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昭通·文苑 |紧贴大地的言行 ——读胡正刚散文集《南山行》

青年作家胡正刚是一位具有悲悯情怀的人。多年来，我一直读他的诗歌，他的诗歌带着质朴、苍凉又深沉的古道柔情。近日，读完他的散文集《南山行》，我对他作品的内质感觉依然没有改变。这是一位有大爱的作家，他的笔触及了农村现实状态中隐蔽的暗淡和坚硬，却又写得节制而隐忍。他的悲悯情怀，厚重、深长。《南山行》是胡正刚在云南巍山县南山村，两年驻村扶贫工作过程的记录和工作之余行走与追溯历史人文的心得组合。其文本写作，更接近田野调查笔记，这是与写诗完全不同的文体风格，行文叙事做到了几乎去诗歌化。

《南山行》共有《驻村记》《西河志》《热血吟》三辑，由各辑的分类，可以看出三部分作品内容的表达各有侧重，但阅读后，能够感受到作品的主旨是共同的，都是作家紧贴大地的言与行，他与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紧密相联。他的村庄、他的父老乡亲、他的江河、他敬仰的历史遗迹，都在纸间鲜活起来。《南山行》是一部可以深读的作品，以对村庄的现实叙事性、地域行走的调查分析、历史人文的追溯，构建出极富思想性的各篇目文本。作者在文集中全面展示了南山村及其所处区域的整体风貌，并对不同的村民现状、现实物态、历史风物进行阐述，以外来者的视角沉浸于一个村庄的日常和所遇所见。从初入村的懵懂，到《荒田如借债》里的言说：“田野稻谷金黄，玉米饱满，烤烟茁壮，农民虽然饱经艰辛和忧虑，但总算迎来了丰收”隐喻、映射了作家驻村扶贫工作的不易、取得的成绩，以及镌刻思想、怀古论今的精神态度。

作品的地域性呈现，是胡正刚在大地上的言说烙印。从《南山行》中的《驻村记》，可轻易获得作家的地域性表达，很有田野调查笔记的经验性特征，让人贴近生活实际，意识到世间的人情冷暖。书写的关注点，随着作者驻村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文集开篇之作《失语者》讲述了村民陈春蛮横的处世模式，及村庄的民风、民俗、语言，驻村队员与村委执行脱贫政策的艰辛。《迷失的青春》中失去丈夫的村妇徐泉的艰难人生，《晨雾》里作家与七十多岁老社长不同场景的聊天等，全方位描写的村民、村事、俗常，使视觉冲击下的现实，很真实也很“南山村”。流动的现代性从不同层面重写了人们的生存境况，但对边远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公平仍有距离，地方性的生活价值仍然模糊化。作者以各种乡土形态为叙事单元，以个体经验介入当下境遇，将琐碎的村事不断收集、叠加，捕捉和记录下自己入村后不同时间段的洞见和对工作的理解。

胡正刚收录的是南山村的众生现状，并以历史的目光审视当下、展望未来，他的书写体现了个人心系基层、踏实务实的扶贫心态及在沉入的境遇中强化民生关怀的责任担当。这种日常性向习惯性的过渡，是驻村历练的触动、自我本心的觉悟，昭示着真诚、坦荡。从各篇目作品标题还可看出其涉及的人与物与生活状态，如《最后和猎人》《独居者》《 拒绝体检的人》《赌徒》《苦熬》《河床上的流浪者》《猪食子》等，这些文本都是非虚构写作，直面常态的本相，没有大鸣大放。文字的背后，潜藏着作者对村务处理、村民帮扶中发现问题的思考，对村民生活细节的查询，对内心迷茫的突破。这种紧贴大地、贴近现实的书写，是对所处地域状态的精准把控。田野调查笔记式的内容，可以极大程度还原现况，并通过分析村民人生世界中的经历，来完成所处地域社会现实的一种特殊实践。宏大叙述和日常生活叙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叙述类型，《驻村记》属于正常化的日常生活叙述，作家对平凡、单调的乡村生活进行萃取，为现状的表达获得必要性和叙述前提，如《牧牛人》结尾写道：“郭光走得很慢……当暮色移动到大门外时，被门头上的灯泡挡了一下……郭光瘦弱单薄的身影从暮色中走了出来。”有光就有了希望。这样的叙述高度凸显了村庄里的人性和人心，深刻揭示了扶贫与人性的文本主题。

海德格尔曾言：好的思想是存在的寓所。我一直认为，文字就是表述思想的手段及方式，《南山行》中的另两辑《西河志》《热血吟》，较完整地成就了胡正刚行走中地域性思想存在的栖息地。他让当地的历史人文及特定在场的物与事，把涉及的自然、属性、片段、细节等交付至表象，尽可能地将时空、人事、现实进行跨越或关联。他追溯到南山村边的西河是红河的上游正源，认定“对‘原本山川，极命草木’的执着与热衷……也是人类发展的不竭动力”；他回顾了徐霞客在巍山牛街、瓦铺路、西河北岸等地的考察和游览；他考证了1862年法国勘查队对红河流域的勘查；他寻访了明朝遗民诗人陈佐才的诗句和流离南山村片区的踪迹，收录诗人陈佐才流传于世的励志诗：“雨洗风磨不染尘，霜欺雪压倍精神” 等，人物的显性塑造，使历史的记载变得生动、鲜活，且携带着人物的气息，在时间的过往中起伏。两辑文字的流淌，透过一篇篇精短的篇幅，展现了当地的历史人文和空间、风物，这里的记述现象或诠释内涵或彰显价值，均为强化作品的思想寓所，指向的是作家内在的精神世界，文学的更高境界是要达及思想和精神的寄托。这两辑文本沿着历史人物的足迹而前行，其中提到的古今中外人物除了徐霞客、陈佐才、法国传教士白晋和雷孝思，还有康熙、埃德加·斯诺、担当和尚、柴枫子、阿格博基等，胡正刚的行文冷寂而博学，他为现实的乡土现场回溯了思想产生的根源，显露人与历史的必然关联，以及历史长河中作为存在过的人所自带的个体属性。他写道：“红河用它逐渐壮大的开阔、汹涌、激烈、深沉，给予我们漂泊的灵魂持续不断的震颤”；这两辑文本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知识结构跨度巨大，从文学、宗教、史志到天文、地理、桥梁建造等，多方面广博、细致地描述，可以看出作家的整个创作有着非常充分的前期调查。他的探访及记录，反馈出属地历史人文、多民族团结共生所影响下的社会现状，派生出史料之外的温情和照彻，这是作家对地方性契约精神和土地伦理的持守。作家这份特有的文化自信，也体现了对土地的精神依恋已嵌入灵魂和情感中，而文字成全这些感受的方式，就是将思想悉数存放，这也反证了作家历史散文的客观性、严谨性。

《南山行》是胡正刚对南山村的告白，是作家所明示的“人生和写作无法绕过的阅历”。他把村庄进行了彻底的听、查、问、看，将与之相关的山脉、河流、草木、民俗等进行了探索。他的写作翔实、深入，充盈了灵魂、肉身与个体思想的融会贯通，渲染了作品独特的精神底色。他对自然民风、历史人文、基层众生的目光倾注，对相遇环境的体恤，打造了本散文集的质朴品格。文集的叙述语言伸展了叙述事件的脉络，作家的言行在语言角力上承接转换、自如张弛，并因此构建了自己的文学审美观，推动了自我言辞的完善。作家也在日渐成熟中，找到了属于其个人的语言体系。

特定的地理位置和其外延会形成特定的言行，在现实框架内，有良知的作家能够保证这种合理存在的呈现，胡正刚做得很好，他呈现了紧贴大地的热爱和柔软。胡正刚很年轻，行文风格非常沉稳，这是他的长处，但在本集中也使得有些篇目的村庄事物书写过于内敛和拘谨，由此弱化了叙述上的连贯性。但是，瑕不掩瑜，《南山行》仍然是我近年所阅读到的、不可多得的优秀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