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五尺道 一眼三千年

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从长安到云南册封南诏王的御史中丞袁滋一行来到开凿于石灰岩质绝壁上的五尺道，行走其间并停留数日。面对脚下既窄又陡的“官道”，袁滋不禁想起临别长安时同僚权德舆所赠诗句——“途经五尺险，水爱双流净”。眼前的险途，王朝的使命，心情并不平静的袁滋挥毫写下了著名的《袁滋题》并刻石于五尺道之绝壁上。袁滋题名的这一摩崖石刻见证了唐王朝册封南诏王史实的同时，也留下了唐中期以前五尺道昭通段兴衰的历史证据。在同一绝壁上，清代一位不知姓名的人士题写“其险也若此”，是对五尺道自唐至清1000多年交通历程的高度概括。今天，我站在这里，映入眼帘的是跨越千年的古今五道——五尺道、关河水道、昆水公路、内昆铁路和水麻高速公路，面对滔滔朱提江，不禁让人想起《华阳国志》里描写的“庲降贾子，左担七里”的艰辛以及往来于此道的商旅背夫负重拄着“打杵”歇气的场景。对于昭通境内第一条有史记载的重要交通线路，五尺道险、窄、陡，在古代交通史上也是少有的。

昭通古称“朱提”，地处川滇黔三省接合部，境内有难越的高山与湍急的江水。遥远的古代，生活于此地的人们如何与外界联系呢？能从史书中了解到的有关古代昭通最早的记载是司马迁的《史记》、杨雄的《蜀王本纪》和常璩的《华阳国志》等。人们常说起的“秦开五尺道”和“杜宇入蜀称帝”即来源于这些史书的记载。

五尺道这条交通线路起始于四川盆地，经宜宾、昭通一直往南通往西南夷地区，其中从宜宾至昭通是最险的一段，目前学术界指的五尺道主要指昭通境内的五尺道，这条道路从其开凿始通至今，一直是出川入滇的交通要冲。

五尺道在秦以前已经存在

古代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交通线路，最早是从四川、云南经过缅甸北部通往东印度、北印度和今巴基斯坦，这条道路在历史文献中被称为“蜀身毒道”，也就是现在所指的南方丝绸之路。成都平原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象牙、三星堆出土的产于印度洋北部地区的海贝说明，早在商代中晚期，南方丝绸之路已初步开通。与古蜀毗邻且处于“蜀身毒道”要冲的朱提（古代昭通）极有可能因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而成为古蜀开发或控制的重要区域。

考古发现昭通的青铜时代开始于距今3000年前的商代中晚期，昭通鲁甸野石山遗址（距今3100年）出土的以大单耳陶罐、大双耳陶罐和长流器为代表的文物，显示其受到来自中原和西北甘青地区文化的影响；巧家小东门和段家坪子墓葬（时代为商末周初）随葬大量的海贝；昭通洒渔营盘乙区墓葬出土了一批古蜀文明的青铜器，年代在公元前800年前后。这些考古发现说明早在商代中晚期经过昭通的南方丝绸之路即五尺道已经开通。

朱提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关于朱提的矿产资源最早的记载是《后汉书·地理志》：“朱提，山出银铜”；《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堂琅县“出银、铅、白铜”。考古证据表明，距今3000年前朱提的矿产资源已为商王朝和古蜀利用。

在商朝的妇好墓中发现了一些铜器，1980年冶金史研究专家应用同位素质谱技术对这些铜器进行测定时发现了比值很低的异常铅。之后，专家又分析了全国各地矿山的铅同位素地质分布场，发现铅同位素比值很低的异常铅在云南有以下几处：巧家、永善、新平、元谋，而以永善、巧家的铅同位素比值最低，这类低比值异常铅在中国其他地方未见，因此冶金史专家认为它可以作为云南某些矿山的示踪“指纹”来推断某些青铜器的矿料来源。同样的方法应用于对四川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所出部分青铜器进行测定，结果表明这些青铜器的矿料来自云南，而云南离四川最近的区域就是滇东北的昭通地区。因此，推断商朝妇好墓内随葬的含有比值很低的异常铅的铜器和代表古蜀文明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同类铜器，其矿料应是来源于昭通地区。这样，昭通境内的优质铜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为古蜀发现、利用，甚至将其远距离运输至中原供给商王朝也就可以理解了。

试想，3000年前要将产于昭通的铜运输至成都平原乃至河南，没有专供运输的交通线路是无法实现的。运输昭通境内的铜矿到达成都平原，这条道路就是保存至今的五尺道。

关于杜宇，《蜀王本纪》记载：“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郫。”说明杜宇为朱提人，入蜀后自立为蜀王。杜宇任蜀王的时间，专家考证大约在春秋时期。杜宇由云南昭通北上入蜀称王，只可能走经今大关、盐津至四川宜宾的五尺道，再从今四川宜宾沿岷江河谷北上达于成都平原。同时，杜宇入蜀应是带领整支族群入蜀，否则不可能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和社会基础足以在蜀地推翻古蜀王鱼凫氏的统治而自立为蜀王，建立杜宇王朝。杜宇氏族从昭通一路北上入蜀，意味着至迟于商末周初，四川盆地至昭通的交通线已经畅通。

关于五尺道的命名

五尺道的命名与这条道路开凿的时代判定有关。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五尺道是战国末叶秦时开凿，也有学者认为是秦始皇时开凿，主要依据的是《史记·西南夷列传》“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的记载，将道宽五尺之五尺道与秦代联系在一起，认为五尺道是秦代开凿的。

秦法“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如果因“其处险扼，故道才广五尺”是秦人开凿并以“五尺”命名这条道路，就与严苛的秦法相抵牾，秦是不可能允许与其法度不符的“官道”名称存在的。而五尺道以“五”为称，而不是为秦王朝“一断于法”之下“数以六为纪”的“六”为称，原因就在于“五尺道”是沿袭古蜀王国的故道和旧称。

五尺道作为先秦时期古蜀王国与西南夷交往的要道之一，承担沿线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同时，还须将朱提区域的铜矿向北运输入蜀，承担这一使命的五尺道成为古蜀名副其实的官道。《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记载，负责修建古蜀国家公共工程的“五丁力士”，尤其擅长凿山开道，开辟和维修交通路线是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因此由“五丁力士”承担开凿五尺道这个古蜀王国的国家工程，更符合修筑这条艰险道路的实际。而蜀人数以五为纪，所辟道路亦以五计数，故以五尺为名，称“五丁力士”所开的道路为“五尺道”。

依古蜀“五丁力士”所筑道路为“五尺道”，再来分析“秦时尝頞略通五尺道”的记载，反证在秦人进入西南夷地区以前，五尺道就已经存在，只是因为秦时五尺道处于秦向西南夷地区扩张的要冲且已破损，秦王朝故专门派员（或军队）对它进行整修并纳入“官道”管理的事实，整修的时候为笼络蜀人，利用蜀人维修整治，故沿袭蜀时旧名。因此，五尺道始辟于蜀人而非秦人，已成为学术界之共识。

纵观昭通历史，“交通兴 昭通兴”毫无疑问始于五尺道的修筑和利用，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要冲，五尺道自修筑以来就承载着贸易物资运输、民族迁徙、文化交流三大功能至民国时期。昭通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与五尺道息息相关。可以说，五尺道开启古代昭通社会经济文化兴盛新篇章的同时，奠定了今天出滇入川“五道并行”的交通格局。

3000年后的今天，“五尺道”带领我穿越历史的迷雾，从不同的视角去触摸、去感受昭通3000年交通发展的历程。当我脚踏蹄印深深的古道，背靠削壁千仞的崖壁，面对千年未改之朱提江水，能从内心深处体味出那一分历史的真实，这不能不说是我国交通史上的奇迹。

作者：丁长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