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奔”的稻谷（外一篇）

作者简介：阿苏越尔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期高级研修班学员，先后出版诗集5部，荣获2020年第六届中国诗歌春晚“十佳少数民族诗人”称号。曾在《诗歌报》《诗刊》《星星诗刊》《民族文学》《文艺报》等刊物发表过作品。《阿苏越尔诗选》获四川省第三届少数民族文学奖，诗评获《人民文学》近作短评银奖，组诗《我的疑问随风飘散》获得《民族文学》2018年度诗歌奖。

“有那么好笑吗？”我心里愤愤地想。

老师缓缓抬起撑在讲桌边沿的右手，向前扬了扬，示意大家保持安静。

“同学们，长大了你们想做什么？”一个看起来俗气的问题，当年在天真的稚子心里却如一块石子落入平静水面，激荡出一层层憧憬的涟漪，大家都踊跃回答。

“老师，我想当干部。”我答道。课堂上的欢笑由此而起，因为上一位同学也是这么回答的，可能觉得我有效颦之嫌吧。“老师，我没有哄人。我爸爸说了，当干部可以顿顿吃大米。”又是一阵哄堂大笑，老师的嘴角漾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看来我的补充不仅没有挽回颜面，还有“雪上加霜”的意思。我红了脸愣站着，直到后面急不可耐抢着要回答的同学站起来，我才悻悻坐下。

在山里，能吃上大米，确实是件大事。谚语说了，命好的细粮吃不完，命不好的粗粮省着吃。当时，细粮指的就是大米。

我居住的村里有几百亩稻田，对育苗、插秧、薅草、收割等环节我并不陌生，甚至会因稻谷的拔节、分蘖、扬花、灌浆而喜上眉梢。上了年纪的人说，过去这里并不见一分稻田，即使富甲一方的大户也不敢试种水稻。因为这里是二半山区，气温低是一方面，深层次的缘由是水稻像个娇滴滴的孩子，需要精心呵护，不适应山里彝人的耕作习性。所以，当公社的干部摘下头上的草帽，说要在坝子中央那一片平整的土地上试种水稻时，许多老人心里犯嘀咕。

说干就干，在水稻栽种时节到来之前，社员们引来了河水，挖出了田畦，挽起裤腿，栽插下了秧苗。母亲讲，第一年分稻谷时，村里甚至有从未尝过大米的社员，不知道怎么做了吃。即使到了今天，我还能想象到那一家子人第一次尝到香喷喷的米饭时，其乐融融的幸福场景。一家人都没有尝过一口米饭，这样的事情初闻未免骇异，细细梳理又觉得入情入理。自古以来，族人的粮食结构以燕麦、荞子为主，玉米和洋芋的传入是近几百年来的事，这从彝语名称借音而用的问题上就知端倪。稻谷的传入介于两者之间，虽有古话说“亲不隔疏，后不僭先”，玉米和洋芋还是因产量后来居上，稻谷则恪守着这一遗训，在彝人生活中的角色，一直都是本分和优雅的，是高居理想境界的农作物。

在彝族的典籍中，描绘了人居理想的乐土，其中就有稻谷的身影。那个地方“百草结稻穗，稻谷金灿灿。蒿枝结花椒，花椒红艳艳”，是一个“屋后有山好牧羊，屋前有坝好种稻”的理想世界。由此可见，稻谷在彝族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我检索过，在汉语里“香”字小篆字形，从黍从甘，“黍”其实就是稻谷，以此观之，稻谷甘甜美好的名声由来已久。学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我国是水稻的原产地，考古证明栽种历史已达数千年。毫无疑问，稻谷在彝族地区算得上是“外宾”。换一种说法，在彝人食物的大家庭中，燕麦、荞子之类算得上是“嫡出”，稻谷只能算是“庶出”，种植史只能追溯到玉米和洋芋到来之前。凉山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很久以前，一条英勇的猎狗误闯外地，几经辗转回到家时，它伸出长长的舌头，摇着尾巴向主人报平安。主人惊喜地发现，狗尾巴上竟然有一束谷穗。一切宛若天赐，好奇的主人用这一穗稻谷撒种，收获了意外的惊喜，狗主人立即给这种神秘作物取了个令人浮想联翩的名字“车”——彝语的字面意思其实是“私奔”。或许，狗主人认为稻谷是未经许可、从外地“私奔”到彝族地区的。这个故事能够提供的信息量很少，至少知道稻谷是彝族地区的外来作物。为了铭感猎犬的恩泽，在栽种稻谷的沟坝地区，出现了以“尝新米”为主题的传统节日。

对于我的童年来讲，稻谷带来的节日不止“尝新米”节这一天。稻田引来了众多的蜻蜓上下翩飞，捕蜻蜓是其中一种乐趣，捉稻田里鼓噪的青蛙又是另一种乐趣。当人们收割了沉甸甸的稻穗，在拌桶内摔打出谷粒，稻秆被堆叠在场坝上时，小朋友们就会会聚起来，爬上秆垛再滑下来，也会在秆垛里藏猫猫。凡此种种，山村孩子的游戏总带着泥土芬芳的气息。

在没有开辟稻田的岁月里，山上的彝人需要稻秆时，会找山下的农户讨要捆扎好的稻秆，也有在赶场路上顺手拿一两把走的。在稻田里插满扎成一捆一捆的稻秆，不算稀罕。残留在田里的根茬密密麻麻地站在那里，洞察一切却发不出任何威吓的吆喝。

回味无穷的故事，来之不易的大米饭——细碎的、软软的、糯糯的，从木勺舀入口腔的那一刹那起，它就唤醒了我们沉睡的味觉，调动了关于食物味道的新遐想。我的父亲深谙这些，为了让我时常能享用到他眼中不凡的大米饭，他不失时机地为我攀扯上了一门娃娃亲。对方的家位于沟坝地区的县城东面，后来因为我外出求学，这门亲事丢了。从那里经过时，我想，极有可能是坝子上那一片黄灿灿的稻田迷住了父亲，他才作出这样的抉择。

在新鲜感过去以后，村民们冷静下来才发现，稻谷的亩产量比玉米低三四百斤，在那个以吃饱为首要的年代，这一缺憾几乎是致命的。一码归一码，好吃替换不了饥饿。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不奢望有人来攻瑕指失。半饥半饱的状态，一直到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正式终结。那时候我已读到了初中，寄宿在学校，在学校食堂享受着餐餐有米面的生活，除了偶尔断饭菜票这一点，其他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唐诗是背诵过了的，感受到诗句沉甸甸的分量是在一次遭遇过后。

寄宿期间，我们吃的细粮都是用家里的粗粮置换来的。有一次，我断了饭票。星期天回家时，我已经给父母交代过，他们却迟迟没有背玉米交到区粮站，换票据送来给我。能借饭菜票的地方都借过了，听熟人说，母亲正在区粮站晒粮食，我急匆匆赶去。原来母亲已经来了两天，星期一就去交粮了，粮站负责验收粮食的管理员说玉米粒没有完全晒干，要在粮站的水泥地坪上晒两天。见我前去，母亲愤愤不平地抱怨说，玉米已经晒这么干了，还是通不过，不知道为啥这么刁难人！时间耗不起，再不通过的话，只有去找当干部的熟人来通融了。

夕阳西下，粮站管理员来查验了。我至今还记得他的样子：高个儿，脸上有麻子，好像晒不干的玉米粒，眼珠陷入眼眶很深。他用余光扫了一眼我们母子，蹲下身，老练地抓起一把玉米在手心搓捏，又拈出几粒放进嘴里使劲咬，眼睛盯着地坪上金黄的玉米。见他半天不开腔，母亲着急起来，一边学着他将几粒玉米丢进嘴巴里咬给他听，一边说，再不收库的话孩子在学校就没饭吃了。他眼睛看着水泥地坪上的玉米，淡淡地说道：“拿来过秤吧！”

母亲唯一的妹妹嫁到了县城边的山坡上，那里的村民在山脚拥有一大片稻田。我从小来往于姨妈家，艳羡那白花花、香喷喷的大米饭。姨妈家的孩子多，经济负担重。印象中，姨妈煮饭有一招，黄澄澄的玉米饭一般放在蒸笼的上层，下面是一层白花花的米饭。舀饭时，姨妈会将稻谷饭和玉米饭拌和。作为客人，我的白米饭会多一点。

住在二半山区的人家，日常主食是玉米馍和荞粑粑，无论是炭灰烤熟的，还是煮熟或蒸熟的，记忆中都是硬邦邦的。全家吃一顿白米饭，抑或一锅精心熬煮的白米稀饭，就是打牙祭。背着粗粮或别的山货翻山越岭赶到街上兜售掉，然后再去购买一点稻谷回家，完全可与购买水果糖回家的喜悦相提并论。我曾望眼欲穿地看着村子对面的山路，期盼着赶场的父母归来的身影。

去年九月，我受邀参加凉山彝族自治州普雄镇的“尝新米”节，开幕式上有人说，乡村要留得住人、守得住情、讲得出故事，我悄悄补充道，还要品得出味。紧接着，开展了参观游览、稻田艺术展、农民集市展销、民俗体验等活动。村民们兴致盎然地参与到各项活动中，赋予满沟满谷金灿灿的稻穗以乡村振兴的新内涵。如今，吃大米已不再是奢靡的事情，从传统中衍生的“尝新米”节已经变成人们在丰收时的一次庆祝和纪念，俨然一张根植于稻田的农耕文化名片。

普雄镇是成昆铁路线上的一个重要站点，在彝族地区算得上是栽种稻谷历史最悠久的地区之一。据说，这里还栽种有一种红色的稻谷，不知为何，后来被淘汰了。火车南来北往，如果在秋天经过的话，从飞驰的列车往外看，一块块稻田连缀成片，秋风一次次拂动金黄的稻浪。打开车窗，稻香扑鼻，细加品味的话，其中或许隐含着民族之味、历史之味、时代之味。

我的高考

“连阿苏家的大儿子都考不上的话，我们村就没有一个学生能够考上大学。”阿苏家的大儿子，指的是我。这句斩钉截铁的话，是村里的巴莫说的，他被尊奉为村里见多识广的人。作为全村第一个冒险经商的人，那些年，他借助村子周边清澈的溪水、颗粒饱满的玉米——当然，最关键的是借力改革开放的浩荡东风，在村里破天荒地办了个酿酒厂，挣了钱、修了路，威信与日俱增。

一天，一户村民正在夯土建房，来帮忙的村民一大堆，巴莫当着他们的面，放出了这句“预言”。村里可供消遣的话题本来就稀少，这句话被迅速传开了。那时，我正在高考征途上奋斗，只有周末才能回一趟家。他的话传到了父亲耳里，父亲虽然有疑惑，但还是告诉了我。

“像人家说的，你真是厉害的话，就考个中央民族大学。”父亲喃喃自语，目光中仿佛辉映着遥远的未来。那个年代，大中专毕业生国家包分配工作，在像父亲这样的山里人的眼里，能够考上大学就会成为吃穿不愁的国家干部，至于考取带“中央”两字的大学更是觉得煊赫无比。虽说语文、历史、地理、政治等科目是我的强项，但一想到数学和英语两门课，我不禁有点发怵，所以我只好扯开话题。

“高考结束后，可以给我买一条喇叭裤吗？”班上有两位来自成昆铁路沿线的同学，他们穿着喇叭裤，配上一双亮铮铮的尖头皮鞋，嘴里哼唱着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煞是时髦，出现在哪里都会招引无数艳羡的目光。

“如果你只差一条裤子的话，我给你买就是。”看得出来，父亲并不想打击我的激情。那时，在乡下人看来，喇叭裤属于奇装异服。

兼任数学老师的班主任姓马，圆脸、瘦高个，做了手术不久，说话总是顿了又顿，有气无力。他没有因我的数学成绩糟糕而嫌弃我，相反，对我寄予厚望。他时不时称赞前几届一举成名的考生，说某某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某某还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他们都是清一色农村来的彝族学生，让我清楚大学的校门并非遥不可及。

高考在即，老师反复叮咛我们放下包袱，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扪心自问，落榜后回农村干农活的准备我真没有想过，想到烈日炎炎下在玉米地里种洋芋时，玉米叶子划拉在汗涔涔脸上的刺痛；想起背负一大筐重物下地、脚肚子打战找不到歇息时的无助，我就不顾一切，闷头看书。为了不浪费时间，我甚至会估摸着赶在食堂关闭前才合上课本去打饭。一位摆摊卖小菜的教师家属获悉我晚打饭的原因后，总会特意留一份油炒洋芋丁给我。

晚饭后，若是遇见晴天，我会走出学校大门，去相隔一条公路的白塔山麓复习。那里环境雅静，稀稀落落的考生散落在广阔的天地间，互不侵扰。六月的田野郁郁葱葱，薰莸无辨。一条蜿蜒的马车路顺山脚延伸，路上方是旱地，下方是稻田，人和牲口踩踏出的平整小径或向上或向下，仿佛道路新长出的枝丫。考试那几天，许多科目的最后一次复习我都在这里进行。为了表明背水而战的决心，我突发奇想，看完一张马上撕毁一张，那些与我朝夕相处多年的课本和复习资料化成了随风飘舞的落叶，内容镌刻在了我复习的征程上。

当时，高考志愿表的填报是在高考成绩公布前开展的，考生只能根据平时的表现预估高考成绩，然后比照往年的录取分数线填报。志愿表上有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招生简章里各大学那些五彩缤纷的简介和彩照铺展在眼前，每一个考生都显得心旌摇荡。倍感遗憾的是，不知何故，当年的中央民族大学一改旧例，突然不招彝语专业生了。设置彝文专业是国家传承和发展彝族文化的政策体现，多年来，彝族莘莘学子从中受益。设置彝文专业的大学并不多，居于数学和英语严重拖后腿的窘况，我在第二志愿填报了成都的西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并填写了“愿意服从专业调配”。第三志愿，我填报的是铁道警察学院。

当年的考卷都是手工批改的，足足等了1个月，成绩才公布出来。乡村邮件丢失是常事，为保险起见，当时我填写的邮件地址是区政府营业部的一位亲戚家。从我家到区上，走路得花近1小时，中途要翻越一座山。估摸着时间，去了好几次都空手而归。拿到通知那一天，在翻越垭口的途中，陪伴我前往的伙伴瞪大眼睛，朝水塘那边努努嘴，胸有成竹地说：“你看，喜鹊都落在那边喝水了，好消息这次肯定到了。”

我的高考总成绩是334分，加上国家对少数民族考生的政策照顾分，被录取应该没有问题。来之不易的成绩完全依赖语文、政治、历史、地理等学科，数学和英语两门课的考分加起来不到20分。算下来，我的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平均分在80分上下。

成绩已经拿到，我心中有数，接下来的等待变得甜滋滋的。

晴朗的一天，太阳刚刚爬上山头，我家来了警察。微微发胖的身子，个子不算高，宽额方脸。他独自翻山越岭而来，一路打听才找到我家，身后跟着几个小孩，好奇地张望着。小孩们或许以为我惹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引得警察上门来了。闻讯而来的人渐渐增多，我家逐渐热闹起来。

警察自称来自普雄铁路派出所，他接到铁道警察学院的电话，要对拟录取考生进行现场面试。我父亲骄傲地把我指给他看，对方很认真地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目光在我的喇叭裤上滞留了一会儿。我心想，因为这个落选就糟了。我吓得赶紧收脚。

在场的亲朋皆大欢喜，父亲叫弟弟去买一头猪宰了来招待报喜的警察。弟弟不声不响就出门了，等了好久都不见他买猪回来。父亲着急了，派人去找。

原来，弟弟根本没有去买猪，而是心事重重地躺在一棵核桃树下。“你为啥这样呢？”父亲生气地问。弟弟闷闷不乐地说：“你让你大儿子去工作了，想留我一个人在家里伺候你们，我肯定不乐意。”这些话都是瞒住我的。弟弟初中退学在家已经两三年了，我记得，当年是他主动提出不读书的。后来，父亲又送他去读书。有了方向和动力的人会加倍用功，补习一年后，弟弟得偿所愿考取了现在的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那时，在山里人的眼中，当个穿着制服、别着手枪的警察是很有面子的，连小孩都觉得，拿笔杆子的比拿枪杆子的矮一截，我自己也觉得拿枪杆子可以显摆显摆。

马老师听警察来家里面试的事后，没有庆贺，反而极力劝阻我，说作为少数民族考生，这个分数进入第二志愿录取应该是绰绰有余，读第三志愿的警察学校实在划不来。经他一点拨，我开始从穿制服的迷思中悔悟，急忙搭夜晚的火车赶到普雄铁路派出所，可惜没有找到给我面试的警察，便在火车道旁的小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我把不愿读警校的事告诉了派出所值班警察。

高考录取理当是按照志愿逐批次进行的，中专的警察学校捷足先登，我至今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父母知道我谢绝了铁道警察学院面试的美意，大为错愕。没过几天，西南民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到了。马老师一番开心之余，慨叹被彝文专业录取美中不足。读高中的时候，我写作的爱好就有所表现，马老师认为我要实现当作家的夙愿，须得汉语言文学专业才对口。左思右想后，他想到了时任西南民族大学党委书记的朋友，忐忑着说“不知道他现在还买不买账”，帮我写了一封字迹娟秀的推荐信，说我有写作爱好，请学院允许我转到对口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就读。

没想到，大学的班主任也姓马。推荐信被我揣在身上，到了西南民族大学报到入住后，面对陌生的环境，我一时不知到哪里呈递推荐信。有一天，马老师组织新生在西门大扫除，扫着扫着，不知怎的，我就将推荐信的事情告诉了他。他停下手中的活计，慨然承诺帮我呈递，拿着信件就走了。

几天后，从发下来的课程表看，我在的彝文专业班所学内容和汉语言文学专业相差无几。可能是因为我安于现状不再过问的缘故，高中班主任的一片好意最终不了了之。

大学班主任似乎提到过新生们的高考成绩，我的总成绩在全班好像名列第三。我把这个消息，连同穿着喇叭裤在学院图书馆门前拍的照片一起寄给家人看。令人费解的是，高考结束10多年后，我仍然会反复梦见高考的场景。在梦中，我总担心时间不够，试卷上的字使眼睛感到昏眩，我努力睁大眼睛极力辨识，蓦然醒来，原来只是虚惊一场。

作者：阿苏越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