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昭通日报》的那些事

■吴庆钧

每天早上八点半，我都准时走进昭通日报社的大门，来到新媒体办公室，端坐在电脑前，精神抖擞地编辑“掌上昭通”新闻客户端当天的内容。我热爱这份工作，不止是因为我从小喜欢文字、梦想做一名出色的编辑，更因为我对《昭通日报》一直有一种莫名的情愫。

小时候，因为家乡的偏僻和家庭的贫困，读书成了唯一的了解外面世界的途径。我一直对书本有一种天生的痴迷，初识文字后便不再满足于课本里的内容，总是想尽办法寻找课外读物，要么厚着脸皮向同学借阅皱巴巴的作文书，要么到河沟里抓青蛙扒螃蟹跟同学换破旧的《故事会》，跟着父母去姨爹家，看到他家满柜子的藏书，我便坐立不安，临走时总要撒泼耍赖要走两本，偶尔缠着父母用卖鸡蛋的钱买来一本《小学生作文》，我会高兴得手舞足蹈……在那书籍极度稀缺的山村，连一张带字的纸我也不会放过，于是乎包面条的半张旧报纸、父亲的“金沙江”烟盒和邻居大爷裹烟抽的纸条都成了我的珍藏。无可否认，这些泛黄的书籍和零碎的纸片，给我的童年带来了太多的快乐和遐想。

直到上初中后，我的阅读视野才开阔起来。学校订有《昭通日报》，每个班级一份，由于交通不便，每一期报纸都要时隔许久才能到达。当崭新的报纸被老师放到讲台上的时候，我便坐不住了，眼睛紧紧盯着，生怕一不注意它就长翅膀飞了，也至于那节课老师讲了什么，根本就没有听进去。等到下课铃一响，老师前脚刚离开讲台，我已经倏一下站起来，跑上去一把抓住报纸，如获至宝，扑在课桌上津津有味地看起来。当然也有例外，有时候我不在教室，报纸被其他同学捷足先登拿走了，然后变成了纸飞机，变成了戴在头上的纸帽子，变成了玩乐的纸扇或是纸棒……我总是心痛不已，要等到他们玩够了，扔进了垃圾桶里，我才去捡起来，小心翼翼展开、摩平，破碎了的慢慢粘贴好，收进抽屉里，慢慢阅读。还好，当时我们班没有其他人像我一样如此喜欢报纸，所以这份“公共财产”变成了我的私有物品，每过一段时间，我都要把收藏下来的报纸转移到学校外面的姐姐家里放着，尽管如此努力，还是有很多期报纸被漏掉了，不知去了哪里。初中三年，我用这样的方式，收藏了一大摞报纸。这些《昭通日报》，给我的生活打开了一扇窗口，让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憧憬，也激发了我写作的热情。也就是在那段时间，从报纸上了解了很多昭通的大小事，阅读了昭通很多作家作者的作品，同时学到了很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自己的作文水平也突飞猛进，在作文本上写的小说和诗歌受到了老师的赞赏和同学们的竞相传阅。

因为家庭贫困辍学后，心情抑郁到极点。多亏有我带回来的这几摞初中三年收集下来的《昭通日报》陪我度过那段人生的低谷期，我用针线装订起来，厚厚的七八本，每天上山放羊带一本，仔细反复的阅读，就连夹缝里的广告也不放过。我现在不管是消息、新闻通讯还是诗歌散文，几乎所有类型的文章都能写，完全得益于那段时期对《昭通日报》的仔细阅读。

后来，不甘于继承父辈的锄头和犁铧，我踏上了漫长的打工旅途，无论生活怎么艰苦，打工环境多么恶劣，我一直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文学爱好，每天坚持写日记，在笔记本上用文字打发艰苦枯燥的时光、书写自己心中不为人知的梦。2008年，终于鼓起勇气，向《昭通日报》投递了自己的一组文章，没想到受到了自己一直很喜欢和崇拜的作家、时任《昭通日报》编辑的刘建忠先生的认可和肯定，刘老师及时的给予了回复，并鼓励我坚持写作。也就是在那年，我的处女作散文《最痛别离时》发表在了《昭通日报》，以后一发不可收，我的文学作品陆续见诸报端，迄今已在全国百余家报刊杂志发表过作品，并在打工文学圈子里小有名气，受到了各地媒体的关注报道。

时至今日，我已不再为得到一本书而绞尽脑汁，各种赠书和样刊让我随时有书可读，网络时代的到来，更是让阅读便捷，打开手机，即可阅读自己喜欢的文字。尽管如此，我还是偏爱报纸副刊上的文字，每次回老家，总会打开竹楼上的箱子，抱出当初珍藏的几摞《昭通日报》，仔细抚摸，慢慢翻阅，心中感慨万千、百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