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昭通新闻网
2023-06-13 11:23如果一棵树枯萎了,如果只是树冠枯萎,这只是因为根扎得不够深。整个世界都是它的领地。
——(德)弗里德里希·黑贝尔
乡 愁
当我在故乡想起并再三抚摸故乡的疼痛时,就像一个病人清醒地承受着自身病痛的折磨,忧郁地想着如何才能减轻和治愈这种病痛。然而,不为良方难寻,我渴望痊愈的心态亦不知该向谁诉说,一如我不知道该对谁倾诉我对故乡之现状与未来发展的深切忧虑。这也许就是现代人常说的乡愁吧!
“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住惯的山坡不嫌陡”“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稻草窝”“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当我打算开口指陈故乡的诸多病症时,关于热爱、赞美、歌颂和眷恋故乡的各种谚语、俗语便如晨钟暮鼓般回响在我耳畔。因此,我总是陷入忧伤、焦虑不安的深渊般的沉默中。回望历史悠久的故乡,面对隐秘而庞大的民族、宗族和家族血脉谱系,面对古老神圣、庄严肃穆而时常令人心生温情与敬畏的宗祠,哪怕满怀忧思和令人窒息的压抑感,任何明智的人都不会轻易无端地抱怨自己的生养之地,尽管有些自以为识时务的人早已头也不回地弃之而去。
诗人海男有着浪漫而深沉的小镇情结。她在《论小镇》里写过:“小镇很安静,就几条街巷,走着走着就走完了。云南的所有小镇在我看来,都是有福报者居住的地方。”年轻时曾经四处漫游的海男说道,人的居处是天注定的,“我相信宿命,并一直遵循天意生活着。”所以,她漫游归来后一直安居在云岭高原,在三迤大地山水间潜心行吟。
我出生于滇中嵩明县城边上的一个小镇,除了负笈昆明读书几年外,我一直生活在故乡一座名为嵩阳的小镇上。小镇就是嵩明县城驻地。县城固然很小,但作为一个县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称之为“帝都”。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邓丽君温婉动人的歌曲,仿佛正为如是县城谱写。
导演贾樟柯颇具县城情怀。他的《小山回家》《小武》《站台》《任逍遥》《山河故人》等电影均以汾阳县城为背景。他称赞县城生活非常有诱惑力,让人有充裕的时间去感受生活的乐趣。在满街熟人的城里随意厮混,“这种生活是有美感的,人处在热烈的人际关系里面,特别舒服。”他同时感慨,“但是如果每天都离不开这片土地,还是相当枯燥。早上起来躺在床上,缝隙之间会有一种厌倦感。”但在作家张楚看来,县城随着人心之激变已越来越世俗势利,人们越来越物质化和机械化,他曾在《在县城》一文中抱怨小城人:“谈起话来,每个成年人的口头都离不开房子、金钱、女人和权力,似乎只有谈论这些,才能让他们身上的光芒更亮些。”张楚因此发现并写下了许多有趣而悲伤的县城故事。就我们自负的“满街熟人”这种自豪感,评论家何平一语道破县城生活的人际关系真相:“县城是熟人社会,熟可能更多是表象,相见不相识是本质。”岂止县城如是耶?实则整个人情社会皆如此。
像费尔南多·佩索阿很少离开里斯本一样,无论感觉舒服抑或枯燥,我似乎也只能在作为故乡的县城生活一辈子了。这是我自己注定的。此前,在我青春得意阳光灿烂的时候,我曾有多次调离县城到省城工作的机会,但我都毫不犹豫地放弃了。
罗伯特·伍斯诺在其名著《小镇美国》开篇说,小镇是美国的耻辱,相对快速发展的城市显得非常落后;小镇是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缺乏创新精神的人们的避难所。他以浪漫而不屑的口吻反讽道,不幸的小镇居民无事可做,只好看草长莺飞。
罗伯特真幽默。他岂能不知道,像奔波繁忙的都市人每天要为一日三餐操心,“无事可做”的小镇居民同样也要为一天早晚两顿饭操劳。就基本的生存问题而言,人类面临的处境没什么区别。对生活于这一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止于温饱层面上的活着也许不太难,难的是如何活得更好更滋润更为体面更有尊严。恕我冒犯——我向来讨厌和蔑视那些逃离小城却习惯于炫耀自己在大都市如何辛苦打拼的“成功人士”。面对坚守故园的那些优秀的兄弟姐妹,他们怎么好意思动辄表功或像祥林嫂那样叫苦呢?难道他们真的忘了,在他们心安理得远离故土甚至忘恩负义无情抛弃的故乡小城和周边农村,还有很多热爱故土家园的人在默默无闻、任劳任怨辛勤耕耘,他们为故乡发展付出的毕生心血和艰苦努力,也许永远都无法赢得鲜花掌声和某些人仅用一点浮财捐资就能轻易获得的赞赏与荣誉,他们终生只能过着衣锦还乡的浅薄者所蔑视的平庸平淡平凡的生活。有时候说来让人辛酸而费解:有些才洗脚进城的人,身上的泥渣和土味都没来得及抖落干净,转身就背叛了祖宗和土地。
作为资深的中国小镇居民,我与终生居住在里斯本的费尔南多·佩索阿性情和经历颇相似:我们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枯燥而平淡的工作,除了短暂的外出旅游也很少离开生养之地。正如佩索阿习惯于经常性地站在办公室的窗口看着里斯本那条喧嚣的大街,开始漫长忧伤而无边无际的头脑旅行一样,这并不妨碍我在安身立命的小城里,泰然自若地想象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布宜诺斯、吉隆坡、巴黎、纽约的生活情景。与全球大多数小镇居民相同,我也深受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道德诸多问题的困扰,我也有复杂多变的思想,也要认真或天真地思考短暂的世俗人生价值和人生不朽的伟大意义。
我们不能选择生身父母,也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地。尽管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生活在别处”,但不管生活在哪里,无论小镇居民还是都市贵族,我们都要承受命运的恩赐和生活中不能承受之轻或重——这是每个有梦想的地球人必然面对的人生境遇。
在故乡失去故乡
我的故乡嵩明原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大坝子,嵩明坝面积414.6平方千米,是著名的高原明珠,素有“滇中粮仓”“鱼米之乡”诸多美誉。青春年少时,我经常为它辽阔无垠的田野景象所震撼,为它四季鲜明而变幻无穷的景色所陶醉,为那些星罗棋布如诗如画的宁静村庄而纵情放歌。我曾赞美它:阡陌纵横的田园就是绝色的天然国画,明净空灵的山水就是最美的人间诗歌;那是陶渊明、唐伯虎所描绘的世外桃源,那是谢灵运、柳宗元讴歌的自然山水。那时我天真地以为,群山环抱的嵩明坝子就是一个独立自由的理想国。它分明是失落人间的伊甸园,是如假包换的尘世天堂。
弹指间,人到中年,我所看到的故乡早已不是昔日我在诗文里反复讴歌礼赞的那个魂牵梦萦的人间仙境。意大利剧作家哥尔多尼说:“没有离开过故乡的人充满了偏见。”背离故乡的人何尝不是如此。无论形而上还是形而下的“偏见”,除去爱恨恩怨,或许都只是一种深刻的误会。
乔治·斯坦纳在其回忆录中感叹:“在我太过喧嚣的生活里,我一直偏好收藏寂静,但这是愈来愈难寻了。”他抱怨道:“在我的存在之中充满了太多喧嚣的城市、机场,以及过多的言说。”他将平生浪迹之地及其行踪视为“全是观光”,唯有在“地灵”的重新导引下回到那个遗世独立的“再无从觅得如此完美的境地”——他的寂静却生机蓬勃的故乡N 地,他才能“听见寂静中的寂静”,他也才会欣慰而平静地说:“在N地,是一辈子的事。”我很羡慕斯坦纳,他无论走得多远,走得多久,最后总能“误打误撞地找到归乡”。
周晓枫在《有如候鸟》这篇散文中断言,没有哪个故乡能与天堂媲美,否则我们就不曾远离;也许故乡与天堂的相似之处在于,只有远离才能发现它的美,就像站在大地上才能仰望云层。她感叹,在快速的城市化浪潮冲击下,一个延续几千年的乡土中国,渐行渐远。故乡,这个含情脉脉的词语,内涵被改变,甚至从地图上被抹除标记。“母亲喂养我们年少的胃,故乡的山河喂养我们的往事。我们曾把营养不良的土壤当作贫瘠的故乡来热爱,可现在,我们难以找到整体的故乡,只剩破碎的土粒。家族、环境、习惯、风俗和传统,靠一代代人来存储和延续;当记忆遭到撕裂和洗除,出现难以逾越的代沟和断崖,某种秘密的遗传密码被篡改了。”
正是由于遗传密码被野蛮篡改或遗忘,包括方言的消失和乡音的变化,不仅背井离乡的人失去了故乡,悲哀的是,当身在故乡的我说起故乡时,面对老城和古老的村庄,眼看着生机盎然的田园一天天被钢筋水泥的森林蚕食,我发现我已失去或正在失去故乡。这是一个令人眩晕而尴尬的悖论:因为我一直守着故乡,我此生已注定不会离开故土。我早已将自己深深地植根于滇中这片丰美肥沃的红土地上。我目睹着它一天天被人为地改变,我无法阻止。这是故乡的命运,也是我的宿命。
马修·阿诺德坦言,我们所有人都喜欢走自己的路,而不愿意被赶出大多数人习以为常的陈词滥调的世界,“那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我承认,我一直固执地拒绝庸俗并独自走着一条荆棘密布的寂寞之路,但我有时也难免“庸俗”地省思:也许改变才有活路或他们所说的出路,才会有众人所向往的美好未来。我确实已无法融入乡村社会,以前为它做的那些小事不足挂齿,现在能为它做的事情也实在不多。
几千年的乡村社会不都是这样存活下来的吗?无论战争、贫困或任何令人畏惧的灾难,哪怕十室九空,都未能将它彻底毁灭。隐秘而清洁的电力悄然而热情地改变了乡村的生活方式,电灯代替了油灯和蜡烛,家用智能电器消灭了诗意氤氲的浪漫炊烟,声色华丽且变化多端的电影、电视或KTV丰富、引领和导演着夜晚的娱乐生活……不得不承认,比大自然的闪电温馨而实用的电力,让乡村的夜晚变得明亮而温暖。不论多么怀旧恋旧,毕竟很少有人愿意在寒冷的风雪之夜独坐于微弱、飘摇不定的油灯下拥着一个行将熄灭的小火炉迎接黎明吧!
改变和激荡乡土生活方式的,还有从聚族而居渐变为“小国寡民”式的居住模式,由传统土木结构演变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以及时尚多元的乡村建筑风格,以牛马驴骡为主的畜力车进化为自行车摩托车轿车等各种先进的交通工具……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变和精神文化生活的提升,我们有意无意地注视着乡土文明悄然而快速剧烈的嬗变。没有人能阻止,也没有谁——至少现在还没有学者能从理论上为我们认清并揭示这种文明嬗变的必然性及由此可能带来的深刻影响。田野调查的文本结论很难让人信服,但有一点却毋庸置疑,那就是,身处这一时代的我们——无论农民还是已然离开农村的无论何种身份的曾经的乡下人,现在都无心或无暇来真正研究这种文明变迁的现实意义;作为旁观者或参与者,我们只会在某天突然面对物是人非的农村社会时,发出一种五味杂陈却意味深长的莫名惊叹:一切都变了!是的,一切都势不可挡、出乎意料地变了。
毕生深具俄狄浦斯情结的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主将罗兰·巴特,在看到查理·克利福德拍摄的《阿兰布拉》之后感慨,认为并确信风景的实质就是使“母亲”在他身上复苏:“故乡这东西唤起了我心中的母亲。”在巴特这里,“故乡”与“母亲”这两个符号自然地合而为一,成为他对母亲和母爱的最佳理解与注释。难怪,但凡喜欢以游子自况的人,都将故乡视为精神上的母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之叹,常让我想到博尔赫斯关于故乡悲情缠绵的解读。阿尔维托·曼古埃尔曾讲述过博尔赫斯关于故乡的孤独感受:“我最后一次见到博尔赫斯是在1985年,在巴黎洛泰尔酒店的地下餐厅。他很忧伤地谈到阿根廷,说即使有人说那是他的土地,是他生活过的地方,但实际指的也不是具体的场所,而是一种归属感,是他为数不多的朋友们的陪伴。”
坦诚说来,故乡于我们,其实并非传说中的伊甸园,它原来只是一个我们最为熟悉的地方,譬如灵魂之于肉身,它显然只是一种文化心理上的归属感,倘若没有亲友的陪伴,没有赤诚的情感慰藉,那地理和空间意义上的故乡于我们便失去了精神的寄托。故乡,这个给予我们生命、童年和梦想的地方,最后变成了我们的埋骨之地,成了寂寞而永恒的归宿。
土 地
说到土地,我就想起凌越《带着贫穷和星辰》这首诗中的第一节:
带着贫穷和星辰,
天空收回丰饶的土地。
不再为哭泣动容的故乡,
有谁在人群里心怀不安?
“有谁在人群里心怀不安?”我是否有资格算得上其中一个?
从前,村里的老人们常念叨:土地啊,是我们的衣胞,是祖宗留下的肋骨,是一代留给一代最好的财富,永远都不可抛荒,更不能丢弃。如今,常说这话的老人们一个个都走了。“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这是县自然资源部门早年写在某村一面断壁上的大红标语。它在风雨中日渐漫漶和剥蚀,现在已随着那面残垣彻底消失了,取代它的是一幢现代气息浓郁的摩天大厦。我知道这个村的土地管理向来混乱,村民时常侵占公家的土地乱建房屋,胆大的村民不仅互相调换土地,甚至还将承包经营的土地卖给城里人盖别墅。如今,这个村已成为一个危房林立的“空心村”,它周边原来的绿色田野已被若干高档楼盘覆盖。
现代的农村人都知道土地的金贵,但热爱土地的人们却无法守住这份不可再生的自然遗产。有人说,单纯的种植业只能解决温饱,土里刨食、靠天吃饭永远实现不了小康目标,亏本的生意无人做,让土地变为值钱的商品房才有希望。没有人会拒绝摆在眼前的真金白银,何况那些长年为钱所困而急于过上富足生活的人们。
也许是意识到了土地问题的严重性,如今,国家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层面上又提出了实施“两区”保护的政策,即对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区进行重点保护。
骆一禾在《生为弱者》一诗中如是谦逊地表白:“我的心是朴素的,我的心不想占用土地。”后人将它作为诗人的墓志铭,我倒觉得这诗句应该作为警示语,刻在那些破碎的、伤痕累累的大地上。
童年与河流
童年是人生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时代。因其天真烂漫,哪怕偶然也有一闪而逝的邪念,但它也一样出于无知的纯真考量。童年的记忆是我们一生的追求。罗兰·巴特在《西南方向的光亮》一文结尾写道:“童年是我们认识一个地区的最佳途径。实际上,只有童年才谈得上家乡。”我们毕生寻找的不是伊甸园,而是那个叫作“童年”的故乡。许多写作者都将在纸上找到还乡、返回童年的途径当作隐秘的动力。张炜将“童年”作为“文学的8个关键词之一”列在首位,他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童年即包含了一切,潜藏着一个人终生的秘密,人的一生都在展开和放大这些秘密,都在延伸它的长度。”他甚至断言,具有特殊力量的童年是此生的宿命。
难怪富有四海的嘉靖皇帝朱厚熜心心念念思归故里。“故乡不仅是他的病,更是他的药”,李修文在《偷路回故乡》中写道:“唯有回到故乡,人君才重新做回了人子。”
令人不安的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丢掉童年之前就丢失了故乡——即使他们像唐哀帝时丙寅科状元裴说那样“乱中偷路回故乡”,恐怕也只能与张信哲悲伤的吟唱相似: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
简媜说:“浪漫地想,每个人的童年都应该在河边长大才对,如果没有,不是河抛弃我们,就是我们背叛河。一块土地,从农耕开发成都市,首先铲除的必然是山丘与河川,不懂得保留大自然的城市,丑得惊人。”
作为长江和黄河边孕育的民族,我们确实应当在河畔长大和生活,哪怕只是一条无名之河。我担任县水务局局长的那几年,正赶上国家治理江河的大好政策。我们县境内的“一江八河”,因为有各级政府的资金支持,全部都进行了有效治理。而在治理过程中,修复重建那些业已被农村建房侵占的河堤,落实退田还湖、退耕还林和水源保护区禁用农药化肥、禁养殖等重大措施,确实花费了颇多资金和心血。但这种付出是值得的,教训尤其应该汲取。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尽管江河恢复生机与灵气还需要时间和持续的保护,但逐步建立健全的河长制等水政已初见成效。
凌之鹤 本名张凌,诗人、评论家。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昆明市网络文学协会理事,纯文学民刊《滇中文学》主编,大益文学院签约评论家,16岁发表处女作。常用笔名有荆棘鸟、安兰、凌之鹤、小李伊人、西门吹酒、林洁冰。著有《醉千年:与古人对饮》《独鹤与飞》《为文学祭春风》。
作者: 凌之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