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铜京运的镇雄往事

古代镇雄，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建置沿革随王朝更迭、时局动荡而多有变化。清雍正六年（1728年），镇雄降府为州（属昭通府辖治），这个滇川黔交界处的“鸡鸣三省”之地才在云南版图上固定至今。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部，境内海拔落差大，成矿地质条件优越，矿产资源蕴藏丰富。云南对金属矿藏的开采和利用较早，《汉书》中便有“滇产五金，而铜尤为盛”的相关记载。汉代以后，云南铜矿业逐渐发展起来。清康熙年间，海禁开放，中国铸币所用铜多为日本进口。康熙五十四年（1716年），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包括铜矿在内的矿产等被严禁出口，清政府铸钱所需的铜料就只能转而依赖国内矿厂。于是，滇东北、滇西等地所产铜矿因产量高、成色好被运往京城，替代洋铜成为铸币铜料的主要来源。清代持续大规模造币，使滇铜的生产与运输成为全国冶铸、交通和金融等行业中的大事。滇铜产业在清政府的重视下迅速发展，至清乾隆中期达到鼎盛。

镇雄州壤接川黔，占据先天区位优势而被历史选择，成为清代滇铜京运要津：“镇去滇省会，几一千二百里。去昭通郡治四百二十里。治东三百里至四川界……南三十里至贵州界。”寻甸、东川等地所产铜矿逐店递运，需经镇雄运到四川叙永后转运至泸州集中，再船运北上入京。据《乾隆镇雄州志》记载：“城北三十里有板桥，土府建。乾隆元年（1736年），因铜运经过，州牧徐柄改建石桥。”今镇雄县赤水源镇曾旧名“板桥”，最初即是以此桥而得名。改建后的石桥更名为“泰宁桥”，于2018年4月被昭通市政府公布为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清代滇铜京运的主要线路有两条道路。一条以寻甸为中心转运站——滇西的宁台、云龙、丽江回龙等地所产京铜料集中于下关店（沿途所设大小转运站称为“店”）后，以人背马驮经昆明至寻甸店集中，经贵州威宁店接运到镇雄店，由镇雄店用牛车陆运至四川叙永店，然后水运至泸州店。另一条以东川为中心转运站——滇东北会泽的汤丹、碌碌等铜厂所产京铜料到东川，过4站至鲁甸，由鲁甸店经奎香、镇雄（牛场、芒部、雨河）等店至四川叙永店，再转运至泸州店。乾隆四年（1740年），云南总督庆复上奏：“滇铜运道，自东川起由昭通镇雄直达川属之叙永，最为捷径。”这表明，在清代滇铜运输史上，镇雄是不容忽视的。

清代滇铜京运在云南乃至全国驿运史上影响巨大，它带动了西南地区铅业、茶业的相继繁盛，也促成了边远之地镇雄在交通、贸易、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和进步。

镇雄多山。“镇岩疆也，封域虽云广阔，而连冈叠嶂，深山密林，盖十居八九，稼穑之土无多焉。”虽说疆域广阔，但境内群山绵延纵横，深山老林间可供耕种的土地很少；再加上与川黔接壤，汉、彝、苗等多民族杂居于此。铜运繁荣，加之先前“改土归流”的施行，镇雄“境宇日章，垦辟日益”，治安有序、耕地渐增，物质开始充裕的镇雄百姓和谐友善，商贾贩夫聚于此，空前繁荣。滇铜京运道路的建设、驿站（店）的设立，使沿途一些人迹罕至的荒郊野外，变成了车来人往的热闹街市。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年间，铜料由东川店、鲁甸店运至奎香店运抵镇雄店，再由镇雄店接运赴四川叙永店这一路的京铜料，每年约111万公斤；另由贵州威宁店、毕节转运经镇雄店、叙永店一路，年运京铜约150万公斤。若以牛驮马载，每匹（头）马（牛）驮铜重80公斤，两条运道上来来往往的牛和马竟可达万余匹（头）。乾隆三十三年（1769年），清廷大举征伐缅甸，将云南、贵州等地马匹征收入伍，导致后来铜运马匹稀少，威宁一路铜料只好改为雇用镇雄民夫帮运，每健者两人或弱者三人背运一码铜（重约80公斤）。照此计算，当时从威宁到镇雄抵叙永的铜运道上，每年约有3万名镇雄背夫往返。这也许是镇雄史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打工潮，也是镇雄史上最早的因交通而兴的发展和繁荣。

滇铜京运促进了古代镇雄的交通大发展。山高坡陡的地理条件、多雨湿寒的气候环境，使得镇雄古道路径曲折、泥泞险阻、湿滑难行。为了畅通运道、加快接运速度，地方官府组织乡绅和商贾捐资，以石料加固拓宽旧路，施工开辟新路，人行小道改造为车马大路，赤虺河（现赤水河）上防洪的石桥，以及乌蒙山间垒石而成的商道逐渐多了起来，镇雄的陆路运输条件得到显著改善，黔来川往的铜运构建起古代镇雄的早期繁荣。不仅如此，各地还确立了驿道维修制度，规定了定期维修的期限和开支金额，一定程度上有效地保障了京铜料陆运的道路畅通。

直到今天，镇雄县赤水源镇的马店村，除了仍沿用源起于铜运驿店的地名外，还完好保存有通往芒部、雨河直达叙永的铜运古驿道，旧时镇雄背夫裹粮远涉、长途负重的万千艰苦便铭刻于此。2016年7月，镇雄县政府将位于马店村的红山古驿道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交通发展促进了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来自中原地区的江苏、江西以及四川等地的流官和商贾来到镇雄，建书院、修会馆，交流传播汉文化，还将先进的生产生活技术传授给世居古芒部的彝族、苗族等各族同胞。成功申报为云南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乌峰石雕、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镇雄端公戏（傩戏）等，经过数百年传承，成为了中原文化与古邦文明交融共生的镇雄文化瑰宝。

清代滇铜京运的历史意义，在于积累了跨省长途递运的经验，其中接转运输制度为后来的驿运方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促成这项运输制度改革的，正是时任镇雄知州屠述廉。屠述廉到镇雄上任的时候，铜运任务十分紧急。他每天奔波于铜运道上，详细了解运输里程的远近等情况。通过深入调研，屠述廉发现，威宁店一路的铜料，需陆运十站至镇雄所属的罗星渡，由船转运八站交兑泸州店，道远途难、民情苦累，且运期常常被延误。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他提出请求：“滇铜自威宁至镇雄州城，改归威宁承运；滇铜自镇雄至罗星渡，仍由镇雄州运办。”以使“镇雄之民得免远徙守候荒野之苦，威宁之民亦可借铜运脚价以资衣食，铜运迅捷，避免迟误之虞。”

这是一个“一举三善”的建议，却迟迟没有得到清廷批准。勤政恤民的屠述廉执着地叠次详禀，终于得到时任云贵总督福康安的支持，向皇帝上奏，才终于完成了这项接转运输制度的改革。至此，威宁、镇雄两店分别改运，“挽输较易，官民均便”。

作者：余冬云 苏正宽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