股票市场上的操盘手，到一家上市公司的药厂负责人。“我”是一个深刻、冷静，内敛、节制，不偏执，不轻狂，有着一切自省者的特点和带有知识分子尊严的人物，所以自始至终都在默默地观察和审视着周围的一切。整个小说从“我”的视点出发，把 “骆驼”、“老姑父”、“梁五方”、“虫嫂”等不同性格、不同人生际遇、不同命运遭遇的一系列典型的人物形象串联起来。从这样一个个典型的人物身上，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我们读者可以看到城市与乡村之间纷纷扰扰的世界，看到中原大地上五十年来生长着的苦难和血泪，这是展示，是审视，是推敲，也是追问。

《生命册》中，既有对二十世纪后半期政治运动中乡民或迎合或拒绝或游离的生存境况的描摹，亦有对乡人“逃离”农村，在物欲横流的都市诱惑面前坚守与迷失的书写。而横亘在所有叙事之下的，则是古老乡村沿袭而来的民间故事和传奇。在这里，民间世代相传根深蒂固的意识已经植入“背着土地行走”的“城里人”的灵魂记忆中，为“城里人”在新的价值观面前的迷茫和困顿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反哺和滋养。借助这次写作，李佩甫完成了对知识分子在时代鼎革之际的人生选择与生命状态的诸多可能性的揭示，在无限逼近历史和人性真实的过程中，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具有哲理反思意味的人物群像图。

非常接地气的作品

——金宇澄的《繁花》

金宇澄于2012年以满纸沪语完成了一部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的长篇小说《繁花》，正式发表于《收获》，并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作品一经问世便反响强烈，一举摘得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1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第一名。2013年获得第11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第二届施耐庵文学奖和第一届鲁迅文化奖年度小说奖。

这部小说为什么叫《繁花》？人生如花，书中大段关于花、树的叙事，七十多位女性人物，可说是珠环翠绕，光线、颜色、气味，在人世摇曳，加之盛开与枯萎姿态的上海，包括传统意义的繁华城市的细节，是花团锦簇的印象。这就是书名“繁花”的寓意。

众多评论都谈到了这部小说的语言特色，这的确是《繁花》的最新颖之处，即巧妙运用传统“话本体”的语言表达。全文以沪语行文，力求“口语铺陈，意气渐平，如何说，如何做，由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讲完张三，讲李四，以各自语气、行为、穿戴，划分各自环境，过各自生活。对话不分行，标点简单”，句子短而细碎，少铺陈，干净利落，不动声色中将上海30余年惊心动魄的蜕变忠实呈现。

《繁花》是一本起初开始在网上写作的小说，它看似有着语言上的某种限制，因为生动、鲜活，却让这种限制成为一种别致。这种限制是指作者使用的沪语写作，采用方言写作，是一种大胆的语言实验，结果非但没让外地人觉得“隔”，反而从中感受到了普通话所不能容纳的回旋和余韵。这正像作者所说“在语言上，我不愿意它是一个真正的方言小说，要让非上海话的读者能看懂。整个过程，我用上海话读一句，用普通话读一句，做了很多调整。”

香椿树街的地标建筑

——苏童的《黄雀记》

苏童的《黄雀记》获得本届茅盾文学奖后，苏童说他的这部小说在他的“香椿树街系列”小说当中意义蛮重大。苏童说他这个年龄的一代人，从小生长的街区现在都消失了、倒塌了、颓废了，所以他一直想用小说的形式造一条街，让它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宽，也越来越深，而且让它永远存活，不会被强拆。这条街虽然被命名为香椿树街，但可以理解成南方的任何一条街道。《黄雀记》恰好就是这个“造街运动”当中可以成为地标性建筑的一部作品。

“几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在一座火柴盒式的工房阳台上眺望横亘于视线中的一条小街，一条狭窄而破旧的小街……这是我最熟悉的南方的穷街陋巷，也是我无数小说作品中的香椿树街。”与文学世界贴近当下现实、关注社会热点不同，在《黄雀记》中，苏童延续自己小人物叙事风格，重回其一生写作的“文学原乡”——香椿树街，用读者熟悉的“苏式”文笔风格书写一段爱与伤害交织的青春残酷、心灵成长故事，也是一个“关乎罪与罚，关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生存境遇”的故事。

《黄雀记》讲的故事并不复杂，基本就是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引发的命运纠结史。小说里有三位主人公：十八岁少年保润，家世世代代都在香椿树街上；香椿树街大名鼎鼎、帅气但轻浮的柳生；外地来和祖父母一起生活的不安于现状的美少女“仙女”（后来改姓夏）。小说分为三章：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苏童在三章中用三种叙事视角，写男女主人公的成长和碰撞，背后则折射出时代变迁的影子。主题涉及罪与罚，自我救赎，绝望和希望，甚至有读者反映说自己读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味道。

“香椿树街”这一地理标记，对苏童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苏童的小说世界里，“香椿树街”与其说是物理意义上的，不如说是精神意义上的。如同山东高密之于莫言，上海里弄之于王安忆，那条潮湿宁谧又活色生香的江南小街，对苏童，也是一个永新不竭的心灵原乡和文学富矿。事实上，香椿树街的故事，换个名字也可以成立，只是我在刻意地经营这样一个地理概念，且建立了感情。换句话说，我虚构的香椿树街这个小小的世界，几乎可以反射、影射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