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昭通·文苑丨云朵镇上的“话吧”

我的故乡在云朵镇。现在的小年轻人，或许只知道“网吧”而不知何为“话吧”。小时候，云朵镇上有专门提供座机以方便别人电话联系的场所，按分钟计费，这样的场所当时被称为“话吧”。

在镇上开第一个“话吧”的是我家，从1998年到2008年，连续开了20年。“话吧”开在镇上两条主街道之一的彩云街上，也没取个什么美称，只是在灯箱上写着“话吧”两个字，挂在门头上，白天晚上都很显眼。蓝色的玻璃门上贴着“诚信经营”4个字。这一开，由第一家首开，到最后一家关闭，一度成了镇上的一个坐标。

那时候，手机的使用不普遍，有很多地方，特别是山镇村乡，甚至座机都还未普及，大家都是使用公用电话，或是到私人合法经营的“话吧”打电话。

那些年，镇上和邻近的乡里连续发现并发掘出不少的煤矿，当时的管理不是很规范、很严格，可以私人买卖、开采。于是，很多乡邻通过经营煤矿或者挖煤卖，赚到了不少钱。镇上繁荣起来了，本镇外出的人、过往的拉煤客、外乡来做挖煤工的、娶去嫁来的媳妇儿们等，都成了“话吧”的常客。

当时，家里一共装了8部座机，每部话机之间，都像现在的写字隔间一样，用木板分隔开。每部话机上都放着一沓拆小的纸和一支笔。那几年，每逢街天，家里总是有很多人排队等待，家里都挤满了人。

那时候，爷爷已是86岁高龄，虽然耳不甚聪目不甚明，但是依旧热情好客，还招呼着给别人倒水、给别人安排凳子。

最辛苦的是母亲。每天早上，她都要把地扫得干干净净的，用抹布把每部座机、每张桌子、每个隔柜区域，都擦得一尘不染，一天也不曾落下，让一切看上去整洁干净。

“话吧”红火时，话费的收入加上卖点零食百货，一个月有三四千元的纯收入，在当时可不算低收入了，供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开支是绰绰有余的。

那时候，我在县城读高中，每个周末回家一次。完成学业任务后，我常会帮妈妈做些与“话吧”相关的事，因此，也就经常有机会听到一些客户打电话时的辛酸悲喜。

比如，有人发了工资会高兴地跟家人说，然后计划着买电视、给娃买衣服、买几头猪……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幸福之情溢于言表，让人听了也为之高兴。

比如，一个60多岁的奶奶，老伴有家暴倾向，女儿远嫁江苏，奶奶每次受了气，就打电话给女儿。她拨通了就挂掉，然后，女儿就会打过来，这样就可以省些电话费。电话两端，每次都是一番诉苦和安慰。讲完电话，她还要坐一小会儿，跟我母亲再诉说一番，才颤颤巍巍地离去。想必，每次倾诉后，心里的苦楚也就发泄了一大半，这终成了她的精神支柱。

比如，有年轻的夫妻吵架了，妻子就来打电话给闺蜜，诉说丈夫的不是和自己的委屈。絮絮叨叨说完，突然觉得丈夫也没有那么不好，于是心情轻松地回家了。

比如，在昆明打工的小姑娘，过年回家，穿得花枝招展、化着浓妆来打电话，学着昆明人说话……俨然已是那个大城市的姑娘，如今衣锦还乡，总得跟这里的人有点不一样。

如此种种，不说能看尽世间百态，但至少能说听闻了不少的世情冷暖、人间烟火。

那时候，“话吧”收取的话费是2角钱一分钟。很多年轻人，通常是三言两语讲完了，需付2角钱，没有零钱，就递过来5角钱甚至1元钱，说不用找零，害得母亲急红了脸，坚持要找补给他们。但上些年纪的老人，恰好相反，哪怕是1角钱，一般也要等着找补。有些客户，打了几角钱的电话，会说“改天来给”，母亲也不纠结，因为绝大部分人都会在下次来时把钱付清。

也有比较贫困的老人，颤巍巍地走很远的山路，只为来给儿女打个电话，报报平安。这种情况，母亲一般不收他们的钱，还会倒水给他们喝。到赶街天，家里的四五个保温瓶，都要提前装满热水，玻璃杯都被洗得干干净净，茶叶也会被放在客厅和厨房里的桌子上，供到这里歇脚的人倒水泡茶喝。有些老人没读过书，不会拨电话号码，每次都是拿着请别人写的一张小纸条，上面是电话号码，请母亲帮忙拨号；还有一些人，打电话的时候需要记号码，也请母亲帮忙写。母亲总是耐心地帮他们，从来没有怨言怨色。

当年有人曾给我们家提议说，2角钱打一分钟这个利润太微薄了，不如改成和别家的一样，5角钱打一分钟，反正要打的人还是得来打，并且还方便找零钱，不用到处去换零钱来找给别人。但母亲说他们挣钱也不容易，特别是农村人，一两角钱也是辛劳所得。

在母亲的操持下，“话吧”的人气外溢了，溢成了一种信任和热乎乎的情感，不知从何时起，好多人来“话吧”打电话，就会隔三岔五地从家里背些瓜果蔬菜来，表示感谢。我记得那些年，家里几乎不用买瓜果蔬菜，总是从上一个赶街天吃到下一个赶街天。

后来，我们姊妹几个都在外地上学，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是这个小话吧带来的人气和左邻右舍的友好，让母亲每天忙碌而充实，没有感到孤独。

母亲常常用这几部座机给我们打电话，她每天都要看天气预报，特别是看我们在的城市的天气预报，如果有天气突变，如降雨、下雪等，她就会打电话跟我们说。

母亲给我讲过一个初一年级的学生，因为第一次离家住校，每天早上6点钟跑早操经过的时候，都要来敲门打电话给他妈妈哭诉一番。每次听到他敲门，母亲总是快速披衣起来，开门让他打电话。他每次都是讲几分钟，花几角钱，等他讲完之后母亲又去睡会儿。她说看着那学生可怜，怎么能不给他开门呢？如果他早上不打电话，估计一天都会难过的。母亲慢慢开导那个学生，让他多跟同学交往，少往家里打电话。后来那个学生电话打得少了，适应了学校生活后还特意来感谢母亲。

2003年以后，镇上的煤矿被开采得差不多了，并且管理也规范且严格了起来，加之矿场里很多都实现了机械化操作，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工劳力，镇上的南来北往的人少了很多，打电话的人自然也就少了很多。父亲的煤矿因一些原因赔了很多钱，一家人的生活开支全靠“话吧”，“话吧”每月的收入降到1000多块，电话机从最先的8部减到6部，再后来减到4部，到“话吧”来打电话的人越来越少了。

不过，家里人气还是很旺，十里八乡来赶集的人，还是爱到“话吧”喝茶，歇歇脚、聊聊天；不会用手机或者没有手机的老人，还是会来这里打电话。

父母慢慢变老，随着手机和座机的普及以及很多年轻人外出打工，来用公共电话的人，大部分是老人和学生了，“话吧”每个月的收入更少了。

2008年，我把父母接到城里，故乡的房子出租后，支撑了我家10多年的经济开支，供我们姊妹上学，见证小镇上的悲欢离合，见证小镇变迁的“话吧”，正式退出了舞台。

“话吧”给我积攒了不少东西。比如，母亲常说的“多栽花，少栽刺”，父亲常说的“如果老一辈爱帮助别人的家庭，后代生活都要好一些”等话语，一直影响着我。

偶尔回到故乡，看到那个写着“话吧”的灯箱还挂着，似乎又看到那些人们谈天说地的场景，看到那些悲悲喜喜的面孔，看到那些20多年前的时光。

作者：解彩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