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的视角承担社会责任

蔡国军

日前，《中国网》等媒体发表了一篇题为《周福昌要求星火文学学会在构建平安昭通中承担社会责任》的文章，笔者读后颇有感触，作为一名工作和生活在昭通的业余文学爱好者，我试着从社会责任担当的角度来进行文学思考。周福昌是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应邀担任昭通市星火文学学会顾问，他明确指出星火文学学会要在构建平安昭通中承担社会责任。这是对文学文化的要求，更是对社会团体的要求。

笔者以为，周福昌书记的要求与近期出版的《昭通文学发展道路初探》一书中提出的“昭通文学要形成一条与时俱进、紧贴时代脉搏，深入群众、贴着大地行走，顽强拼搏、植根清贫与困苦，改革创新、注重发展与继承的文学发展道路”是一脉相承的。

昭通市星火文学会成立于2011年7月，主要以办《星火》季刊和文学报为主，近年来，编辑出版《昭通文学发展道路初探》《鲁甸8.03地震纪念特刊》《昭通90后作家专号》《昭通残疾人文学专号》等社会关注度较高的行业性刊物，累计发表各类作品450余万字，展示了昭通各行各业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作风，从中我也读出了星火团体的社会担当。

良心写作，贴着大地行走

文学创作是写作者的心灵世界，这个心灵世界其实就是文学对于现实世界的关注与承担。

“担当多共鸣，忧患出文章”。上世纪，作家们对于现实的关注保持着一种相对持久的热情，并在直面现实的同时体现出更多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他们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入手，秉承批判和独立的精神来强调文学的真与美，凸显文学的社会功能，对社会民众的关注中体现出灵魂的探索和思想的反思，这便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为民担当”的文学精神。

有人认为，当下，文学多了脂粉气、铜臭味和娱乐性，从而远离了人间烟火。一些人，包括不少业已成名的作家，在面对时代巨变、现实生活中的冲突、生存状态的无奈与疼痛时，已经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缺失了一个作家最应该具备的感动和悲悯。有的为圈子写作，博几声肉麻吹捧；有的为“五斗米”写作，数几文散碎铜臭。这种状态下的写作，又怎么能引起读者大众的共鸣呢？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昭通作家和一些文字工作者、文学爱好者执着追求，潜心创作，涌现出一大批活跃在全国文坛的作家、作者，形成了备受省内外广泛关注的“昭通作家群”和“昭通文学现象”，其中，不乏有贴近大地、植根生活、底层写作的作家。如：昭通知名作家夏天敏笔下的很多文章，正是体现了这种“底层写作”，贴着大地行走的风格。作为夏天敏作品的忠实读者，从他《飞来的村庄》小说集里，随处可见贫瘠的土地，简陋的街巷，为生活的沉重折了腰、驼了背、满脸皱纹的父老乡亲，给我们的启发是，书写生活、反映时代是文学、文字工作者的责任，要了解时代，必须深入生活，躲在屋子里空想是无法创作出好作品来的。

发生在昭通彝良的9·07、鲁甸的8·03地震，震动了昭通文学。从地震当天开始，昭通的作家和一些文学爱好者纷纷作出了最直接、最快速的反应，他们用文字为逝者祈祷，为生者祈福，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关注，使得灾区人民获得到一些救助。他们的作品让虽未亲历地震的读者泪流满面、心如潮涌。这是文学的骄傲，也是文学的价值。

文学创作不需要高深的理论，生活就是本质，真理都是大白话。从诗人陈衍强在9·07地震中《一个代课教师的颂辞》一诗中，我们看到了大灾面前人类灵魂的正能量，他在诗中写到：朱银全的双手是灵魂的挖掘机 他刨废墟中的学生 如同父亲在贫瘠的土地上 刨他辛苦种植的土豆和萌芽的玉米 其实他粗糙的双手 是山寨最有力量的教鞭 在蒙尘的黑板上 指点我们怎样做人和爱。

参与救灾，终生难忘。作为昭通政法系统参与抗震救灾的一名亲历者，鲁甸8·03地震地动山摇、天昏地暗的那个时刻始终让我历历在目。那一天，这个慢节奏的秋城顷刻间笼罩着惊恐、脆弱、慌乱和无助。鲁甸全县瞬间通讯瘫痪、道路中断、余震不断，龙头山震中更是千家万户流离失所，坐守天明。整整一夜，救护车尖锐的呼叫声一直在耳边一直没有中断，让人感到生命的脆弱，让人嗅到了死亡的气息。关键时刻显大爱，正是从诗人辰良（系中共昭通市委刘建华书记）鲁甸奋笔——调寄《陌上花》中看到了党的大爱，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灾情火样急，主席决断，号令上万兵力；总理疾行，运筹帷幄灾区。风雨同舟生死共，将士舍身忘己。阴霾终散尽，雨后放晴，彩虹可期。这是诗人悲天悯人的良心和责任的驱使，是身临其境的一种写作状态，甚至来不及思考它的艺术成分，这是真实的、不可阻挡的心灵诗篇。又是在2012年春夏，昭通持续干旱，诗人率众抗旱，并有诗作《昭通大旱——调寄〈阮郎归〉》：天边红霞似火烧，稼禾成枯草。满目尘土水无迹，地焦人更焦。东掘井，西救苗，运水几千遭。恨不肋下生双翼，拨云雨潇潇。刘建华作为一个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却以诗人的视觉，表达自己对黎民苍生的感念之情，其忧民情怀体现得淋漓尽致，广为流传，深受好评。

宋代大儒程颢说：“良知良能皆无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天理良心”，成为中国人数千年来恪守的做人准则；“丧尽天良”，则成为民间社会谴责穷凶极恶者的首选贬义词。社会呼唤良心写作。“底层写作”正是一种回归与继承，写作者将处于社会底层的“沉默者”集体推向前台，表达他们集体性的诉求，在叙述苦难与艰辛的同时，对实现社会和谐发出苦苦的呼唤，甚至呐喊，从而体现出文学的社会承担。

现实写作，弘扬社会正气

“弘扬正能量，复兴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文学具有生命力，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呐喊。从一定程度上讲，文学对于人的心理抚慰和精神激励功能尤为突出，对社会大众有重要的引领和凝聚作用。有人提出大众文艺是消费时代文艺的最大文本，不可否认是大众文艺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在一些地方，文学已经出现明显的偏差与不正之风，真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文学这片净土出现“娱乐至上”、“颓废无聊”、“游戏一切”、“利益为先”等现象与倾向，文学作品内容苍白、情趣低俗、过度娱乐，价值立场失守、社会责任担当弱化、道德教化功能萎缩，使得文艺领域“正能量”的东西不断被遮掩，文艺难以彰显并发挥社会正能量的引领作用。

笔者觉得，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文学的选择起码有两个方面不可忽略：一是体现人文关怀；二是坚持人民大众视野与本土化实践，构建和谐社会。文学尤其应当关注弱势群体精神不弱、自强不息的题材。如：从描写战斗英雄徐良的报告文学《慈母的爱心》开始，孙晶岩的报告文学关注的就是“弱势群体”，她的《走出无声的世界》出版后收到了一些捐款和关爱，同时为山区吸引来了一批特教老师。回想起《骆驼祥子》这篇课文，我想，这必定是一篇让千千万万的读者心灵受到震动的佳作，祥子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摆脱悲惨生活命运，最后失败以至于堕落，主要是因为他没有生活在今天这个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试想一下，假如祥子生活在今天，他的事迹放到网上后，将会有人伸出援助之手，帮他度过难关，社会便会少了一个悲剧）。时下，星火文学学会出版发行的《昭通残疾人文学专号》便是一个很好的诠释，产生许多诸如本土残疾作家吴长江等正能量的缩影。文学让我们内心更加坚强。现实期待更多的“农民工”、“移民”、“上访群众”、“公仆”等专号。

反映时代的文学作品越多，越贴近大地，文学就越真切的存在，而对社会责任无动于衷，脱离生活，沉迷于一己无病呻吟的作品注定没有市场，无人喝彩。

法治写作，服务平安昭通

“法治是灵魂，星火可燎原”。重视文艺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社会治理、思想文化整合等方面，迫切需要文学这一思想文化精神力量的参与。我们是抛弃文学，还是充分发挥文学的作用来完善社会主义法治，推进法治化的进程？笔者认为，法治不应离弃文学，相反，法治化的进程更需要文学发挥其引领作用。

文学倡导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孕育文学。和谐社会是离文学的审美理想最近的一种社会现实，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文学担当尤为重要。当前，社会发展高度快节奏，一些人逐步趋于物质化和世俗化，在利益驱使下，为博公众眼球，一些网络媒体渲染式（不乏夸张、虚构、片面）报道了诸多社会负面，使人与社会处在一种不和谐、不平衡甚至相互对立的状态。网络平台成为信息的重要载体的今天，很多文字都是在电脑上写成，并在网上传播，因其有传播快，读者广泛等特点，对信息的传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网络平台俨然成为文字的阵地。网络也是一把双刃剑，从目前仇富、仇官、仇警这“三仇”在网络上引起阵阵热议的来看，这种负面的信息传播给公众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这和网络监督管理弱，过度追求点击量是分不开的。诸如大家耳熟能详的“郭美美炫富事件”“卢美美炫富事件”再到“山西煤老板七千万嫁女”等，各类炫富事件此起彼伏，各类贪腐的数据，“城管打人”等一次次刺痛了公众的神经，不断激化人们的仇富、仇官心理。由于这种渲染式的宣传，人们只要见到“富人”“官”“警察”方面的报道，就一味的放大，“声讨式参与”、“网络游行”“道德绑架”等等，这样，非但解决不了问题，甚至还会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一现象的产生，需要我们广大文字、文艺工作者自觉运用法治思维、法治的宣传方式来引导非理性表达者，用客观辩证的观点看待我们周边的事务。

文学能够积极协调社会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塑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文学能够促进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核心的社会精神的成长，使社会得到健康的发展。文学必然影响社会政策，规范社会运行，使社会基本要素相互适应。正是文学关心社会，自觉地承担起社会责任，才有历代作家的笔下生花，才有辉煌的中华文化。以此来看，不难理解周福昌书记要求星火文学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初衷。

法治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是人民维护合法权益的“重武器”。文学发展是法治的土壤，推进法治必须重视文学发展。星火文学创作，只有植根法治时代的大背景下，把学会的发展融入昭通社会经济发展大局，切实抓住国家和省市高度重视文艺工作的契机，创新思路，拓展思维，在构建平安昭通中弘扬文学文化正能量，才能把学会办成构建和谐昭通、平安昭通的又一生力军和民间辅助力量，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平安昭通作出应有的贡献。

如此，良心的写作、现实的写作、法治的写作，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星火文学将在乌蒙大地燎原。

（作者简介：蔡国军，男，云南宣威人，1984年12月出生，自幼热爱文学，近年来，先后在中央、省市媒体和报刊、杂志上发表各类文章300余篇，曾在中职学校任教，边远山区司法所工作，现供职于昭通市司法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