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我旅途的故乡

胡性能 云南昭通人，1987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八、九、十届全委，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云岭文化名家”。中短篇小说集《在温暖中入眠》入选中国作协21世纪之星文学丛书2004年卷，另有中篇小说集《有人回故乡》《下野石手记》《生死课》和短篇小说集《孤证》出版。获《十月》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云南文学奖等。

一

子弹头高速列车打破昆明正午的沉闷，箭一般穿过城市郊外低矮的建筑向东驶去，车窗外快速移动的景物变得模糊，有如飞逝的记忆，只视野里留下一些斑驳的影像。有一瞬间，我恍惚觉得自己乘坐的是一列驶向往昔的列车，让我重温了生命长河中那些铭心刻骨的时刻。

1983年冬天，昆明市下了一场百年未遇的大雪。尺余深的积雪，让少雪的昆明成为一座银白色的城市。积雪压断的银桦树砸断了路边的电线杆，公交车停运、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这座城市被大雪按下了“暂停键”。面对陌生的冬景，昆明人像是回到了童话中，大街、公园、房顶和城市的空地，一夜之间出现无数的雪人。在狂欢者中，有一位来自滇东北19岁的年轻学子——我的同乡，他在异乡见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场大雪，也是生命中最后的一场大雪。

1984年元旦之后，冬季学期接近尾声。往年的此时，汽车客运站会将临时售票点设立在昆明市的各个高校。这一年也设了，但通往滇东北各县的班车均已停运。那一年的大雪从北往南，像一条厚重的棉被一直覆盖到云南热带与亚热带的接合部，整个滇东北成了冻土世界。我们要回家，唯一的办法是乘坐火车，先到黔西水城，看看那儿有没有汽车驶往滇东北的昭通、镇雄、彝良、威信……40年前，冬天的气温比今天低得多，有那么一两个月，滇东北一带均是冻土地带，那儿的汽车司机在经历一次次危险后掌握了结冰路段的驾车技巧，成为冰面上的艺术大师，能够让一辆体量巨大的客运车辆在狭窄的结冰道路上舞蹈。

头天晚上我们在昆明火车站上车，在坚硬的座椅上蜷缩一夜，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到达了水城。数十个要回昭通各县的学生从火车上鱼贯而下，向着水城火车站东边的汽车站进发。黎明时空气清新、凌厉，有风刮过，就像有细碎的刀刃拂过脸颊。岑参当年写下的“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大约就是这种感受。汽车站在黑暗的远处，得先沿铁轨走上一段路，再从旁边的小路下坡。这条路，高年级的学生走过不止一次，包括我的那位19岁的同乡，他当时是云南大学大二的学生。暗路夜行对他来说，只是去年经历的再次翻版。半个多小时后，当我们抵达水城汽车站时，才发现往常喧嚣的车站格外冷清，见不到晨起的小贩与旅客。借助站外一盏水泥杆上的路灯，汽车站铁栅栏内的墙边，一块两平方米大小的机制木板上，有人用红色油漆写了4个不太规范的仿宋字：“天冷放水！”通信不便的当年，我们一行从昆明出发时，不知道因为天冻，水城汽车站通往各地的班车均已停运。

在汽车站等了3天，天空没有复晴的迹象，我们的耐性在等待中丧失，有的人打道回府，也有人冒险前行。镇雄籍的学生最多，近两百公里路，理论上4天即可走到，于是他们一行10多个人，稍作准备，在1984年1月的某个清晨，开始了一次带有冒险意味的返乡之行。

如今，从昆明到黔西水城，乘高铁的话，最快的班次只需1个小时。从那儿抵达云南人口最多的镇雄县，那怕绕道贵阳，也只需3个小时，但在30多年前，哪怕走的是近道，这段距离乘坐汽车也要一天的时间。望着车窗外远方隆起的山梁，以及切割进大地的沟壑，令人不禁感慨。这样的高山与深谷，在没有高铁与高速公路的往昔，不知道耗费了多少人一生的光阴。

当年，离开水城往滇东北方向行进，那群年轻的学生才发现在冻土上行走是多么残酷。没有向导，只能顺着公路行走。坚硬的道路上，碎石被毛凌冻在了一起，上面的冰凌光滑，行走在上面，稍不留神就会摔倒。耗力，行走的速度快不起来，浪漫主义的决定遭遇现实的重击。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学生们头顶是灰暗的天空，前方是无尽的道路，两侧是白色的山峦。我那位同乡，在返乡的途中，停下来小憩，就再没跟上队伍，他永久地坐在赫章县到镇雄县的公路边。等被人发现时，他的身子已经被冰凌层层覆盖，像是罩上了一个透明的玻璃罩子。开春，学生返校，云南大学八二级学生里，少了一个人。

望着水城附近的山野，我忍不住幻想，假使当年也有这么一条高铁，那群学生也就能够在寒冷的冬天顺利抵达各自的故乡，而我的那位同乡，也会躲过人生的劫难。可以告慰他的是，30多年以后，他的故乡镇雄县，成为滇东北最早通高铁的县。2019年12月16日，随着成贵高铁贯通，有着170万人口的大县镇雄迎来了自己的高铁时代。

二

2021年12月27日，这一天，搜狐、腾讯、新浪等网站以及微信平台发布了这样一则消息：“昭泸高速公路全线通车运营，昭通到镇雄仅需1.5小时。”相信看到这则消息时，会有不少人的内心不再宁静。

父亲1954年夏天从昭通去镇雄工作，由于不通公路，只能步行。两百多公里的路程，脚力好也得走上一星期。在父亲珍藏的相册里，我曾看到过一张黑白照片，六七个人站在树林里，父亲的身上披着防水的蓑衣，身边有一穿黑色衣服的瘦高个，腰上别着一只手枪，据说是武装部的。20世纪50年代前期，乌蒙山的匪患还没被彻底清除，父亲每一次步行回乡，都得结伴而行。

新中国成立前，镇雄县没有公路。昭通到镇雄的公路开通时，已经是1960年。而父亲的工作地不在县城，在大湾公社，那里的人们在4年后才见到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早些年，乘车往返昭通、镇雄两地，需要两天时间。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车况的改善以及人们对时间的珍惜，这段路程的行车时间才压缩为一天。2015年12月，随着渝昆高速公路开通，从昭通到镇雄，可借道盐津县豆沙关和彝良县牛街镇的二级公路，将时间压缩为5小时；两年以后，如果绕道贵州，行车的时间还会进一步压缩至4小时，而现在却只需1个多小时。

一些沉睡的经历，在内心深处悄悄苏醒。我点开百度，查找1977年正月初五对应的公历时间：2月9日，那是我们举家从昭通搬至镇雄县大湾公社的日子。离开故乡的那天早晨，天空漆黑，静寂的街道因积雪的弱光映照而格外清晰。记忆中，那年冬天格外漫长，年前下的雪尚未融化，气温持续在零下，旧雪板结，也让新雪更容易落床。从初三起，父亲就踩着冰凌去客运站，去看镇雄的长途班车是否开始营运。镇雄县是人口大县，即使是在遥远的1977年，往来的旅客也不少，其他县每天开一班车，往往坐不满人，而开往镇雄县的汽车节后每天发两班，还一票难求。好在，一早去排队的父亲终于为我们买到初五出发的车票。

3天的年一过，一年的忙碌就此开始，汽车站里已经挤满了人。车场摆放了几天的长途客车被冻住，难以启动。司机一次次将离合器踩下，座椅的侧下方传出机械的呻吟，好像发动机的每个部位都变得生硬、僵死。等汽车启动后，透过积满水汽的车窗玻璃，我看到车身后是渐行渐远的故乡。

与北方的冷不一样。南方的冷透着潮气，这种冷有一种执着而持久的渗透力，冷得让骨头发疼。好在，我与姐姐当时都不足1.35米高，只用买半票，当然也就没有座位，只好蜷缩在父母怀里，从那里能够源源不断得到父母的温暖。长途旅程，寒冷让一车人沉默不语，大家心事重重。早年，从这条道上经过的人都知道，从昭通到镇雄，中途得歇一夜，地点是花山。一个透着春天气息的地名，实则却是真正的苦寒之地，海拔2000多米的地带，经年大雾弥漫。

汽车抵达花山时，天已经黑了。吃了简易的晚餐，接下来便要面对漫长的冬夜。花山一带空气潮湿，旅社里的被子仿佛从来就没有干过，所幸的是我们举家搬迁，随车携带的被子帮了大忙。第二天坐上车，只听到满车的人都在抱怨昨晚的寒冷，有些人甚至因此一夜无眠。想想那真是生命中的长途，两天时间，绵延的道路是如此漫长，感觉乘坐的汽车穿越的是整整一个冬天。

1977年初，冰冻的土地正等待着春天的复苏，被冷藏10年的中国人也开始了他们的惊蛰。但在当时，即使是像镇雄县这样的人口大县，也还没有通往各公社的班车。在县城逗留了两天，父亲所托的朋友为我们找到了一辆拉粮的货车。傍晚出发，且只到离县城20多公里的以勒，那是大湾公社下面的一个大队。那儿离我们新家的位置，还有15公里。

从以勒下车，天已经黑了。父亲从昭通师范毕业后就在镇雄东半县教书谋生，他辗转过几个公社，几乎认识那片土地每一所学校的人。将行李寄放在以勒小学的老友那儿，已经晚上9时了。因为无法投宿，父亲决意当天晚上步行去15公里外的母享公社。年前，父亲将我弟弟寄养在母享的外婆那里。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走夜路，是一次铭心刻骨的夜行。之前下过的一场又一场大雪，让附近山野看上去一片银白。因为有雪光的映照，大地的轮廓格外清晰，山峦、低谷、村庄仿佛熟睡了一般，格外静谧。在积雪的覆盖下，原本作为捷径的便道模糊不清，我们只得顺着蜿蜒的公路前行。一路上，父亲担心有人会在这雪夜出来抢劫，在经过垭口和背阴的路段，领着我们唱歌，以此来减缓内心的恐惧与不安。气温很低，冬夜很安静，双脚踩在雪地上发出的声音能够传很远。有狗在不远处狂吠，刚刚入睡的人听见屋外公路上传来歌声，以为有人还沉浸在过年的余味中，殊不知这歌声其实是几个背井离乡的人为壮胆而唱的。此后，每当我读到刘长卿的“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时，我总会想起从以勒去母享的那个夜晚。

未来的人们不用体验这种艰辛了。2021年11月13日黄昏，我站在泸昭公路白岩脚隧道的入口，望着那条即将贯通的隧道感到一阵恍惚，总觉眼前看到的一切是那么令人难以置信，仿佛置身于梦境之中。我的身旁，是一块大型彩色展板，上面介绍的是隧道疲劳唤醒技术。隧道的穹顶，描绘的是蓝天与白云，而两侧，则是乌蒙山里的一些标志性景观。我知道，当这条隧道贯通以后，昭阳区到镇雄便只需1个多小时。那一瞬间，我体会到了什么是穿越，怀疑真有那么一天，我们可以借助某种神秘的机械，自由穿行于不同的时空。

三

有一些地方注定永恒。比如横江大峡谷中的豆沙关。这个地方也许天生就该是一个交通博物馆。2000多年前的“五尺道”、20世纪50年代修筑的“国道213”、渝昆高速公路、内昆铁路、关河水道，加之在峡谷上空的飞机航道，水陆空，这里能够见到今天人类出行的所有交通方式。

1990年秋天，《滇池》杂志的编辑张庆国先生听说了豆沙关，知道那儿留有唐代中丞御史袁滋摩崖石刻，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便想实地踏访。那时人年轻，被浪漫主义的想法鼓动，我们便约定在豆沙关看完袁滋摩崖石刻之后，步行去盐津县城。将近30公里的路，估计5小时便能够走到。

一早从昭通出发，中午11时左右到豆沙关。古老的小镇矗立在关河边的危崖上，一条长街，极为狭窄，加之两侧的房屋伸出长长的屋檐，街上空就只剩下窄窄的一线天。住在街两旁的人，如果他们的烟杆较长，那么两个烟客可以坐在各自的家门口，在街中心点烟的。陈旧的街面，镶嵌有石板，长年的踩踏让它们包了浆，石板上泛着亚光。街两侧的屋子都有很长的进深，一条条的甬道，光线暗淡，通向屋后的神秘所在。

在一家川味餐馆吃了中午饭之后，我们在小镇的南口见到了袁滋摩崖。摩崖石刻就在右侧的山体上，面积不大，青黑色，内容记载了袁滋到滇西，代表唐王朝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的事情。摩崖石刻的对面，是千仞绝壁，中间有一条石缝，能够看到一些停放上面的棺木。古时这一带为僰人居住，这是他们特有的丧葬方式。在“国道213”开通以前，这个地方的确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午后13时，我们离开豆沙关，顺着关河一路北上。走了3小时，才抵达关河与白水江的汇合处。此时，太阳已经西移，峡谷里，一边崖壁尚有阳光朗照，而另外一面则藏在了阴影里。我们在桥口的一家餐馆歇息，一问，到盐津县城还有十七八公里，以我们的速度，估计晚上10时才能走到。我们开始后悔，选择步行过于草率。1990年的盐津县，虽然各乡（镇）都通了公路，但却没有固定的班车，如此说来，我们只能够碰运气，看看能否搭上一辆便车。

峡谷里，白天短暂，阳光在山体上迅速退却，光线暗淡下来，让人有隐隐的焦灼感。我们知道，在这条道路上往来的那些货车司机，有一些会与路口的这家餐馆老板熟悉，于是我们就在餐馆里点餐吃饭，拜托老板帮忙寻找便车。直到夜晚来临，月上中天，方才有一辆卸完货的空车要返回城里。得到司机的允许，我们欢天喜地爬进车厢，发现里面除了两个1米来高的铁皮汽油桶外，别无它物。乘坐汽车在夜里穿行峡谷的体验真是特殊，因为光线暗淡，只能够看到山体大概的轮廓。前方，汽车的远光灯和水流一道，将封闭的石门打开，真正让我们体会到了什么是“车到山前必有路”。身后，两扇厚重的石门因我们的离去正缓缓地关闭。如果从高空俯瞰，我们乘坐的货车像一条惊慌失措的小鱼，正在峡谷里奔逃。

这段公路被称为“水麻公路”，路面不好，汽车一旦提起速来，车体的摆动就比较大。这下麻烦来了，车厢里那两个油桶变成了两个会动的拳头，在货厢里面一个左直拳一个右直拳袭击我们。幸亏我与庆国先生都还很年轻，我们辗转腾挪，灵活避让，终于在晚上9时完好地抵达盐津县城。

现在，峡谷中的盐津县城，据说是全国唯一通“地铁”的县城。所谓的地铁，指的是从县境的内昆铁路，再加上沿关河一路北上的渝昆高速公路，十万大山的重重山门，已为盐津人敞开，他们由此可以穿州过府，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四

李白当年写《蜀道难》时，手法极其夸张：“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李白没有到过云南高原，没有机会见识乌蒙山的磅礴以及体验穿行于高山大谷时的艰辛。许多地方，人们能够相互看到，彼此的呼喊也能够听到，可是要见上一面，得花上大半天时间。

朱提作为昭通的古地名，最初指的是金沙江南岸连绵高耸的群山。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王朝在今天的四川南部和云南的东北部设置犍为郡，辖12县，今天昭通境内就有朱提、南广和堂琅3县。从那时开始的上千年时光里，朱提是一个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地名。《汉书·食货志》载：朱提银一流（八两）值一千五百八十文铜钱，其他银一流只值千文。唐代的大诗人韩愈所写的《寄崔二十七立之》中也有“我有双饮盏，其银得朱提”的诗句。这些诗句隐约透露了朱提是古中国最为重要的银产地。在银子作为国人最主要流通货币的时候，“朱提”一直是银两的代称。我在阅读明清笔记小说诸如《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以及《子不语》《夜谭随录》时，发现在那些故事里，“朱提”二字比比皆是。毕竟作为流通货币，银两须臾不可少。

白银的开采，让昭通古时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物资聚散地。古人有云：“搬不完的昭通，填不满的叙府。”叙府就是今天的四川宜宾。产自昭通一带的银矿和铜矿，大多用骡马驮了，运至江边走水路。王朝的使者也好，走南闯北的商贾也好，只要从这片高原穿行，就会见到比蜀道更为艰难的天堑。因而这座高原的名字便由朱提改为了乌蒙。我相信这种改动，来自于生命中的切肤之痛。那个时候，乌蒙二字不是今天的名词，而是形容词，是对这片高原行路艰难的概括。

1731年。时任云贵总督的卾尔泰上疏，他称乌蒙“乌者黑也，蒙者不通也”，便寄望于“乌则昭之，蒙则通之”。于是朱提、乌蒙和昭通3个地名，概括了一座高原的前世与今生。

尽管用心良苦，可昭通作为一个带有形容词语义的地名，许多年来都是胆怯的。毕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块被人寄望“昭明通达”的土地，境内的公路加起来还不足100公里，离昭明和通达都甚远。数十年时光过去，当时间的巨大指针转动至2021年，当年将朱提改为乌蒙的朝廷官员，以及后来上奏将乌蒙改为昭通的云贵总督鄂尔泰怎么也想不到，这片被他们视为畏途的“乌蒙”之地，会成为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10余条出滇入川进黔的高速大通道，数条包括高铁在内的铁路的开通和兴建，已经动工的昭通新机场建设以及联结北上广等大城市的10多条航线，加上建成投运的水富港，昔日的乌蒙今天的昭通实现了水陆空全方位的立体出行。昭明通达，不再是一种良好祝愿而成为现实。

穿过我旅途的故乡，穿过许多让人难忘的记忆，穿过行路的艰难与挫折。几十年的光阴，沧海桑田，便捷的交通让我们不再囿于地域的限制。现在，世界有多大，我们人生的行程就可能有多远。

作者：胡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