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豆沙关

汽车顺着乌蒙山山脉往下行驶到海拔仅600米左右的大峡谷里，峡谷底部窄得像刀口，公路要么是架在河面上的桥梁，要么是穿山越岭的隧道。

这里已经是昭通市盐津县地界，再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到水富市，跨过水富大桥就是四川宜宾，金沙江一路奔忙流淌到宜宾，便改叫长江了。

公路桥下面的河流，呈翠绿色，河两边山势笔立陡峭，房屋全部建在河堤或陡峭的悬崖边上，都是干栏式的吊脚楼，四根细细的柱子打在地下，像踩高跷的细杆，支撑着离开地面的房子。

迎面就是豆沙关，刀劈斧削般陡峭的绝壁上高耸着两扇巍峨的大门，大门下边流水潺潺。豆沙关又名石门关，是秦汉以来中原通往云南的驿道之一，是古代“锁滇扼蜀”的重要关隘，也是“南方丝绸之路”以及“茶马古道”的要冲，故有“咽喉西蜀，锁钥南滇”之称。明末清初，特别是康雍乾盛世时期，豆沙关又成了“滇铜京运”的重要驿道，十万马帮，人背马驮，源源不断地把铜材运往京都，供朝廷铸币之用。

眼下，这条驿道旁新修的高速公路，则是滇东北通向四川、通向祖国各地的重要交通干线。

豆沙关南边绝壁距离地面约70米左右的地方，有一个长条形的洞穴像一张被撕裂的嘴巴暴露在中央，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僰人悬棺。史料记载，僰人是夏朝遗民，商朝的战俘，骁勇善战，在周武王伐纣时立下赫赫战功，其首领被封为僰侯，在今四川宜宾建立僰侯国。明朝末年，由于战乱，僰人纷纷迁往他乡，隐姓埋名，与其他民族融合，逐渐消失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历史上，豆沙关一带是僰人聚居区，其悬棺葬与盛行于西南地区的祖先崇拜密切相关，被安置在洞穴中的棺椁现存11件，尚有9具遗骸，一定是这个民族的部落首领或名望极高的宗教人士。

用观测镜仔细观察，洞穴中的棺椁原本是用木桩支撑，悬在半空的，但天长日久，岁月侵蚀，一部分已经垮塌，零乱地堆在一起。经科学测定，这些棺椁放上去已经600多年。陡峭的绝壁，上段至少还有300多米，两边少说也各有几百米，壁虎都难得爬上去，棺椁是怎么放上去的呢？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各种推测，模拟试验，结论仅只一家之言，无法印证，也说服不了谁。

因此，这一直是个谜。

豆沙关左边的绝壁上，是秦汉时期开凿的五尺道，现存350多米。这条驿道是古代由川入滇，到缅甸、印度的重要通道，是云南东北方向通往中原的门户，修成后促进了云南与中原各民族的融合，使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空前的发展。

拾级而上，步入古道，满目苍茫。几天前下过雨，路还湿润，岁月打磨的路面，坑坑洼洼，石头裸露，泛着青光，泥土中拌有历史的风尘。马蹄踏出的脚窝大大小小、深深浅浅，可以丈量出时光的深度。这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一段古道。怀着敬意回眸一望，古道就像一行墨迹淡去的文字，记载了2000多年的商旅遗事，以及云南文明发展的进程。当地人说五尺道是中国古代交通博物馆，一点不假。修筑时采用的“火烧水泼”技术，就是乌蒙山腹地土著民采矿时普遍使用的技术，这项技术来自大自然的启发，并在古代推广，成为古代采矿、筑路、建筑的关键技术。

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大理国王异牟寻派三路使臣前往长安，要求与唐重修于好，归附大唐。于是唐德宗诏告西川节度使派崔佐时为代表来到大理，于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正月五日，在点苍山神祠与异牟寻会盟，签订了《云南诏蒙异牟寻与中国誓文》，异牟寻发誓归附汉唐，并训诫子孙，永无离贰。同年，鉴于异牟寻的诚意，唐王派袁滋等人为专使前往大理，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恢复一度中断的隶属关系。袁滋一行从长安经四川入滇，来到豆沙关，袁滋便在五尺道旁的崖壁上刊刻一文，记述了这段史实。如今，这块“袁滋摩崖石刻”成为历史上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见证。

袁滋是唐代大书法家，史评其“工篆籀书，雅有大法”，但他的手迹传世极少，豆沙关石刻弥足珍贵，特别其篆书落款“袁滋题”三字，绝无仅有。

2000多年前，铜铃悠悠，唤醒寂静的山林百鸟；马嘶声声，将赶马人的古道柔肠带到远方。一路研读脚下的古道，不难辨出岁月的沧桑，有赶马人嘶哑的吆喝声；有铜锭铮铮的碰撞声；有草鞋踩在青石细微的摩擦声；有马蹄节奏鲜明的踢踏声；有忧伤的歌谣在回荡；有埋锅造饭的袅袅炊烟飘出山林，在残阳辉映的天空中飘散……

作者 曹卫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