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昭通·人文丨孟孝琚碑

随着昭通古城改造指挥部的黄智将钥匙插进锁孔，红漆斑驳的大木门“吱呀”一声打开，一座飞檐翘角的圆柱形建筑呈现在眼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孟孝琚碑就珍藏于此。黄智接着打开了碑亭铁门，一块墨黑色石碑在昏暗的灯光中与我的目光猝然相遇。瞬间感觉，如与故人重逢。

这块乍一看似乎没什么突出特点的、残损不堪的石碑，就是闻名遐迩的孟孝琚碑。由于年代久远，历经波折，石碑字迹模糊不清，极难辨认。为了防止损坏，文物保护单位在上面罩了一层厚塑料板加以保护。石碑右侧一米左右立着一块复制品，如年幼的兄弟，与之相依相伴。

孟孝琚碑全称为《汉严道君曾孙孟广宗残碑》，被海内学者誉为 “寰宇稀世之奇珍”“海内第一石”。

据说，孟孝琚碑的发现、出土经历颇为离奇。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距昭通城东南10余里的白泥井村马家湾农民马宗祥在取土建房时，偶然发现一块残损的石碑，碑上依稀有字，但马宗祥不识字，加之此类石碑在乡下随处可见，不足为奇，差点被他拿去砌墙。

幸好马宗祥的表弟马正卫进城办事，向一位叫胡国祯的读书人说起此事，胡国祯是个有心人，闻言随即会同蛰伏乡里的前翰林院检讨谢崇基（字履庄）前去探寻。一见石碑，胡国祯、谢崇基二人顿时两眼放光。只见石碑上的文字书写苍劲、文辞雅健、浑然古朴，果然好字。二人兴奋至极，连忙雇人用牛车把这块沾满泥土的石碑运到城内的凤池书院。谢崇基还赏给马宗祥一匹枣红马和几两银子。孟孝琚碑因此得以面世。

孟孝琚碑的横空出世，顿时轰动全国。但由于碑体、字迹残损严重，难以辨认，对于此碑的具体年代，学术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不少专家学者纷纷投入对孟孝琚碑的研究中。相关资料记载，1915年，鲁迅先生购回《孟孝琚碑》一册，对该碑文进行了抄录整理。又对谢履庄的跋记也作了抄录整理，并注明“行书四行。刻在左缘下方空处”。后经张希鲁、谢饮涧、胡国祯等昭通文化人的考据，认为这是一块汉碑。谢饮涧先生皓首穷经，费时数年，终于补齐了残缺的碑文，并得到业界认可。后谢先生根据碑文内容，给它定名为“孟孝琚碑”。因此可以说，最终将孟孝琚碑两大难题解决且一锤定音的，是谢饮涧先生。

谢饮涧因此青史留名。

鉴于孟孝琚碑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1965年，被列入云南省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2006年5月，孟孝琚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孟孝琚碑的发现和出土，既有很大的偶然性，也有一定的必然性。若不是马宗祥挖土建房，孟孝琚碑就不会得以面世，若不是其表弟“嘴碎”告诉胡国祯，且胡先生识宝，该碑将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被埋没。话说回来，因为此碑确系真实存在，且具有极高的考古学意义和历史文化价值，早晚皆有可能被发现，只是时间问题。

正如人们所言，是金子总会发光，只是需要某种机缘巧合。这与人的命运何其相似。

就像当年，在四面环山的昭鲁坝子中，随处可见凸起于地平面的土堆，俗称“梁堆”。梁堆是汉晋时的古墓葬，这些古墓葬如同历史天幕上耀眼的星辰。然而，在对历史和文明知之甚少的普通百姓眼里，所谓梁堆不过就是一堆毫不起眼的黄土。人们起房盖屋，修畜厩、砌火塘、建厕所，随时都可以到梁堆上去挖几块残损的汉砖，撮几筐埋没过“朱提银”“堂琅铜”“五铢钱”光泽的砂土而为己用。

记得当年母亲带着我们，与其他村民在家对面的小松林坡顶上挖坑种苹果树，就曾挖出过不少比普通砖头大许多的青色方砖，砖的四周有不少花纹。不少人就把那些精美无比的砖头挑回去砌了畜圈和厕所，有的被镶嵌成了取暖的火塘。

在不识宝的人眼里，即便金银玉石，也只是蒙尘的石头一块。孟孝琚碑应该感到幸运，因为它遇到了挖土的马宗祥，识宝的胡先生，不然也许至今还被压在土墙中难以面世。

经谢饮涧先生考证，孟孝琚碑主要记述的是孟广宗（孟孝琚原名）的生平事迹。碑文作者以沉郁顿挫的笔法，叙述了孟孝琚的美好德行和不幸遭遇。在作者笔下，孟孝琚是一个幼年丧母、好学上进、仁慈厚德的好少年，但因病未婚早夭，令人万分痛惜。碑文对孟孝琚的不幸早逝，寄予了无限的哀伤和同情，并为命运的不公感到愤愤不平。

孟孝琚碑的文风朴实简练，叙述真挚动人，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此外，孟孝琚碑还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该碑面世后得到了众多清末民国时期的书家和学者的高度评价。如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梁启超就认为：“（孟孝琚）碑中字体，有绝类今楷者，可见书之变迁，其积以渐，其来甚久，谓其某体起于某时，创自某人，皆目论也……滇南所出两碑，《爨龙颜》全用方笔，足破北方南圆之陋。见此碑可证汉隶今隶递嬗痕迹，皆与书学有关系。”

但一直以来，人们更多的是从孟孝琚碑的书法艺术价值方面给予极高的评价和肯定，对于其重要的文物价值、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多有忽略。首先，孟孝琚碑是迄今为止云南所发现的唯一一块汉碑。孟孝琚碑的出土，使得在岁月的长河中流淌了近两千年而渐趋于淡漠的古代云南的历史画卷再现异彩。其次，孟孝琚碑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生活状况具有较高的价值。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在汉晋时期，昭通就与中原地区有了密切的文化交往，与中原地区一样有着较为先进的文化，而非中原人认为的西南地区的人都是冥顽不化的“南蛮”。再就是孟孝琚碑碑文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有专家认为，它是碑文中的《古诗十九首》，用平实的文句，抒写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表达了对不幸者深挚的同情和悲悯，称其为汉隶中古、朴、茂的代表之作，把它和早它八年的《石门颂》、早它一年的《礼器碑》相比，毫不逊色。

（图片由昭通古城保护工作指挥部提供）

作者：夏文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