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言亲历 秉笔春秋

■周 翔

读罢傅老自传体回忆录《人生旅途》一书，久久不能平静。傅老以旅途喻人生，写了自身大抵可概括为“少年窘、青年幸、壮年火、中年平、老年静”的人生旅程，自述而不失亲切，质朴而不失厚重，直率而不失智慧。言为心声，文以载道，从中我们可以追溯时代脚步，感受社会风云；也可以穿越时空隧道，重温岁月沧桑；还可以通过字里行间，触摸人情世故炎凉；更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翔实的人和事，体味年华如歌的行板，体味时光如水的旋律，体味职场如铁的营盘，体味生活如戏的变幻…… 这样一本直抒胸臆的自传，充满时代气息和个人的体温脉动，令人感慨万千。

《人在旅途》时间跨度大，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整整半个多世纪。涉及的人和事颇多，有土改、文革、学大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等各个时期，涉及同事、上级、群众、亲属等许多人物。不管写人写事，作者都远离春秋笔法，采取秉笔直书的方法，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对自己二十多岁就担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主持工作，他并不讳言自己的浮浅和忐忑，以及基层干部对他的担心和轻视。对自己小学学历就担任地区文教局长，他并不讳言人们对他的非议吐槽。对自己堂堂县委领导却家庭一穷二白、生活拮据，他也毫不回避。对那些支持并理解他的同志，他充满感激之情，对那些居心不良者，他口诛笔伐， 决不同流合污。

傅老籍贯鲁甸，出身贫寒，小小年纪就被组织选中参加了土改工作队，不久就当上了副组长，之后正式参加工作，在镇雄工作多年，对农业经济工作颇有建树，他的人生峰谷在当时的昭通县委书记任上、稳定在畜牧局和文教局长任上、定格在地区文化局长任上。他没有忘记自己是怎样从乡村苦孩子一步步成长为领导干部的，在“官场感悟”中写道：“我出生在旧社会，成长在新社会，从一个贫困山区、贫困家庭的农家子弟，在共产党的阳光照耀下，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人民群众的土壤里，茁壮成长起来，当了人民的干部，整整四十多年…… 我的一生是平凡的，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也没有什么突出的成就，也没有严重的失误，既普普通通，又顺顺利利…… 在长达几十年的官场中，我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些事情，这完全是在组织中，在工作中，边学习边实践边总结边领悟边提高的情况下完成的。”

谈到自己的职业生涯，傅老总是充满感恩之情。这种感恩分为两个层次，底线是感谢党对自己的解放和培养，高度则是忠诚党的事业，始终不渝。

作者在自序中已经坦言，“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写出来，作为精神财富留给子女，并奉献给亲朋挚友。”

这是一个值得赞赏的、对人生负责的写作动因。并不是要承担什么社会责任，标榜自己的什么功绩，也不是要体现古人立功立德立言的志向，以求得流芳千秋。而只是一种客观舒畅的叙述愿望，一种忠实记录、不图功利的思想，因而作者写得较为自由舒展，好些章节细致入微。有的部分具有较强的历史资料价值，有的段落具有原始记载的意义，好些文字还具有家常话的亲切感。

写自己的族谱津津乐道，写自己的童年不讳言贫寒，写自己的工作履历字字确凿，写自己的一些岗位成就如数家珍，写高兴的事不厌其烦，写得意的经历全面回顾，全盘总结，形同报告，有时行笔密如梳子，有时更如篦子…… 如此这般的十七万多文字，其实读来并不令人疲倦。如同展览，全程连贯，但你可以各取所需详略。其实我觉得最为情文并茂的段落，还是第八章《清贫成家》。作者写了自己的家庭、爱情、子女等，情真意切，娓娓道来，可以见微知著，从中窥见作者工作以外活生生的情感生活和精神世界。

我注意到，傅老称妻子一直用“夫人”这个尊敬的字眼，他详尽地写了自己真诚、单纯而拙朴的恋爱经历：

“那时不知道恋爱怎么谈，见面时没有多少话可说，相互通信也是谈些工作、生活上的事，很少抒发思想感情…… 俗话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恋爱婚姻更是如此。我和夫人光芬都出生在贫穷的家庭，经受过苦难的熬煎，能够同呼吸共命运，有共同的思想和语言，有共同的生活习惯，所以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够过日子，直到白头偕老。”

写到夫人的穷困童年，作者的笔底充满怜爱和细腻：

“光芬才八岁，为了生活就开始帮人带小孩、帮人点苞谷等求生活。没有钱买布缝衣裳，就讨猪草卖，讨了半年猪草，买了六尺小布缝裤子，还是两个颜色，因为是分两次买的……”

写到婚后并不宽裕的生活，作者对夫人的敬意油然而生：

“在这里，我要为我的夫人说点话，我们这个家，完全是我的夫人支撑起来的…… 文革期间，物资短缺，实行凭票供应粮食，孩子们又是长身体的时候，为维持生活，增加点营养，夫人在1967年到1969年，每年自己养一头猪，经常起早贪黑扯猪草，累得直不起腰。”

写到自己堂堂县委书记家庭却困难重重、捉襟见肘的窘态，作者显得平静而坦荡：

“家里时常领核桃来敲；在印刷厂领学生作业本来订；大女儿利用假期帮养路段敲公分石，早出晚归苦了一个多月；小儿子也在街上摆摊卖过冰棒，一家人辛苦劳作，弄几文手工钱贴补家用。县委书记的孩子做小工谁相信？但事实就是如此。正如我大女儿所说，我爸爸当县委书记给我们的好处，就是开会发电影票，得多看几场电影！”

这样一个曾经共同度过贫困的家庭，若非作者披露，真是难以相信。然而这也是那个时代短缺经济、权力理性的一个历史缩影。

时下老同志写回忆录、写自传渐成风。其实写回忆录或自传最可贵、也是最必要的一点，就是要写真人真事且不讳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点，傅老显然做到了。另一方面，写有意义的、不仅对自己重要、同时对大家也能唤起共鸣的文字，这点傅老当然也没有忽视。像他这样曾经身居要职的人物，要写有意义的真人真事必须有担当，勇于对历史负责，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阐明自己的观点，勇于对含糊无聊的记载说“不”。

傅老写自己得意的事业，给人印象至深。如写自己二十多岁就担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主持工作的经历，写担任公社党委书记着力抓生产的成绩，写获奖上北京交流的感受，写文革期间赋闲自己动手做家具的苦涩与开心，写文革后期获解放抓经济工作的成效，都是情动于衷。尤其是在镇雄抓“五小”工业会战、抓农业学大寨组织浩浩荡荡的303人远足考察行动等，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写自己的得失功过也是颇费踌躇的事，写功劳过多难免有自诩之嫌，写过错突出又如同忏悔。傅老选择了直言不讳，写成绩不羞赧，写不足亦坦然。大段的总结式回顾充满自信，给人不讳喜形于色、怒形于色的感觉。这是不容易的。对“五年县官”，他总结自己“既没有长大也没有缩小，对于认识社会、认识人和事，增长了不少见识。有成功也有失误，取得了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训，收获也是很大的。”对“三任局长”，他也自认尽职尽责，胜任愉快。而回首他政治生涯起步、磨砺、成长、逐渐羽翼丰满的镇雄履职经历，更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

一段段真情的叙述，可以给人许多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