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胜阻：居安思危 学以报国——成思危先生的学术遗产

成思危先生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开创性地运用复杂性学科的方法研究我国改革发展问题，在金融改革、资本市场、虚拟经济、管理科学、绿色发展、社保体系、自由贸易区、创新创业、智慧城市等方面有诸多建树。斯人已逝，唯其思想和精神永不消失。

成思危对我国风险投资及创业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问题作了拓荒式研究，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中国创业板之父”。在1998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成思危领衔民建中央提出的提案《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几点意见》，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各界人士的关注。当年，风险投资成为网上第一热词。成思危在提案中提出，明确把发展风险投资作为推动科技和经济发展特别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基本政策。这直接推动了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

创业板和风险投资是推动创业创新的孪生兄弟。我国的创业板市场可谓10年怀胎，其间波折重重。为尽快推出创业板，成思危多次发声。2003年3月18日，成思危在“中小企业融资及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高层论坛”上提出，采取“三步走”的办法建成创业板。2009年10月23日，创业板举行开板启动仪式。2011年初，成思危针对创业板的高市盈率、高发行价、高超募资金“三高”问题，建议引入做市商制度。

风险投资及资本市场发展，开启了我国以互联网新经济为特征的创业浪潮。目前，全球10大互联网公司中，中国公司占4家，而阿里、腾讯、百度、京东这4大公司均是风险投资的受益者。

成思危留给我们的不仅有理论上的建树，还有求真务实精神，彰显了“处高位，敢直言”的学者风范和居安思危、盛世建危言的审慎乐观学术精神。他在“告别之作”——《人民日报》理论版文章《研究金融问题需有战略观》中，对一度盛行的“阴谋论”表达了明确的警惕和忠告。他写道，“一些人把所有的国际金融活动都当成阴谋，把国际金融活动比作你死我活的战争，主张要抗击国际阴谋。实际上，这并不符合当前国际金融的实际情况。”他指出，金融改革每一步都有反对的声浪、质疑的声音甚至责难，有不少质疑导致金融改革不能顺利向前推进。早在2007年，成思危在谈到外资并购时就指出，“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确保产业安全。”强调要理性看待外资并购，既不能丧失警惕，也不能一概视为洪水猛兽，要以互利双赢来评价并购结果。他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三步构想”，并在学者中最早提出我国保税区向自贸区发展转型战略。

成思危在晚年的演讲中忧思最多的是国家的改革与发展。他认为，改革攻坚要处理好四大关系：法治和人治的关系，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首要是依法治官；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在用市场经济手段追求经济发展效益和效果的同时，要防止贫富差距拉大；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宏观调控不能违反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集权和分权的关系，要克服“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弊端。他建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做到三个“外转内”：从过多依靠外需转向更多依靠内需；从外延型增长转向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降低环境成本的内涵型增长；从外生型动力转向创新驱动的内生型动力。

成思危是一位能建言、建诤言的学术大家，留下了许多警世“危言”。例如：靠投资来拉动经济的全面刺激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必须戒掉这种后患无穷的经济增长模式，“强调投资的质量，消除GDP里的水分，要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在经济安全方面应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是麻木不仁、漫不经心，二是夸大风险，视对外开放为洪水猛兽，甚至达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更要警惕有些人以防范风险为名维护既得利益，反对进一步扩大开放；经济只能保证我们的今天，科技能保证我们的明天，只有教育才能确保我们的后天。

成思危先生的谆谆叮嘱应当成为每一位学者的座右铭：“我们要努力做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审慎的乐观主义者”“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

（作者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