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中国故事的“湘路”篇章——记方欣来《湘路》

方欣来的《湘路》是以路和筑路人为题材的报告文学。长期以来，这一题材的报告文学写作并不太多。20世纪70年代，《来自坦赞铁路的报告》以集体写作形式报道了新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壮举；赵瑜的《中国的要害》展现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晋东南地区落后的道路状况和经济发展对修路的迫切要求；21世纪，部队作家党益民把一个个西藏筑路兵的感人故事和圣洁灵魂写进《用胸膛行走西藏》及《守望天山》的文字里。这些优秀的写作者们总是尽力抵达现场，沿路跋涉，把路和筑路的故事呈现出来，以行动实践报告文学“真实”与“在场”的文体品格，而跋涉的艰难也决定了报告文学道路题材写作的难度。

这一次的跋涉者是方欣来。方欣来独自驾车，60天走遍湖南14个州（市），行程两万公里，采访200余人，写下20万字的采访手记，最终形成这部为湖南公路和公路人树碑立传的《湘路》。报告文学是用脚走出来的文学，这份对在场和求真的执着关乎报告文学的生命，也考验着写作者不畏艰难的意志。第一次写报告文学的方欣来没有在跋山涉水的艰难中退缩，反而越走越坚定。“在湘西，为了抢险，公路人吃住在工地，毒蛇盘在盖着的被子上……在永州，为了保住渡船，洪水把衣服和被子都卷走了，一名疲惫不堪的养路工人，光着膀子，穿着一条裤衩赶往18里外的公路局汇报情况。”公路人的辛酸与奉献总在这些常人不易见到的环境里，他们凝聚着生命热血的高尚人格坚定了作者行走的步伐，给了她一份身份自觉之外的勇敢坚毅。

筑路题材的报告文学不好写，一不留神就写成了筑路工程报道或人物宣传稿。但作者较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首先，作者以写人来写事，以公路人来写公路建设，用情用力讲好湖南公路人的故事，向世人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公路人形象，文本就摆脱了简单枯燥的工程报道模式。方欣来对这些在一线默默献出青春、汗水、健康，乃至生命的兄弟们饱含深情与敬意。把家从县城搬到雪峰山上的王名流，守护着危险处的平安；把当临时工的弟弟赶出工地、把老婆赶下公车，还让她交10元邮费的县公路部门当家人；年仅47岁因劳累而牺牲在岗位上的李益仲……他们是“最无情的人”“最孤独的人”，又是最深情、最富有的人。因为作者对笔下人物的挚爱、崇敬和怜惜，所以写出他们的情感与心灵。这样，文本就在做到了细节和人物的真实之上，还抵达了作家的真实情感。由此，真实、可信、可读的纪实价值就在体贴人心的写作中生发出来。

作者还有意识地把公路人的精神境界放在时代发展进程中来书写，努力写出公路、公路人与时代三者之间的关系，使文本跳出宣传稿的写作模式，获得在新时代语境下的文学和文化内涵。比如，苗寨十八湾的路在党的脱贫政策下正式修通，寨子里的村民们唱“十八湾，高过天，公路高挂悬崖边，搭帮党的好领导，苗寨日月换新天”。还有，公路管理人员高金平在工作之余创办民间图书馆，收藏各地公路志1000余册，藏书达50余万册，为公路人开辟一个精神滋养的文化空间，与时代文化发展同进步。作者塑造时代人物，并写出人和时代的关系，把脱贫攻坚这一时代主题和英雄书写融合成新时代的民生书写，文本就有了思想厚度。报告文学往往更多在这一点上彰显出文学文本的价值。当我们不再仅仅从简单的文学性上苛求一种文体时，纪实的魅力与价值才能被更多的人接纳和认同。

此外，作者总是尝试对所到之处的地域文化和历史进行一番考察，以此丰富文本内涵，打破单线叙事节奏。在雪峰山会战的故地，遥望历史烟云，作者写道：“70多年的时光随着山脚的溪流远去，战争的烟云只留下依稀的痕迹，见到的是艳阳抚过山腰，一派秋色澄明。但那一茬茬为了抗击侵略者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壮士，苍山会记住，大地会记住，一个民族会永远记住。”脚下的道路从历史的深处蜿蜒而来，向美好的明天绵延而去。作者的笔触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穿行，筑路的故事也因此有了历史文化的意蕴。当然，作者若能尝试寻找历史基因和现实精神之间的深层关联，文本将会呈现更为深刻的思想厚度。

方欣来第一次写报告文学，能做到抵达现场，并努力处理好题材与人物和时代之间的关系已属不易，但在对问题的发现和处理上还有待深入。在看到湖南公路的成就之时，作者也看到了存在的问题。比如，如何在打造景观路、网红路和所有乡道都达标之间做到均衡发展；村道养护盲区的问题如何解决；在面临飞机、高铁迅速发展的情形下，高速公路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等。作者若能深入采访，把找到症结，尝试提出方案的思路贯穿到整个文本之中，对湖南公路的整体书写将会更扎实厚重，也将对未来公路建设方向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就在此刻，湖南公路人依旧默默跋涉在“三湘四水”的土地上，把公路修筑到每一个村落；报告文学写作者的脚步也依旧坚定行走在这些越来越宽阔的道路之上，共同把“甘为路石，敢承大重”的湘路精神写进坚硬的路石和铿锵的文字里。

作者：黄菲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