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胆记》中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

吕翼的长篇小说《肝胆记》主要讲述在云南、四川交界之地，少女开杏本来与教书先生胡笙相恋，但是被乌铁拐走并被迫成婚，乌铁、胡笙和开杏三人之间陷入了感情纠缠，机缘巧合促使乌铁和胡笙一同奔赴抗日战场，乌胡二人成为并肩作战、出生入死的挚友，两人关系更加紧密。本文以空间叙事理论解读《肝胆记》，从地理空间、社会空间以及心理空间三个维度探析作家在抗日战争这一历史时期下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书写。

一

加里布尔·佐伦在《走向叙事空间理论》中将纵向的空间划分为“地志的空间、时空的空间和文本的空间”，其中“地志空间”被定义为“这是处于重构的最高层次的空间，被视为是独立存在的，独立存在于世界的时间结构和文本的顺序安排。文本既可以通过直接描写的方式来表述地志的结构，也可以叙述、对话、论述来重构地志结构”。在《肝胆记》中，作家吕翼主要是通过直接描写、叙述和对话这三种方式来表达地理空间的结构。他采用了并置叙事和对比的方式，以金沙江为划分边界，一面是龙头山，一面是杨树林，将两个地理空间并置，用对比的手法，将龙头山看作“彝族地区”的象征，将杨树林看作“汉族地区”的象征，描绘出两个地理空间的差距和象征意义，凸显男女主角所接触的文化环境的不同，为彝汉不同民族文化的展现、冲突作铺垫和说明。

作家在男女主角相遇之际交代了他们各自的生活背景，将龙头山和杨树林进行并置和对比。这些地理环境的描述表明了龙头山和杨树林之间虽然相隔不算遥远，但是在习俗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同时也暗含着该时期下两种民族文化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物理空间差距，与之相伴随的还有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文化观念的差距，而事实上，这也是两种民族意识冲突的体现。正如韦斯利·A·科特在《现代小说中的地方和空间》中所说：“地方和空间的语言总是叙事话语的一部分，并且能够成为叙事作品的力量和意义的主要中心。叙事作品里的地方有着力量和意义；它们与人的价值观念和信念相关联；并且它们是更大的人类世界（包括行为和事件）的一部分。”作家通过两个地理空间的对比，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多样的民族文化画卷，同时也带我们了解了在不同地理空间中，两种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的不同。

二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社会空间”的概念，他指出社会空间是体验的、生活的空间。社会空间纵然是具体的，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同时“社会空间也是抽象的，是人们在交流中体现出来的非物质空间。它是以人的生存、活动和交互作用为主要内容的”，这说明社会空间也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作家写作的时间背景是抗日战争时期，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对于当时的社会有着重大的影响和意义，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社会面貌都因为抗战而发生改变：在抗日参军之前，小说中的乌铁和胡笙因为与开杏的私人情感而产生矛盾，龙头山和杨树林，彝族和汉族在当时各自站在对立的一面。在乌胡二人共同抗日之后，两人的私人恩怨已经逐渐被家国之情、生死之交所“稀释”。在抗日战争之前，龙头山和杨树林，基本上处于“势不两立”“你不犯我，我不犯你”的状态，金沙江既是两地天然的屏障，也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的边界。而在抗日战争结束，新中国成立后，龙头山和杨树林两地的民众开始互通往来，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也日益增多，彝汉两族开始逐步建立和平友好的民族关系。挑水巷作为龙头山和杨树林之外的第三个社会空间，是一个新的社会，它象征了彝汉两族友好共存、共同繁荣、和谐发展的局面，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关系融洽的理想社会的缩影。

从广义的概念来说，乌铁强抢开杏、胡笙参军、三人相遇这些情节发生在小说中的三个地方——龙头山、杨树林和挑水巷。作家淡化了时间的描写，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于时间的概念往往比较模糊，很难感受到明确的时间界限，因为作家往往通过转换空间去讲述故事、推动情节发生。从狭义的概念来看，三个空间代表着三种不同的文化。乌蒙山和杨树林塑造了两个民族不同的生活习俗、个性、文化和意识，它们分别象征彝族、汉族的文化，但是它们都是单一的、孤立的；在挑水巷中，因为里面杂居着彝族和汉族的民众，加上经历过彝汉两族共同抗日、共度饥荒时期、表彰民族英雄等事件，以及解放军的进驻、新中国的成立以及一系列民族政策的实施，彝汉两族的关系和感情逐步加深，也逐渐消弭了对立，瓦解了冲突。挑水巷代表了两种民族文化的并存和交融，这是一种多样的、融合的，具有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的社会文化。

乌铁是彝族土司世家的一名遗孤，龙头山是乌铁从小生长的地方，在金沙江的对岸，彝族世世代代都生活在山上。龙头山作为彝族世代生活的栖息地，仍保留着大量彝族的民族文化习俗和民族意识。比如，彝族相信人死后有灵魂，高度重视去世之人灵魂的安居。在开杏的父亲去世之后，乌铁按照彝族的习俗带着浩浩荡荡的巫师和葬礼队伍去到杨树林为他的岳父招魂，祈祷开杏父亲的灵魂能升入天堂，而杨树林的汉族村民却不相信这些，在葬礼的过程中对乌铁冷眼相待，对巫术嗤之以鼻；再如，当开杏误以为乌铁已经战死沙场，毅然只身奔赴龙头山为乌铁招魂，按照彝族的习俗为乌铁举行葬礼，祈祷乌铁能“魂归故里”。这种招魂仪式具有浓厚的彝族文化特色。除此之外，彝族还特别重视人的道德品质和人格修养，乌铁纵然在战场上失去了双腿，但他一直谨记彝族部落战争中祖先的教诲并以此为准则。这种战场上立下的规矩，形成了彝族勇猛杀敌、冲锋陷阵的大无畏的精神。彝族人讲义气，重感情，乌铁的舅舅索格掩护胡笙安全过乌蒙山，乌铁没有因为一己私欲而迫害胡笙，相反他教胡笙开枪、骑马，并在战场上舍身为胡笙挡炮弹。

杨树林是《肝胆记》中汉族群众的聚居地。杨树林的人民勤劳、淳朴，注重集体，崇尚和谐。女人心灵手巧，男人则朴实善良。乡亲们为了开杏，打着火把没日没夜翻遍了整个山头；开贵为了失踪的麻子石匠，找了三天三夜，后背都被树枝和石头磨破了皮，硬是把麻子石匠从悬崖救了上来，而麻子石匠也一直跟随开贵，知恩图报。可见，这与善战好斗、充满野性的彝族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当开贵找到开杏，证实了自己的妹妹确实被夷人乌铁抢去，他悲伤又愤怒，一直对乌铁的彝族身份有很大的偏见；即使乌铁亲自到杨树村诚心道歉，给了乡亲们一大笔钱，在他双腿被炸断变成残疾人，仍然坚持给开杏父亲送殡之时，杨树林的乡亲们仍然不待见他。这不单是杨树村的父老乡亲对乌铁的成见，还反映了当时汉族对彝族身份、彝族文化的抗拒和不认同。

挑水巷是连接乌蒙山和外面世界的一个“逼仄的通道”，这里熙熙攘攘，杂居着形形色色的人。因为聚集了众多社会身份不同的人，这里的文化也更为多元和包容，见证了时代的发展和变迁，其社会面貌和社会空间的文化比起龙头山和杨树林更为复杂。

在叙事方式上，作家淡化时间表达，重视空间表达，以空间表时间。作家在作品中没有写具体的时间年份，而是通过挑水巷这个社会空间所发生的社会事件去表现时间。其次，作家在叙事内容上描写了挑水巷中彝汉民族友好往来的场景，传递了彝汉两族文化逐渐相融、民族关系美好和谐的现实。可以看出，在挑水巷这个新的社会空间中，汉族接受了彝族的文化习俗，彝族也改变了不能和汉族通婚的“禁例”，彝汉两族文化从冲突到相融。

三

《肝胆记》注意描写和刻画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心理活动，注重建构主角的心理空间，呈现他们在不同空间中的意识变化。

乌铁是作品中彝族同胞的代表，在抗日战争之前，他身上仍然保留着彝族的传统生活习惯以及思维方式，这是彝汉两族文化冲突点之一。在抗日战争之前，赤脚乌铁接受过红军伯伯赠予的草鞋，乌铁作为彝族人开始逐步接纳汉族；在抗战之时，乌铁的心理已然有了巨大的变化。在战场上，他不再视胡笙为对立的民族、对立的情敌，而是教他骑马射击，甚至在炮弹轰炸之时，舍身救胡笙，而自己却失去了双腿。可见，当时彝族同胞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汉族同胞的帮助，并为他们所深深影响，结下了“兄弟一般的情谊”，同时也是因为乌铁坚守着彝族传统的“勇士精神”，才会在战场上义无反顾、凛然大义，这是乌铁作为彝族身份受到汉文化影响的体现，反映出彝族同胞在时代变迁中仍能坚守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并逐步接纳、受到汉族同胞的影响。

开杏一开始便将汉族和彝族这两个身份置于对立的位置，经历过被乌铁抢走的事件之后，更加深了她对彝族身份的否定和怨恨。而在得知乌铁主动请缨上战场、乌铁舍身救胡笙等事件之后，开杏对乌铁的认识有所改观，肯定了乌铁这个彝人身上的血性和野性，并将他和贪生怕死、逃避参军的哥哥开贵作对比，开始认同彝族身份并逐步接受了其文化习俗。在得知乌铁“去世”的消息时，开杏按照彝族的风俗，为乌铁祈祷；在哥哥开贵去世时，她也主动请求乌铁为哥哥招魂，让其得以走好。

《肝胆记》通过空间叙事的方式在三个不同的空间中塑造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地理空间中，作家通过并置，对比了彝族和汉族的不同；在社会空间中，作家通过淡化时间概念和社会空间文化描述来呈现彝汉两个民族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在心理空间中，作家通过以乌铁为代表的彝族和以开杏、胡笙为代表的汉族的心理变化来呈现两个民族人民对于民族身份的认同和凝聚意识，作家在三个空间中步步深入、层层递进，从展现民族的不同、表现民族的冲突和融合，到最后民族意识的凝聚，塑造彝汉两个民族的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陈映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