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昭通·人文丨汪曾祺笔下的西南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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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说：“我生活得最久，接受影响最深，使我成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作家——不是另一个作家的地方，是西南联大。”

我特别喜欢汪曾祺写西南联大的那些文章。那些文章里的人，那些文章里的事，我都喜欢。西南联大在中国的大学办学史上，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奇迹，也是无法模仿的奇迹。可以这样说，正是大师云集的西南联大、人才辈出的西南联大，塑造了汪曾祺的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塑造了他后来成为这样一个作家的品质。

当时的西南联大，条件是极为艰苦的，校舍、宿舍、图书馆、食堂，都是临时搭建的，极为简陋，宿舍里连椅子都没有，学生们找来几个肥皂箱，搭起来就是书柜兼桌子。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老师们都认真做学问，认真备课、教学，学生们都认真读书，认真学习，各自尽各自的本分，专心做自己该做的事情。那时候的大学，是开明而纯粹的，老师开明、纯粹，做学问开明、纯粹，教书开明、纯粹；学生开明、纯粹，读书开明、纯粹，学习开明、纯粹；老师与老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关系开明、纯粹；学校的办学风气，教师的教学风气，学生的学习风气，也开明而纯粹。实际上，就是一些开明而纯粹的人，在做一些开明而纯粹的事情。因为这种开明和纯粹，在汪曾祺笔下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的师生，似乎都是有“士大夫”样的胸怀和气度，都有一种文雅风骨，都有君子风度。

汪曾祺写西南联大的记忆文章中，写了不少有趣的人和有趣的事。比如他写道：“闻一多先生上课时，学生是可以抽烟的。我听过他的《楚辞》。上第一课时，他打开高一尺又半的很大的毛边纸笔记本，抽上一口烟，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闻先生的课都不考试，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当年，汪曾祺就替同学写过读书报告。又说，唐兰先生教词选，基本上不讲，打起无锡腔调，把词“吟”一遍：“‘双鬓隔香红啊——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算讲过了。还有吴宓先生讲《红楼梦》，听课的学生很多，尤其女生多。他一进教室，看到有些女生站着，就马上出门，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其他男生也跟着去搬椅子，直到所有女生都坐下了，他才开讲……你看，那时候，这些脾气“古怪”的老师、教授，多有君子风度。

我没有上过大学，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大学教育，对大学生活一无所知。之前，我读过陈平原、谢泳等著的《民国大学：遥想大学当年》一书，共分为六个章节，依次为“校长像校长”“老师像老师”“学生像学生”“学术像学术”“学校像学校”“图书馆像图书馆”。我不知道现在的大学是什么样子，我只是从这些书籍和资料中了解那时的大学，觉得那时的大学真是有趣，他们各自在各自的本分里，做着各自的本分之事，是什么就像个什么样子，就那么纯粹。

在《新校舍》一文中，汪曾祺写道：“我在二十五号宿舍住的时候，睡靠门的上铺，和下铺的一位同学几乎没有见过面。他是历史系的，姓刘，河南人。他是农家子弟，到昆明来考大学是由河南自己挑了一担行李走来的——到昆明考联大的，多数是坐公共汽车来的，乘滇越铁路的货车来的，但也有利用很奇怪的交通工具来的。物理系有个姓应的学生，是自己买了一头毛驴，从西康骑毛驴到昆明来的。我和历史系同学怎么没见过呢？他是个很用功的老实学生，每天黎明即起，到树林里去读书。我是个夜猫子，天亮了才回床睡觉。”汪曾祺手里拿着系图书馆的钥匙，每天晚上一个人在系图书馆里读书，到鸡叫才回宿舍睡觉。同一宿舍的两个人，一个上床，一个下床，一个昼出夜伏，一个昼伏夜出，见面的机会自然不多了。

因为抗战，学校南迁，西南联大在昆明临时联合办校的八年时间里，大家的日子都不是很好过。汪曾祺写道，刚开始的时候，同学们都穿得很光鲜，有穿西装的，有穿鹿皮夹克的，吃得也很潇洒，经常下馆子。身上的钱花完了，手里就没那么阔绰了，就开始过苦日子了。几年下来，衣服破旧，就想各种办法“弥补”，如贴一张橡皮膏之类。有人裤子破了洞，不会补，也无针线，就找一根麻筋，把破洞结了个疙瘩。还说这样的疙瘩名士不止一人。又说，教授的衣服也多残破的——“闻一多先生有一个时期穿了一件一个亲戚送给他的灰色夹袍，样式早就过时，领子很高，袖子很窄。朱自清先生的大衣破得不能再穿，就买了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深蓝氆氇的一口钟披在身上，远看有点像一个侠客。有一个女生从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经黑了，路上没有人，她听到后面踢里秃噜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很紧张。回头一看，是化学系教授曾昭抡。他穿一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鞋（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趿着），因此发出踢里秃噜的声音。”这么看来，即使过苦日子，这些教授、老师、学生，他们也会把日子过得尽量潇洒一点，过得尽量有趣一点，过得尽量有风度一些。

汪曾祺说：“联大师生破衣烂衫，却每天孜孜不倦地做学问，真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种精神，人天可感。”这种精神，影响了汪曾祺的一生，使他成为了这样一个作家！

作者：杜福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