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有唱山歌（下）

乡村的故事总会在文化隐喻中找到表述方式。 李东旭 摄

文笔山水库上的诗人姓余，笔名余夫。26年前，我在当时镇雄县的“最高学府”镇雄师范学校认识他。瘦高个、偏分头、鼻梁上架一副金色边框的眼镜，白衬衣外面套着一件咖啡色的毛线马夹，火箭头皮鞋。走路不弯腰的余夫，在一棵树下一站就是半天的余夫，毕业时故意让大合照中自己的凳子空着的余夫，天然的忧郁神态，无比生硬地表达着一个青年诗人的气质。余夫的清高，是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的，他埋在骨子里的善良也让更多的人熟识。他生长的地方，行政村的名字叫庙埂，小地名叫文笔山，和我的故乡同属一个叫以勒的镇。

文笔河最汪洋恣肆的地方，是一条瀑布，叫“滮水岩”，水量大的季节，能看见流水飞珠溅玉的样子，甚是好看。滮水岩的水流进文笔山水库，文笔山水库的水从地底渗透，从地表浸润，有的去了果珠鱼洞，与熊贝河交织；有的去了毛坝，最后统一从大湾汇入洛甸河，一路从香坝、大堰奔流，于坡头镇与从黑树、母享下来的铜车河相遇，流到德隆去，与贵州的渭河交汇，成为人们所说的“三岔河”。三河拥抱的地方，有三个山头，每个山头上都有一座村庄，分属于云南、贵州、四川，清晨的雄鸡打鸣，大多赶趟儿比谁的声音高亢，所以这里被命名为“鸡鸣三省”。三山之下的河底，是鸡鸣三省大峡谷。

如果说赤水河镇雄流域内最精彩的地方是在鸡鸣三省大峡谷，我必须承认，它的每条支流都为它灌注了太多的内容，比如一河三岸农家晨昏升起的炊烟，比如像我们一样行走在这片土地上的无数个内心孤独的人。

余夫的孤独没有多少人知道，当然，也没有多少人愿意知道。余夫写过的赤水河，通常都是像母亲的眼泪一样，充满着被时光打湿的忧伤。自幼家贫的余夫幼年丧父、少年失兄，而他自己也在38岁时把年轻的生命交付给生养他的那片土地。

我曾在一个待我如胞兄的人的诗里，读出了岁月的苍凉、现实的无措以及生活的秘密，读出了一个命如草芥的人顶天立地的抱负。他写过一条河里水草与鱼虾的那些事，写过天空下云朵与庄稼的那些事，写过脆弱的生命与燃烧的爱的那些事……他写过的事，很多人知道，很多人不愿意知道。一个饱含深情的诗人最终的去处，是经过无数次矛盾的交织、无数次内心的抢白、无数种无奈的选择之后的去处。迫于必须站着与人对话，他先后在以勒镇最贫穷的地方教书、当校长，在很多睡着的人面前掌握醒着的话语权，甚至拥有让很多人垂涎和嫉妒的岗位权力。或许只有他和我知道，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他的理想，是写出一首让所有人都能读懂的诗。他终究还是没有写出来，或许，是我和更多如我这般在文字里闪躲的人，不愿意承认我们没有用心去解读一个与众不同的生命而已，他留在我书柜里的一大堆诗稿，已经字迹模糊。

作为一个河流的观察者，我习惯于从行政区划上的地名中去梳理一条河流的走向。赤水河流经的以勒、茶木、大湾、坡头、仁和、母享六个地方，有着无比鼎盛的文风，出了很多文人。茶木木构湾的艾氏，是茶木民间文化的“著作权人”。在旧社会，艾氏是茶木的地主，不用怀疑，他们曾经促进了封建文化礼教在一个小地方的繁盛，也担当了一个时期内社会思潮的引领和发扬。艾氏是改土归流后东半县今坡头、以勒、茶木一带的团首，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把一个家族仅存的人文理想保留了下来。事实是，艾氏在通往新社会的途中，因历史问题的纠缠，一些真正掌握了文化精髓的子孙被迫选择了无休止的逃亡，一些人遭到拘捕。有一个叫艾宗赤的人，写了很多文章，年轻时，和巴蜀诗人流沙河以及上海下派到贵州当知青的作家叶辛交好。在他彻底结束流亡生涯和牢狱之灾后，在波澜不惊的生活中，把自己修炼成古体诗词的高人，同时也是民间端公戏的继承者。艾宗赤的诗词我读过一些，针砭时弊一针见血。在很多有月亮的夜里，在他女婿家的院子里，我和他有过很长时间的交谈。他从事端公这一民间职业，唱腔优雅到锣鼓铙钹之中的每一个节拍，是不多见的“先生”，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很是认同。木构湾艾氏，从事端公职业的有好几个，他们不但在长期“糊纸火”的过程中炼得一手好字，还养成了不卑不亢的品德。木构湾山清水秀、民风淳朴，姓胡的、姓赵的、姓姚的和姓陈的，几乎每个人都有着轮廓分明的书生相。我父亲曾经对我说过：木构湾是出文人的地方。

茶木以前不叫茶木，是取了彝语中“倮卓”之音来定名的，意为“有参天大树的地方”。茶木集镇坐落处，被称为“大坝”。大坝街一水横穿、三桥错落，水边垂柳依依、生机盎然，是赤水河在镇雄东半县留下的一个美妙景致。茶木街往下延伸，尽头处是两个别致的村落，东面的一个叫胡家湾，西面的一个叫蒋家湾。我在茶木街上生活了八年，对这个襁褓中的地方有着非常复杂的感情。在一定程度上，茶木是缓慢的，也是矜持的，就如山顶上慢悠悠生长的杉树，有着品味生活的闲情雅致。我在茶木认识了一个写了很多年旧体诗词的老人，姓魏。二十多年前，他曾写过一组“西江月·酒色财气四字歌”，为当地人争相传诵。“酒色财气”中，关于“酒”的一首，和后来发生在茶木的一起车祸成就了一个好玩的民间故事。一个偶然事件发生和结束的时间坡度，被另外一位闲得手痒的乡干部编成一部章回体小说的题楔，开篇引用的“酒”这一首，竟是如此贴切。诗曰：“酒乃癫狂之物，迎宾待客是它，贪杯醉得两眼花，无论干湿卧下；行路不知早晚，拖泥带水归家，一旦喝醉吐渣渣，车上车下皆怕。”

有时我想，与其把这样的事件当成闹剧，还不如善意地把它诵读成一个小镇的成长日记。闲来无事，不如读一读“东西胡蒋两家湾，地上银河响水滩”这样的句子，如果可以，把它刻在某条河边的石头上，让更多的人在小憩时开怀一笑。

赤水河还叫做铜车河的时候，是它徜徉在黑树、母享、堰塘一带的时候。

我曾这样认为，母享是诗人赵高虎的笼子。1997年夏天，我从茶木徒步到母享，看见在母享中学大门外等我的老赵，他两眼挂满了眼屎——我是透过他那款式陈旧的镜框内的深度镜片看到的——在下眼睫毛上,吊着黏糊糊的一层，像时光积淀下来的尘埃。老赵很可爱，像个孩子，但有些偏激，一见面就在我面前破口大骂当时母享中学的校长，刻意放大学校周前会上众多大师的精彩演出，把一出出闹剧称为美与丑的巅峰对决。老赵写过长篇小说，写得波涛汹涌、缠绵悱恻。他说，母享是天下的母享，写好了母享，就写好了人间。我不懂。其实，我是听懂一些的，但我不想说什么——我不想让他痴迷于写作，因为写作会害他一辈子。他的脆弱更多来源于他的“本人成分”——生活底层最纯粹的贫农。他不修边幅，不善打理自己，30多岁了，才在我的撺掇下找了茶木一个姓张的姑娘结了婚。对能干的妻子的莫名畏惧，彻底暴露了他善良的本性，他那一点点口吃的毛病往往在妻子温柔的凝视下陡然加剧，所以很多时候他总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在一个女人面前支离破碎地活着。

相对于老赵，写字的胖子王军是不羁的。在母享街上土生土长的王军，像一个巫术的传播者，在写字的同时，还乐此不疲地履行了另外一种心灵的营生职责，即心潮澎湃地讲着各种耐人寻味的段子。听王军讲段子，感觉到母享就是一个剧组，它在光阴的唆使下不断地导演出很多精彩的故事。王军的笑话和母享的民风民俗以及不同时期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主人公有名有姓，形象栩栩如生，母享街上的众生百态被他一口评书似的谈吐表现得淋漓尽致。母享毗邻贵州毕节，风土人情俨然是浓浓的黔西味道，街道上有牵马溜达的，有拿着一串铃铛叫卖的，有肩上搭着皮革和草绳像个落魄地主的。操着贵州话也可以讲段子的王军，常常让人在饭桌上丑态百出，却也对整个母享的“江湖”谙熟于心，内心陡生向往之情。王军的曾祖父是母享街上的名人，是清末民国初母享王氏烟行的掌舵人，他的一声高呼，可以使整个母享的青石巷里弥漫着浓浓的鸦片味道。在一个对毒害生灵不以为然的年代，王军的曾祖父无疑幻想过用成篓的大烟交换子孙后代的显赫和张扬，所以王军在讲到他的先祖的时候，眼睛里不时喷薄出火光一样的激情，让人对那个时代的秘密充满畏惧。我去过破落得只剩下一个孤独院子的王氏烟行，朽蚀的木柱、黯然的石凳，像一个个陈旧的蜂桶，在时间的流逝中摇摇欲坠。王氏烟行外面的水泥地面上，徜徉着穿戴抢眼的做小生意的女人，她们是开体育用品店的少妇、开理发店的小姑娘、开照相馆和书店的干部家属，在王氏烟行的烟雾消失将近一百年的今天，她们同样拖着懒洋洋的身躯，在艳阳下打着岁月的呵欠。

湾沟是母享的一个行政村，是铜车河流经的地方。从以勒镇街上翻过寒婆岭，往下迂回数里，再往右迂回，会看到折叠起来的绿色，一沓一沓的，像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五十元面值的新钞票，叠得很干净、很整齐——那是四五月份的稻田；往坡上放眼，也是一叠一叠的，是整齐而干净的麦地，不过颜色却是金黄的。母享镇有湾沟这样的地方，颇让人费解，好像冰山上藏着一个江南小镇，难怪湾沟人从不说自己是母享湾沟的，而是直接说“我是湾沟的”，那意思，湾沟是人间之湾沟。湾沟不仅有写散文的女子涂梦月，还有折叠好的稻田和麦地。当然，有麦地，就不仅仅有诗，至少还有洁白而丝滑爽口的湾沟面条和浓香可口的湾沟糯米。母享、以勒、茶木、坡头、大湾、花朗等周边乡（镇）赶集，集市上随处都可以见到湾沟面条和糯米，县城里的干部下乡，总要弄一些带回家去。

赤水河流淌到坡头的德隆，就是名副其实的赤水河了，它在一路上使用过的小名，全都被恣肆的涛声掩埋在两岸的群山之中。坡头有很多弄性尚气的人，喝酒、吹牛、写字，他们可以借助一河三岸的人间烟火，把自己武装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江湖郎中，在一片狭小的土地上大张旗鼓地贩卖自己的才情。在我还没有认识王单单的时候，全然不知道官邸坎、泡桐林这些小得被农村客运司机叫成“仁和街边边”的地方，也不知道那个叫庙坪的村子其实是一条古老的街道。我和王单单在县城的一个小酒馆吃酒，听他摇头晃脑地吟唱：

官邸坎，泡桐林

家家出些读书人

庙坪街，土墙房

家家都是煤匠王

读书人王单单曾在一个偏远的乡村小学教书，酒后像巫师一样装神弄鬼，口吐莲花，清醒时一唱三叹地信奉着分行文字中的词语宗教。那些被称作“煤匠王”的挖煤者，在非法开采的小煤窑被尽数关闭后，有的去了浙江，有的去了上海，有的就近重负讨生活。若干年后，他们中的有些人彻底改换了行头，开着轿车衣锦还乡；有的仍然流落在乌蒙山中的某个矿井里，在计件和质检的缝隙中艰难度日。

在遥远的以古镇，只有小米多、麦车这样的名字才会让人不去担心饥饿问题。当我在一个秋天绕开场坝镇以拉梁子的风去到犀牛塘边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小米多的风才是最萧瑟的。小米多在高处，少得可怜的日照让人几乎忽略了季节的变化，夏秋时节，如果想看见太阳，得等到午后。在能见度只够得着自己影子的清晨，伸手往窗玻璃上一摸，指尖上会有水珠往下滴落。难怪王单单说，以古是大镇雄的边塞。羊皮毡子紧裹着的羞涩的肉身，藏在高原深处的某块浅草坪上。

萧瑟秋风中，一只羊站在干净的天空下打盹，阳光抚摸着它的皮毛，安详的午后会变得无比宁静。赶马的人攀着石头行走，他故意把自己的双脚印在马蹄印里，制造庸常生活中最细微的和谐。赶马人提一个很旧的酒壶，在通往目的地之前，他会喝完一壶酒，回来时，在路上找一口井，灌满苦涩的山泉，喝完后也就到了家。我在路上遇到过成群的赶马人，他们一路唱着山歌，见到我手中闪光的铁，会盯着发呆，他们不知道，相机其实是一个比以古还要大的世界。

唱山歌的其中一个人名叫张朝文，是犀牛塘边的彝族汉子。他把马拴进马厩后，从家里拿了一只大碗出来，倒了酒递给我说：“整一口。”我说我不胜酒力，其实是不忍心喝。他看了看我又说：“你整一口，然后给我。”

我喝了一小口，差点呛出了眼泪。酒很烈，是纯粹的包谷酒，吞下后有一股包谷炒煳的味道。见我摇头晃脑的模样，他笑，从我手里把碗拿过去，用手掌在碗口擦了擦，放到嘴边，“咕咚”喝了一大半。

小米多的彝族人喜欢喝的“转转酒”，就是用一只碗倒了酒，一人一口轮流喝。每个人喝完，都会用手掌在碗口擦一下，然后再递给别人。张朝文说：“手比碗更脏，但我们习惯了。”我说：“你再唱一首山歌吧。”

要回家来要回家，

马儿拴在石旮旯。

马儿顺着蹄印走，

小妹朝着前头拉。

小米多生长荞麦、土豆和彝人苍凉的嗓音。小米多没有小米，连包谷苗也拒绝高过自己的影子；小米多有的是彝家烧酒，清晨和黄昏，农舍里散发着浓浓的酒香。小米多有彝人祭祀舞蹈“喀红呗”，很美，很干净。张朝文是“喀红呗”的表演者之一，年过半百仍然身子灵活，唱跳皆有模有样。

秋天，阳光追赶着四面八方的人群，从小米多的山峰上向犀牛塘汇集。人群中央，四个男人身穿黑色长衫，左手举着白色孝帕，右手摇动马铃。他们唱腔高亢，舞步深沉。“铛铛铛”的马铃声中，他们的声音像是从云层里迸出来的，充满着阳光瞬间老去之前的急促。

“喀红呗”是彝语，意为“跳脚”“跩脚”“拐脚”或“四个跳舞者耍”，也叫“灵桶舞”“鬼桶舞”，是彝族丧葬中的祭祀舞蹈。跳完第一段舞曲，舞者们汗流浃背、席地而坐，喝酒。酒下了肚，他们面色红润，脸上的表情变得肃然。张朝文对我说：“人死后，丧家要派人报信，母舅家和姑婆家到送葬的前一天才去。”母舅家去为死者祭奠，祭毕，由“喀约”（歌舞班子）从左边顺时针方向围着房子连续跳三圈《喀红呗》；姑婆家来时，“喀约”要逆时针方向，围着屋子连续跳三圈《喀红呗》，进屋后围着棺材转三转，然后集中在棺材右边跳《喀红呗》……

赤水河边的苗族人好玩得很，他们喝酒就像喝水一样。在大湾玉田，苗族人马启贵硬是把汉语中的某些动词在我面前篡改得无比生动。他说：你信不信，我能一口就把这碗酒“逮”掉！他说：你信不信，我喝完三斤酒，可以在雪地里“拉”一觉瞌睡！他说，你信不信，只要有酒喝，我能陪你们“闪”三天三夜的山歌……我不敢不信，我见识过他们的豪爽，他们只要有酒，就会忘乎所以，把一片病怏怏的禾苗“甩”在山坡上。赤水河的某条支流从以勒“龙家水井”冒出来，甘洌得像大酒量男人“咕咚”一声吞下去的烧酒；赤水河的某条支流从木桶沟的一块大石头底下浸出来，流经苗寨河沟头，清凉得像黄昏来临之前的天空。河沟头的苗族人，每年都要去一个叫“大羊嘴”的地方过花山节。农历正月，正值农闲，花场早已设好，高高的花杆顶着鲜艳的纸花，彩旗在风中招摇，牛皮鼓就架在场子边上，静默着、等待着一场急风骤雨般的槌击。除夕夜一过，正月初一，山路上，苗家的咪哆（小伙子）、咪彩（姑娘）唱着山歌，从各个角落会聚到花场上来。咪多们肩扛芦笙，裤包里装着心爱的调箫；咪彩们穿的是自己亲手绣的花衣衫和亲手点染的蜡花百褶裙。我曾认为，如此闲得让人心痒痒的节日，纯属日子里多余出来的虚度。只要你认为自己已经长大，就可以到花场里去，用唱山歌的方式赢得绽放在欲望里的另一半肉身。十五岁那年，我和河沟头的熊国金他们一起去大羊嘴，与咪彩们对歌，唱了半天，没有歌了，就用古诗里的句子唱。把知晓的古诗唱了一遍，又唱第二遍，唱得喉咙发哑，不得不收拾细软滚回庙坎去。

在小米多，彝人张朝书是村里的炊事员。吃饭时，我问他能不能为我们唱一首山歌。他说，好久不唱了，记不得了。我们正有意作罢，他却唱了起来：

久不唱歌忘记歌，

久不打渔忘记河。

久不提笔忘记字，

久不贪花脸皮薄。

一条河在我身边转来转去，它的水草、河石都如河水那般清澈，它的涛声、蛙鸣都如梦境那般迷人，在它澎湃一路向东的光阴中，两岸的人间演绎着无数活着与死去的场景。我曾和我的堂叔去花朗乡的香坝河边做一场法事，超度一个与我扯得上亲戚关系的老人。我打铙钹、敲锣、击鼓、吹螺号，从正坛做到耍坛，从“祭奠”到“辞灵”，从“破地狱”到“坐焰口”“放河灯”……那时我十六岁，对生死缝隙之间的每一种仪式都无比痴迷，我自信在不久后就会得到“颁执”，成为一个道行高深的“掌坛师”。若干年后，在赤水河源头银厂村的一个亡者家中，我认识了来自塘房镇的大端公郎学智，我才知道，如果要让某种爱好成为一门营生，必须有穷尽毕生精力去钻研甚至献身的勇气，想来想去，我确实做不到，也做不好。看郎学智的端公戏，会让人觉得他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那么精致、准确，会让人觉得他不再是一个酒肉之身，而是上天派到人间为人们清扫命运的使者。我在河边行走多年，见过一些生死，听过一些唱词，当然有着不同的感受。我曾和同村发小范贤科讨论过一场法事的终极意义，做了将近30年道场的他居然说不上来，只连连说了几句“老兄你学过这个东西，它是讲不清楚的”。

讲不清楚的东西太多了，就算唱出来，也未必能唱得清楚。这些年来，一有空闲时光，我就会沿河行走。说来也奇怪，只有当我在河边看到流水里自己的影子的时候，才会开怀地笑。在一条河的流淌中打探人间声息，把生活中的每一种流量都计算出来，想一想庸常时日中那些真正来自民间的岁月养分，你会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一条河，无论奔腾、平静，无论湍急、温柔，都是一种走向自然、走向安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需要的，是不止息、不破坏、不妥协。

很累的时候，和人们在酒桌上扯白，说一些自己愿意相信的大话。那些一听段子就用手掌把耳朵蒙起来，却又故意留出指缝的女人问我：

“你会唱山歌吗？”

“会唱。”

“能唱多少？”

“一麻筛？”

“一麻筛有多少首？”

“你的麻筛有多少个孔，就有多少首。”

“你唱一首吧。”

“算了。”

“为啥？”

“好久不唱了。”

作者：尹 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