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昭通·群山丨当往事翩跹起舞

赵 月 天津人，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在读。曾担任新媒体运营编辑、高中语文教师等。

如果说眺望未来是对即将到来的故事的期盼，那么，回望过去就是为未来之路寻找前行的方向。真正的前行应该面对过去的倒退，唯有不断回首，才能真正找到向前的路。作家路文彬新付梓的小说集《旧爱时光》，就是一部面向过去又憧憬未来的作品，在对时光旧事的回溯中，此刻与将来也随之渐渐清晰。

《旧爱时光》收录了作家路文彬求学时期的部分中短篇小说，也收录了《庄奶奶的葬礼》等近年来的优秀之作。在后记中，作者称自己出版这样一部小说集“不是意欲表明它们依然不失水准，而恰是为了展现我曾经的稚嫩。这种稚嫩本是我小说写作成长史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它预示和决定了我的未来”。虽然《旧爱时光》中收录的小说风格迥异，能够看到作者持续不断的创作尝试轨迹，但更为清晰可见的是一种蓬勃发展的生命力，以及专属于文学的真挚且热烈的赤子之心。

零余者：心灵的独奏曲

自郁达夫小说中“零余者”的形象出现以来，许多作家也屡屡将“零余者”作为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在郁达夫的小说中，“零余者”是时代的弃儿，怀着不被人理解的忧思，独自一人彷徨在异国他乡。《旧爱时光》中也出现了数个“零余者”的人物形象，如《死窗》中的“小乌龟”、《迟钝的感觉》中的赵永发、《我欲乘风归去》中的庞耀等。与此前作品中的“零余者”形象不同的是，《旧爱时光》中的“零余者”们并未沉溺在心绪的旋涡中无法自拔，而是在孤独中奏出了属于自己的心灵独奏曲。

《死窗》中的主人公“小乌龟”仿佛是一个隐形人，“这人是什么时候搬到我们这儿的，我不知道，仿佛一夜间从地里长出来的。”没有人会叫他的大名，连主人公——十几岁的少年“我”也只愿叫他“小乌龟”。“小乌龟”看似窝囊，妻子和别的男人频繁地出双入对，他却一点反应都没有。但偶然间，“我”发现了“小乌龟”的秘密，貌不惊人的“小乌龟”竟然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在家中为自己划出了一块文学的天地。“里面的墙壁被烟熏得漆黑，窗子给封住了，糊着厚厚的纸。小乌龟正坐在台灯下奋笔疾书，桌上堆满了书、稿纸和信封。”即使很多作品没有得到发表，但“小乌龟”始终坚持文学创作，似乎只有在创作中，生命才是真正属于他自己。后来，“小乌龟”的家庭遭遇了重大变故：妻子意外身亡，一向亲密的女儿和他没有血缘关系，但他仍然疯魔一般创作着。在新家里，“小乌龟”的创作环境一如往昔，“屋里黑黢黢的，所有窗子全被木板封死，胡乱贴着报纸。桌上的书、稿纸和信封堆得更高了，台灯昏昏地散着光，照着忍忍儿时的相片。”屋角的一方天地是为“小乌龟”构建的文学精神家园，无论世事如何，他始终在听从着自己内心的声音——做一个虔诚的文学朝圣者。主动选择成为“零余者”的“小乌龟”始终是清醒的，与其说是世界放逐了“小乌龟”，倒不如说是其以放逐自己的方式放逐了世界。

与《死窗》所设定的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背景不同，《迟钝的感觉》讲述了一个以文革为背景的故事，但作者的写作方式是非常独特的，不是“伤痕文学”式，不是对时代苦难的声泪俱下的控诉，而是以写实主义的笔法对宏大叙事进行了不动声色的解构。例如，“‘赵永发，快到大门洞去开会。’一名身穿破烂衣，鼻涕吸溜吸溜的革命小将赶来通知他。”“革命小将”本来是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词汇，甚至有着几分神圣性，但“身穿破烂衣，鼻涕吸溜吸溜”却是那个时代儿童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将二者组合在一起就产生了一种意外的解构效果。与时代宏大叙事的疏离使得赵永发具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冷静，时代的浪潮无法裹挟赵永发的价值判断标准，他只相信自己的朴素善恶观念，不愿违背良知去揭发地主的“作威作福”，甚至收留了地主的女儿淑文使其免遭强暴。赵永发刻意远离动荡不安的外部世界，以“零余者”的姿态恪守着内心的纯良。

《我欲乘风归去》则书写了一个当代“零余者”的故事。“我”的朋友庞耀从小就是天之骄子，相貌、身高、成绩皆为一流，高中毕业后更是实现了成为一名飞行员的理想，还得到了班里最美丽的女孩的倾慕。这样的人生看上去人人艳羡，但庞耀却未按照既定的人生轨迹一路前行。他意外地遭到了部队开除，回到了老家做着最普通的工作。作者详尽书写了这样一位“天之骄子”的内心世界，既定的社会规范使其倍感束缚：选择在部队实现飞行梦想就无法与恋人长相厮守，回到恋人身边之后却又发现飞行也是自己无法割舍的执念。围城一般的人生困境把庞耀囚在其中无法自拔，只能将摩托车作为飞行器夜夜狂奔，最终，生命也在纵身一跃中骤然消逝。庞耀无法在现有的社会规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只能成为“零余者”，成为时代的边缘人。同“小乌龟”一样，庞耀也始终不曾放弃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夜半时分狂飙摩托车是庞耀飞行的另一种姿态，而最后的凌空滑翔更是庞耀以生命为代价，为梦想献上的最沉重的祭礼。

坚守者：尘世中的真淳

除“零余者”之外，《旧爱时光》中还成功塑造了另一类独特的人物形象——尘世中真淳的坚守者，如《庄奶奶的葬礼》中的主人公“我”，《罪与功》中的警官李军民等。他们并非依据外界的标准形塑自身，而是以一颗真淳之心去理解世界。

《庄奶奶的葬礼》以儿童视角展开叙述，写出了“我”在参加庄奶奶葬礼一天中的所见所闻。与《旧爱时光》中的其他小说不同，《庄奶奶的葬礼》并非一篇纯粹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而是借助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让离世的庄奶奶与“我”对话，让文本具有了别样的艺术效果。作为一个只有十二三岁的少年，“我”眼中的葬礼和别人是不一样的。“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平时与庄奶奶关系不好的儿媳们在葬礼上会号啕痛哭，甚至在下葬时跳入了坟墓中；“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刚刚还在举行“孝子上刀山”“孝子下火海”仪式的空地，突然变成了全家人带着满足神情的吃喝宴饮之所。“我设法把上午和现在联系起来，但怎么也联系不起来。我好像是在庄奶奶的葬礼上走丢了，来到了另一个时间段里。也许是过去，也许是将来。”正是葬礼的表演性让“我”感到了深深的困惑，因此“我”只能和已经死去的庄奶奶对话。或许，只有“我”和庄奶奶的交流才是这场虚伪的仪式性葬礼中真实的存在。相比起熟练开启哭泣和停止哭泣的众人来说，“我”还保留着属于儿童的特有真淳，因此许多场景在“我”看来是怪异且扭曲的，文本由此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效果，现实世界分化成了“我”的真淳世界和除“我”之外的其他人的世界，产生了极大的讽刺意味。在小说的结尾处，庄奶奶给“我”的两枚硬币居然真的出现在了“我”的口袋中，而“我”正打算用这两枚硬币去买喜欢吃的糖球。魔幻世界和现实世界通过两枚硬币联结在了一起，“我”与庄奶奶之间真挚的情感让葬礼成了一场浮夸的闹剧，唯有对于真情的渴望和热爱才是这个充满假象的世界最可贵的东西。

与以儿童作为主人公的《庄奶奶的葬礼》相比，《罪与功》的主人公之一李军民虽然已不再是不谙世事的孩子，但仍然有一颗诚挚而真淳的心。李军民作为派出所的中流砥柱，抓捕在所管片区惹是生非的“大头”“小头”兄弟俩无疑是分内之事，也是无法推卸的职责。但是在成功抓捕犯下抢劫罪的“小头”之后，“小头”母亲的自杀让李军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工作的意义。虽然对“小头”的逮捕和枪决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但“小头”母亲的人生悲剧让李军民开始思考以道德力量而非法律武器来教育感化那些误入歧途的人。“此后，李军民再也不愿言及自己的立功之事了。那张曾令他引以为豪的立功证书，李军民从此再也没有碰过。打那以后，李军民便将全部心思都放在段里劳改、劳教，以及平时有些违法乱纪行为的人员身上了，没事便找他们聊天儿，替他们找活儿干，想着法子让他们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即使数次被认为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在包庇罪犯，但李军民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处事原则。对于李军民来说，那些胡作非为的人不能仅仅被定义为“罪犯”，警察应该是医生而不是杀手，杀死一个人很容易，但更加困难也更加有意义的是把一个将死之人从危险的边缘拉回来。李军民始终将内心的道德标准作为需恪守的职业原则之一，与年轻气盛、遇事从严的青年警官林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令人值得深思的是，林三反是被官方认可的成功者，即使开枪打死“大头”并不符合程序正义，但所长依然为了能对各方有个交代而为其授予二等功。之后，林三换上了新的摩托车，与女友开始了令人羡慕的新生活。这样的对比值得每一个读者深思：在世俗意义的成功面前，坚守自己内心的原则究竟有没有意义？当社会规训与个人意志冲突的时候，我们该作出怎样的选择？

拯救者：永恒的爱与孤独

在南丁格尔的身影渐渐隐入历史尘烟中的今天，路文彬的中篇小说《南丁格尔》将南丁格尔的形象重新带回了我们所在的世界。护士小慧的形象与南丁格尔相同又相异，相异的是不同的人生经历，相同的是共同以爱作为自己的终身信仰。《南丁格尔》通过讲述护士小慧的成长故事，在叙事中通过身份书写与身体书写并行的双重叙事角度，深刻诠释了爱与死亡的哲学命题。其中作者的性别立场与性别意识也极其值得关注，在女性主义写作不断蓬勃发展的21世纪，作者以男性身份所进行的女性书写为女性写作带来了新的视角与活力，也对女性文学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和补充。

小说对小慧的身份书写可以被分为家庭身份与社会身份两部分。小慧的父母已经离异，离异得非常不愉快。在小说开头，幼时的小慧和父亲见面的场景便可窥见一二。离异后，小慧母亲对于小慧父亲的要求是每个月提供100元生活费，而小慧父亲却不肯承担对小慧的抚养义务。在这样的成长环境影响下，小慧对家庭生活是疏离的，也为她后来成为“南丁格尔”的孩子埋下了伏笔。

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对于如此疏离的家庭环境进行书写的作品是不多见的。家庭作为人物的成长环境，即使主人公与父亲或母亲存在隔阂，但总有其他亲人提供或多或少属于家庭生活的温情。但作者似乎无意让小慧拥有源自家庭的温暖，父亲有了新的家庭，母亲则从未在内心中对小慧有过真正的理解，导致小慧从未真正拥有过家庭，从未有过爱情生活的小慧只能自己成为自己的家人。但作者并没有让小慧开启对不幸命运的自怨自艾，也并未陷入陈旧地剖析原生家庭所带来的伤害的叙事圈套，而是为小慧开辟了一条颇具理想主义的人生道路——带着爱与信念，成为“南丁格尔”的孩子。

小慧对南丁格尔的最初认知，源自父亲送她的那本《南丁格尔传》，成为护士的愿望是小慧从记事起就已经许下的。或许是为了反抗母亲“这辈子只配伺候人”的断言，也或许是一个从没有感受过家庭温暖的孩子对充溢着爱与关心的护理行业的无意识向往。小慧最重要的社会身份就是护士，这份职业成了她生活的全部，也成了她精神追求的载体。小慧的护士生涯始于妇产科，在那里，她成了很多孩子象征意义上的母亲，因此，她从未觉得孤独，也从未遗憾过自己不是一个真正的母亲。她曾经用自己的身体而不是保温箱救活了一个早产的婴儿，支持她采用这种冒险做法的不是领导与同事，而仅仅是相信南丁格尔也会这么做的坚定信念。此时的小慧，成了同南丁格尔一样的“提灯女神”，二者的形象在此时渐渐融为一体。

如果说在妇产科工作的护士小慧有着同南丁格尔一样的外在气质与内在品格的话，被调入肿瘤病区的小慧似乎发生了某些不一样的变化。肿瘤病区的许多患者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小慧必须要学会直面死亡。在经历了王焕英、邢老师和其他许许多多病人的死亡之后，小慧开始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死亡哲学。“唯有在这个时候，你才可能承认死亡有多么宽容，它不会像疼痛那样折磨你，也唯有在这个时候，你才愿意相信选择死亡是我们的一项权利。……在面对如此绝望的疼痛之际，唯有死亡是可以信赖的，因为它维护了生的自由和自尊。这不是逃避，没有自由和自尊的生不是生，而是对生的践踏。死亡是永恒的安宁，恐惧并不来自死亡本身，而是来自我们对于死亡的无知。”小慧从未将死视为生的对立面，二者无疑是相伴而生、不分彼此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生命个体注定会走向死亡，但生命的意志却永不消失；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更是把死亡看作是注定的、最根本的“可能性”，人生的意义不仅在于生也在乎死，如果消极于对死的思考，也就蹉跎于对生的思考，死亡并不是生命的消逝，而只是生命存在的另一种形式。作者赋予了小慧独特的生命哲学观念，也进一步丰富充实了南丁格尔“白衣天使”的形象，使其在人道主义的情感维度之外更兼具了生命理念上的哲学高度。

不仅是在社会身份上，在成为护士之后，小慧在家庭中似乎也成了父亲和母亲的“南丁格尔”。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因为母亲角色的缺位，所以南丁格尔几乎成了小慧“精神上的母亲”。在小慧长大之后面对真正的母亲时，亲子关系似乎发生了倒置，小慧不仅仅是母亲的南丁格尔，同时也成了母亲的“母亲”。尤其是在母亲罹患阿尔茨海默病之后，和母亲共同出游的小慧与其说是陪母亲出行，不如说是带着“女儿”同行。与父亲和苏姨在医院见面时，小慧更是彻底地以南丁格尔的身份出现，也正是南丁格尔的身份使得小慧避免了家庭身份上的尴尬，让她能够进行更为深入人生与命运的理性探讨。

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女性身体书写更多见于女性作家笔下，女性话语和情感世界常常通过身体书写的方式呈现在大众面前，如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等。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身体书写似乎总带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欲气息，似乎也偏离了身体叙事最重要的价值尺度。但《南丁格尔》并没有陷入男性作家笔下将女性客体化的惯常视角，而是采取了平视的方式——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欲望投射对象，而是和男性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独立个体，呈现出男性作家女性身体书写的独特图景与独到之处。

小说对小慧身体的书写主要集中在两处，一是沐浴的时候在镜中审视自己的身体，一是以乳房抚慰弥留之际的王老先生。与女性作家多在两性关系中进行身体书写不同，《南丁格尔》中的身体书写与两性无关，更与欲望凝视无关。小慧感情经历的空白导致了对其进行的身体书写始终无关爱情，而是在更高维度上与广义的“爱”联结在一起。沐浴时，小慧在镜中看到了自己的身体，在为自己宛如鸽子一般的乳房而感动的时候，小慧更加关注的是乳房下面那道5厘米长的疤痕。那是在医院与一位孩子身体有先天缺陷的父亲对峙时被刺伤的，当时“突然感到胸口一阵灼热”，但小慧并未选择报警，而是坚持让这位父亲回到孩子的身边。小慧没有让法律来惩罚这位不幸的父亲，而是坚持了自己“爱就是法律”的最高理念。小慧从来不曾后悔自己的选择，更认为从伤疤开始的全身沐浴是属于自己的“一个人的神秘时刻”，这是小慧对于自己身体的接纳，也是对于爱之信仰的倾情投入。

另一处身体书写是在小慧面对病重的王老先生提出的看乳房的愿望之后。这一愿望看上去是不合情理的，甚至可以归入到性骚扰的范畴。王老先生的儿女也因为父亲临终时这一请求而羞愧不已，想要借“我爸爸糊涂了”为理由遮掩过去。但小慧却并未拒绝王老先生，在小慧眼中，弥留之际的老人与刚刚出生的新生儿无异，对乳房的向往不过是对生命之源的渴望，也是对于人与人之间真实情感联结的殷切期待。在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也写到过类似的情节，从战场上抬下来的奄奄一息的年轻战士的最后愿望不是将生命献给祖国，而是看看身边护士的胸部。这样的愿望无疑是更为真实的，是对日常生活与情感抚慰的无限渴望，也是在人生的最后关头所爆发出的最大生命力。“眼看着那团火焰马上就要熄灭了，我不能再犹豫，也不必再矜持，火光里，我看到的不过是一张婴儿的脸庞。我麻利地解开衣服，就像面对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失去束缚的那对鸽子即刻迫不及待地冲了出来，在火光的上空飞快盘旋。这一刻，只剩下了火焰和鸽子，一切皆归于沉寂。”王老先生在小慧的陪伴下走向了死亡的永恒，这一刻所有人为设定的道德范畴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安宁和肃穆。

在南丁格尔的形象逐渐符号化、客体化的今天，小慧为我们重新提供了一种想象南丁格尔的方式。或许少有人知道，在天使般的形象背后，南丁格尔曾经和小慧一样，因为执意投身护理事业而与家庭产生了长久的不睦。小说中的身体书写似乎打破了南丁格尔天使式的纯洁神话，但爱与拯救的指归使得其中的身体叙事与南丁格尔精神殊途同归。小慧使得南丁格尔的形象更加生动真实可感，也以自己爱的哲学与死亡哲学重新丰富并发展了南丁格尔的形象。作为南丁格尔形象当代书写的典型代表，小慧是南丁格尔在当代社会的另一种全新的呈现形式。在爱的光谱中，小慧与南丁格尔逐渐合为一体，家庭关系的区隔、感情生活的孤独、社会关系的离散都已渐渐消逝，唯爱与死亡在静默中永恒。

或许，写作是记录过去的最好方式，每当已然泛黄的作品被重新翻起，旧日的思绪也一重重涌上心间。《旧爱时光》是一部时光的记录仪，带我们与30年前的作家重逢，又让我们在作家的带领下重新回到了20世纪，感受着那个时代的真淳、善良、坚守与崇高。在时光的罅隙里，爱的光芒始终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