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昭通·文苑丨心角的暗影



这几天我心情很不愉快，因为我的疏忽，“走失”了一名学生。

这名学生是刚转学来的，还没读上3个星期，就被她的父亲带回到原籍安徽宣城。

几天以来，我反反复复诘问自己，为什么会把一个正在上课的学生交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如果我当时心肠坚硬一点，后面一连串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那天，是我上语文课。教室门口出现一男一女，他们称要找学生黄媛。家长找学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开学的时候，黄媛是她母亲带来报名的，填写资料由另一位老师负责，与她相关的信息我知之甚少。

“老师，我们想见见黄媛。”

“你们是她什么人？”

“我是她姐姐，他是黄媛的父亲。”

黄媛的父亲很少说话，一副敦实又木讷的样子。

我一双怀疑的眼睛警惕地扫视着他们。

那女的见我生疑，就说：“老师，你把黄媛喊出来问问就知道了。”

迟疑了一下，我把黄媛从教室喊出来，确定他们是黄媛的父亲和姐姐后，黄媛的姐姐向我申请：“老师，今天黄媛爸爸要回安徽，很久才能再见，我们想带她出去说说话，再买点东西。”

学校留守儿童特别多，有500人左右，差不多占学生总人数的一半。这些家长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经常奔波在外。他们一走至少是半年或者一年。想到这些留守儿童与家长一别就是一年半载，分别难，相见更难；分别痛，相思更痛。我内心燃起满满的怜悯之情，不想拒绝这不算过分的请求，但考虑到是在上课期间，我又犹豫着，踌躇不定。

当时，我内心有一个疑问：难道他们昨天没有相聚在一起吃饭、说话？恰恰是这个瞬间冒起又被立即摁下的疑问没有深究下去，才有了后面的追悔。

黄媛的姐姐见我久久不表态，立即又说：“她什么也不拿，就耽搁一会儿，一定送回来。”见我还是没有答应，她就对黄媛的父亲说：“你把户口簿给老师看看。”黄媛的父亲迅速从肩膀上取下一个皮革的挎包，从里面找出户口簿，然后毕恭毕敬地递到我手上。

我仔细翻看着户口本，有黄媛的名字，有她父亲的名字。

黄媛姐姐说的话入情入理，言辞诚恳，事情真实，我再也找不到任何理由拒绝一段需要短暂相聚的亲情。但我没有立即答应，我需要征求和尊重黄媛的意见。当时我的想法是，只要黄媛不同意，我立即拒绝，我怕她出去后不能听我上课，耽搁学习。

黄媛学习很用功，一点就通，一学就会，每次作业书写认真，格式很合我要求，我很喜欢她。

我转身俯下身子亲切地问黄媛：“你愿不愿意跟随你父亲和姐姐出去？”

黄媛很拘谨，低着头，一只手放在衣服第三颗纽扣的位置上反复捏弄着，另一只手放在第二颗纽扣的位置上反复捏弄着。仅隔了几秒钟，她微微地抬起头，清澈的双眼望向我，然后向我害羞似的点点头，她愿意跟随她父亲和姐姐出去。我同意了。

不可思议的是，当我上完课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办公室已聚集校领导和六七个教师，他们议论纷纷，不约而同地看着我。这时候，领导走过来问我：“唐老师，你们班刚才是不是走了一个学生？”“是的，咋了？”

我有些紧张和慌乱，双眼盯着校领导，然后小心而又谨慎地回答校领导的问话，同时脑海里迅速冒出一个疑问——校领导咋就这么快知道我上课期间放走了学生？要知道学校明令禁止上课期间放学生出校。

“在上课期间你怎么能把学生放出去呢？”

“他说是她父亲，我没有理由拒绝。”

“你肯定是她父亲？”

“是啊，户口本都给我看了。”

“要是这个学生不回来了呢？”

“咋会？他答应我一会儿就送回来。”

我内心堆积的疑问还没有消化，霎时另一个惊骇像原子弹爆炸般——领导是怎么知道的，又是怎么掌握得如此精准？

这时其他老师说：“要是我上课，绝对不会把学生放出去！”“上课期间把学生放出去，就是老师的全责。”

我内心开始慌乱。

“你确定那人是那学生的父亲？”

“他把户口簿都给我看了，户口簿上有学生的名字，有她父亲的名字。”“那位学生的父母可能是离了婚，两个家长在争抢孩子。一会儿她妈妈跑来向你要人，你咋办？”

一连串的疑问像是开了锅的水从锅底不断冒出，弄得我乱麻麻的。

就在这茫然、慌乱的时候，我努力让自己冷静，然后把黄媛的家庭关系大致梳理了一下：黄媛母亲是水富人，父亲是安徽宣城人，目前父母离婚，母亲把黄媛带到水富，父亲想把女儿带走。

我查到黄媛母亲的电话号码后立即打过去，黄媛的母亲说，她马上就到教室门口。

事情太紧急！太突然！我还来不及深思，就看到黄媛的母亲疾步来到教室门口。我追了过来，直截了当地介绍道：“黄媛刚走半小时左右，你进去看，书包都在教室里，一样东西都没拿，说了一会儿回来的。”

“不可能回来了。”黄媛母亲眼里透出惊悸和悲戚的神色。

“她父亲答应我买了东西就回来。”我尽量复原刚才黄媛父亲、姐姐诚恳的话语以及承诺。这一切，似乎是安慰她也是安慰我。

“他是这样说的？”

“是的。”

“我一直打电话都没人接，我再出去找找。”

“找到就立即打电话给我。”

我怎么那么傻呢？当时黄媛的姐姐主动说留电话号码给我，我以为只是一会儿，就觉得没必要。

看着黄媛的母亲慌乱的眼神，慌乱的脚步，我的心也慌乱而茫然。我不知道这一刻该怎么办，下一刻又该怎么办。我只有等待侥幸，等待希望，也等待黄媛的父亲和姐姐兑现对我的承诺。

黄媛的母亲离开学校后，我一直心神不定，焦躁不安，又一遍遍地祈祷她母亲能找到她，也祈祷她的姐姐和父亲兑现承诺，送她回校。快到中午时，黄媛母亲说：“老师，不找了，没用了，人已经带走了。”语气里透出悲咽，透出绝望。

我一下哑然，瞬间就说不出话了，汗水在额头上急冒，内心诚惶诚恐，怕她怪罪我。如果她怪罪和追责于我，那我该怎么办？又将何去何从？

紧接着，黄媛的母亲在电话里说：“老师，不关你的事，给你添麻烦了。”

听到这话，我的心才踏实下来，不，是悬吊在脑门上两个多小时的心终于平安落下来。家长不会追责我，这是庆幸还是悲凉？

仅仅只隔几秒，我又开始愧疚和自责。我虽然逃避了名义上的责任，但道义上和良心上却受到了莫大的拷问和谴责。

中午12时，我在门卫处得到黄媛的父亲和姐姐留下的一个电话号码。电话打通了，没人接。我迫不及待地打第二遍第三遍，还是无人接听。

黄媛就这么音讯全无。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我不死心，一直都在打黄媛的父亲和姐姐留下的唯一可以追寻的电话号码——安徽宣城移动号码。可对方不是在通话中，就是被告知不在服务区。

关于这事，黄媛的母亲没有追究我，学校也就没有追责我。虽然没有一个人追究或者是追责我，可是我内心难以平静，我在追究自己，我把良心端出来摊放在道德的天平称。

我有愧于心。

为什么要在上课期间放走学生？这是我最大的失责、最大的错误。我不敢把这个错误继续用力深挖，我内心满满的颤抖和深深的愧疚。我想，要是我的学生黄媛真的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将如何面对？她生活在水富和生活在安徽宣城肯定是两种不同的人生，如果黄媛生活得不好，那我该如何面对道义和良心！

这是我教书20多年来犯下的最大错。从教20多年来，有学生逃学，我去山坡上、林子里追过、找过；有学生放学不回家，我半夜与家长四处找过。诸如此类的事件还有很多很多，可就是没有这件事让我这么自责、愧疚和疼痛。

我和黄媛同学虽有仅仅不到3个星期的相处，可毕竟我们被师生情分细细地、轻轻地连接着。黄媛如一滴春雨湿润了我胸口，倏地一下又不见了。但肯定的是，有那么一滴春雨来过，有那么一滴春雨留下过痕迹。

这几天，黄媛同学的面容时时浮现在我眼前，白嫩嫩的脸上有一双细长的眼睛，额头上的头发向后梳得光溜溜的，一指来宽附带着桃红色蝴蝶结的水晶发条绑着向后梳着的头发，很美。她刚刚转学来的时候，担心她听不懂我上课的时候，又担心她不清楚我的作业要求方式。因此，在她紧挨着讲台坐时，我时时指导她，辅导她，关注她。

至今，黄媛的书包还放在我的一张简易的桌子上。一个淡蓝色的书包，里面装着满满的书、本子和一个布袋文具盒。

黄媛临走的时候没有料想到自己会一去不回。因此，在她走出教室的那一刻，与我擦身而过的时候，她眼神中略带歉意，大约觉得耽误了上课。她没有回头一瞥她的老师，她的同学，她短暂就读的校园。

我没有料到她会一去不返，因此我与她也就没有师生之间正式的道别，也就没有李白《赠汪伦》的那般真挚与深厚的话别；也没有王维《山中送别》的那般期盼与等待的送别；也没有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那般劝勉与安慰的分离，也没有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的那般惆怅和依依惜别；也缺少了我对她应有的叮嘱和祝福。她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愧疚。

（文中学生为化名）

作者：唐永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