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有唱山歌（上）

赤水河畔的村庄，那里发生的一切，总让人刻骨铭心。李东旭 摄

在庙坎这个被喀斯特地貌绵密的针脚缝死在乡村四至界限上的村庄里，李开文始终是一个外来者。

尺幅内的生活日常，最突出的颜色是白，苍白的白，空白的白，扯白的白。在一望皆白的天地中，一条山路像躲避晨昏反复的饥饿一样，一溜烟往山顶上跑，弯曲的身躯像极了我们熟悉的蚯蚓，像极了老去的祖父裹满虱子的纱布裤腰带，像极了在无尽的是非中把自己挂在树上的肖寡妇留下的五尺白绫。这山路，是少年时代的我们“到远方去”的“出口”，也是我们走不出去后沮丧地回到家里的“归途”。很多时候，我会这样想：一条山路都已经腐朽得像一声咳嗽一样经不住一阵风暴和雷霆的侵蚀了，是根本没有必要保留着一条路的名字的，但它偏偏就有一个名字——郭家湾子。有就有吧，为什么要以村里唯一的郭姓去命名呢？为啥不叫尹家湾子、刘家湾子、涂家湾子？……再不济，也应该叫雷家湾子呀，村里姓雷的有两户，大小十几口人，忙时种地，闲来牧牛马，日子始终被弄出了一定的响声。

姓郭的单家独户，从我记事起，就只有一个人了，叫郭登翠。郭登翠的母亲不姓郭，还活着，活得像一条蚯蚓一样，终日慢悠悠地在院子里蠕动着肥胖的身子。郭登翠的父亲姓郭，叫郭应举，我没有见过，他在我还未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就死了，据说是死在那条山路上，被一匹马踩烂了头颅。郭登翠像一根蒿子一样活着，走路时往往喘着粗气，喉咙里像有一根线似的，“呼哧呼哧……”郭登翠二十来岁就嫁给了外来者李开文。那时候，“上门”在人们眼里是一种耻辱，耻辱之处在于一个年轻力壮的男人连基本的“志气”也没有，不能在自己的房子里风光地迎娶女人。李开文对人们在背后的议论置若罔闻，他个子高大、走路带风，手里握紧系着肥壮的牛马的缰绳。李开文早上不去集市上的时候，会把牛马牵到山路上去，让它们啃食地埂上的野草，自己则大声地唱起了山歌：

老远望妹下山来，

身对身来怀对怀。

看倒看倒要挨拢，

算路不跟算路来。

“哎呦，这山蛮陡。”那些上了年纪的妇人，端着簸箕在核桃树下翻捡黄豆中的沙砂，那粗野的嗓音在村庄里回荡的时候，她们总会把没了门牙的嘴巴张开，侧着耳朵听，然后小声地骂一句。其实那些年，在庙坎这样的村子里，历来都是你唱你的，我听我的，就像风吹风的、雨下雨的一样，日子白得一不小心就打起了瞌睡。然而有些时候就是不一样，比如李开文唱山歌的时候，他唱完一首再唱一首，总有些人会怀着一点点不怎么看得出来的期待。

李开文的“娘家”在大堰河边。大堰是一个村民小组，和庙坎一样，且同属一个村，只不过大堰在低处，不只是低那么一点点，而是低了很多。小时候我们去大堰街上看露天电影，感觉一直在走下坡路。和大堰比起来，庙坎是名副其实的高山，既然是高山，就应当拥有被低处的人取笑的由头，比如加汤的蘸水里没有葱花，将个头肥大的柚子认成梨，以为面条是长在树尖上的……和大堰相比，庙坎没有的东西主要是那一条河。虽同属一个村，但流水总往低处去，而最遗憾的是，它磅礴的身段没有经过庙坎，只把一条小得几乎看不见水花的小溪扔在村口那个叫“蚂蟥沟”的地方。没有河就没有河吧，我们这些被李开文称为“山螃蟹”的庙坎人同样拥有游泳的梦想，怎么游？在哪里游？到蚂蟥沟里去，用石头在较为宽阔的地方堵一个水塘，把身子放进去，双手撑在沟底，两只脚使劲地扑腾，沟里的泥沙一下子冒出来，大大小小的男人一个个像烧煳的土豆，从沟里站起来，找一股清水洗净身子，吵嚷着回家去了。那时候，我们把游泳叫成“洗澡”，我们问李开文，“在大河里洗澡一定很好受吧？”“当然好受，只是死得也更快。”他说这话的时候，满脸的鄙夷。

当然，和大堰相比，庙坎没有的东西还很多，比如那一条小得没有撒一泡尿就走完的街道。我的父亲常说，大堰街虽小，却小得精彩。我不知道精彩在什么地方，在我的记忆里，大堰街上放电影的时候，那条巴掌大的街道里站不下几个人，很多人跑到房顶上去观看。房顶不是水泥板，是茅屋顶，是瓦顶，是有坡度的。那些趴在房顶上的人，像用透明胶布贴上去的一样。大堰街就在大堰河边上，电影还没开始放映，河水的涛声很大。我站在一块石头上，一眼就看见河对面的山顶上升起的月亮。月亮很白，白得让人急促地发育，白得让人想谈一场恋爱。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大堰河两岸有很多让人心疼的爱情故事，那些年轻人相拥投河的“事件”让我坚信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比小人书上写得还要离奇。

李开文的“娘家”在河的这面，也就是说，他要是从庙坎回家，不用蹚过那条大河。电影放映之前，我和几个小伙伴问着路去过他家，两间石头房里，住着三代二十几口人。他有很多兄弟姐妹，全都挤在那栋不足50平方米的房子里，这使我突然明白，他为什么要“上门”到庙坎去。电影放映之前，我们谈得最多的话题不是当晚的电影是什么内容，也不是李开文的那些“家里人”对我们这群毛孩子的冒昧闯入有什么感想，我们谈论最多的，是那条名叫大堰的河。

我们不止一次讨论过大堰河变粗的身段里接收过哪些小溪的注入，我们只知道，庙坎村口的蚂蟥沟，几乎是和我们一样一路小跑，一头扎进大堰河里去的。当然，在奔向大堰河之前，蚂蟥沟在瓜果村的陈家湾和一条从大山营盘流淌下来的小溪成功牵了手，让水流变得更大一些；我们还知道，它流淌到了一个叫上槽的地方，又和从上游一个叫“河沟头”的苗寨里流淌下来的小溪深情拥抱，逐渐有了波浪。然而大堰河之所以很大，并不仅仅是仰仗蚂蟥沟、陈家湾或者河沟头的水，而是来自我们通常认为的上游的香坝河。香坝河的壮观我是听说过的，我的小姑姑就嫁到香坝河边一个陡峭的村庄里。父亲曾经讲过，我小姑姑不小心把木质的洗脸盆打翻了，圆形的盆子一路往下，滚过几十块坡地，直接滚进香坝河里去了。小姑姑后来听我说了，流了很多眼泪。关于香坝河边的村庄，我不想过多去述说，因为我的小姑姑后来去浙江打工，多年没有回来，现在连房子也找不到了。在我成为一名河流的执着洞察者以后，曾沿河而上，从香坝河走到上游的洛甸河，从洛甸河边走到上游的妥泥河，又从分岔处分别去了毛坝河、文笔河、果珠河、雨洒河，后来走到现在人们公认的赤水河源头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满身油腻的中年汉子了。

来自大堰河边的李开文，到现在已经在庙坎生活了三十多年，在他经营牛马生意的这些年，他从一个精神抖擞的彪形大汉变成了一个被烧酒弄坏身子和脾气的老者，时不时醉了酒，便会在村子里破口大骂我们这些“高山人”。当然，庙坎的村子里，这些年只剩下一些举不起犁头的老人了，也就没有人与他计较。李开文在庙坎的三十多年，他是怎么过来的，所有人都很清楚。那条以一户姓氏命名的山路，在李开文来到庙坎后的第五年，又以一个小小的地埂滑坡将他的女人郭登翠吓得半死不活，神经兮兮地过了半年，撒手而去了。李开文没有悲伤，他和我们一样，像个在“事头”里帮忙的亲戚或邻居，大碗喝了酒，把亡灵抬上山去后，便忙着去以勒街上赶牛马场。他的两个儿子，大多数时间寄居在他妹妹家里。李开文的妹妹是我的二婶，我们同住在一座木质房子里。我们的房子和李开文家的房子，中间只有五六米的距离。

这些年，我不断地在一条河边行走，好几次经过大堰河，去过一次李开文的“娘家”。之前的房子拆了，他的弟兄们把新家建在河边不同的地方。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他的侄子们大多在外面打工，留守在家的妇女和孩子们，没有一个认识我，也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

我回到庙坎，也能遇见李开文。他现在的女人是从茶木娶来的，带来了三个孩子，又和他生了两个。他大多时候都端着一个酒碗，见了我，就往我手上递。

“喝两口嘛。”他说，“人生就是这个逼样子，喝几口酒就老了。”

我称呼他三舅。我说，“我还是喜欢你在山路上唱山歌的样子。”他笑着，又喝一口酒。

多数时候，我会认为黄泥坡是一个差不多没有存在过的地方。黄泥坡很小，小得如同它的名字，从我们这些人对地方称谓的习惯性认识上，往往会直接具体到某个地埂。是的，黄泥坡就是一个地埂，说是“坡”，是因为那个地埂比其他地埂稍大一些。

从庙坎往木桶沟方向走，经过胡家屋基、环山，就到黄泥坡了，时间不会超过半个小时。年少时，我经常在繁忙的农活中“出逃”，一个人到黄泥坡的外婆家去。外婆家门前有一条小河，在流进苗寨“河沟头”之前，它是没有名字的。河里的水，一半来自上面一个叫“红山”的地方，一半来自外婆家门前的那口井。井很深，很奇怪，我和表弟“矮子”用水瓢不停地往外面舀，井面始终是满当当的。后来我们不舀了，因为某一天我们曾听到水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像千军万马在作战，有刀剑声、火炮声、铙钹声、唢呐声，还有男男女女哭天抢地的声音。

很多年以后，我向一个熟谙地理知识的朋友请教过水井里发出奇怪声音的事，他抬头看着天花板，良久，对我说，“大概是大自然的录音功能吧！”我知道他也不敢确定，也就没有继续再问下去。但我知道，那口水井里的水流到苗寨河沟头以后，经朱家沟，汇入大堰，成为赤水河支流的一部分，它身体里隐藏着的千军万马，也就成为赤水河涛声的一部分了。

在我对一个村庄的还原中，很多具体的记忆都来源于我所熟悉的亲人，比如黄泥坡。我始终认为，黄泥坡就是一户人家的名字，黄色的大地埂下，趴着外婆家的木屋。木屋的前壁朽坏了，外公用竹篾糊上泥巴当作墙，时间久了，中间就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洞，大的能伸进一个孩子的脑袋，小的可以安放一只好奇的眼睛。我甚至认为，黄泥坡就是外公和外婆的代名词，我在木屋里遇到过的其他人，比如我的舅舅、舅娘、表哥、表姐、表弟，他们的脸上除了有黄泥坡三个字的影子，还有一种离开小木屋的不安分的表情。

水井里出现过好几次奇怪的声音之后，外婆家里接二连三出了很多事，先是我的矮子表弟突然黄皮寡瘦，没几日就蔫蔫地死去；接着是我的大舅去一个叫新田的地方的一亲戚家中奔丧，吃饭时猝死在人家的堂屋中；后来，表哥的儿子在毫无疾病征兆的情况下凋谢在午后的课堂上……那一时期，黄泥坡突然成为一个不祥的地方，那座外公外婆居住了几十年、生育了我的几个姨妈和我母亲的木屋，看上去竟有些阴晦。

叫“矮子”的表弟长到十一二岁才有了自己的名字，可惜那名字还没叫出来，就烟消云散了。在他的脸日渐泛黄的时候，我母亲对我舅娘说，要不带他去医院瞧瞧吧！舅娘说，没什么瞧的，他就是被后山的饿鬼截了魂啦。于是，母亲和舅娘就到木屋后的山道上去，为我的表弟喊魂。舅娘端着一个簸箕，簸箕里装着纸钱香蜡；母亲的肩上扛着一杆秤，秤砣上贴了黄纸。她们的另一只手上，都拎着一把锄头。两个女人一前一后，在上山的时候，一边用锄头轻轻地挖着小路中间的牛马蹄印，一边轻声地喊：“矮子呀，回了，回了……”喊声越来越大，到原路返回的时候，她们唱了起来：

矮子呀，三魂七魄回家来了

你要来，快快来，别在山前山后捱

你要到，快快到

别在山前山后绕

隔山喊你隔山应

隔河喊你打转身

鸡鸣狗叫吓倒你

还是鬼神让你惊

快快照着原路转

不让老娘再担心

……

表弟死了以后，舅娘哭了三天。雨下了近半个月，山上的禾苗像失去魂魄似的，垂着头长不高，一家人便背农家肥上山侍弄庄稼去了。一个人的消失，有时候潦草得像经历一次短暂的饥饿。在我逐渐不往黄泥坡“出逃”的时候，每天到了晚上，母亲总会在院子里的核桃树下讲起黄泥坡的故事，她讲我的外公：“那是个比贼还要精灵的男人。”

外公年轻的时候，被国民党抓壮丁的爪牙盯上。那时候，家里男丁多的家庭，常被“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外公是从四川叙永黄泥镇被一路追赶到黄泥坡的，有一次，他与抓壮丁的人在一条绝路上相逢，情急之下，他把藏在背篼里的一件顺手牵来的女人衣服套在身上，弯着腰就从爪牙们身边走过去了，直到走了几十米远，那些人才反应过来，可是已经追不上了。母亲对我说，外公的聪明后来没遗传给我的大舅，倒是给了我的表哥。表哥有一次去亲戚家“吃酒”，回来的路上，一时内急。早春的山坡上，野花还没彻底开出来，隆起的泥埂没不过脚跟，一路上满是栽种庄稼的男女，很多眼睛都在盯着一个暴食者腹胀的窘迫。无奈，我的表哥只好把亲戚“打发”的一条红色毛巾裹在头上，蹲下来就开始解手。那些平常爱嚼舌根的女人，远远看见一个大姑娘在野地里排便，都大声地骂了起来：谁家的母狗不要脸啊，有处吃没处屙，嫁不出去的邋遢鬼啊……表哥拉上裤子，把毛巾从头上取下来，在春日的地埂上撒欢着跳往一块块松软的土地里，一边纵情地唱起了山歌：

早春桃树挂红巾，

妹要跟哥趁年轻。

人有几个十八岁，

下坡太阳渐渐阴。

……

唱罢，向田地里的农人们喊：大姑爹、二姑爹，你们忙着哈。山坡上一时热闹起来，大爹大妈们笑得腰杆乱颤，尖声叫骂：原来是小顺子这个“花包谷”，你尽整些鬼头刀把的事……

黄泥坡的那口水井，仍然流淌着不竭的泉水，但是后来再也没有人听见过那些奇怪的声音了。我有好几次做梦，看见矮子表弟站在井边，流着鼻涕，脸上布满了黄色的裂痕。我想起外公讲的一个故事，一个算命先生来此问路，他要去康家坝。耳背的外婆听成“汤家坝”，便随口说了句：汤家坝，顺河下。算命先生看了一眼坐在门槛上一言不发的外公，摇摇头走了，他顺着苗寨河沟头的方向走，半个时辰后，又折回来。外公对他说，刚才是你听错了，老太婆说的是：康家坝，在坡下。他对算命先生指了指旁边的那条小道，小道通往的是一个叫蔡家坳口的地方。蔡家坳口是一个坡，住着几户姓蔡和几户姓周的人家，外公年轻的时候，曾在那里“躲丁”。那里的人不信命，他们信的是自己跑得飞快的双腿。外公其实认识那个算命的老者，他是当年参与抓壮丁的爪牙之一，姓黄。外公后来对我说，“这个黄老者，讨嫌得很。”姓黄的老者走了没几日，我的矮子表弟就夭折了。

在我成为一名执着的河流观察者之后，我曾顺着红山的那条小河一直往上走，发现这条河在流到黄泥坡水井之前，在一个叫新田的地方遭遇了另一口井，井水同样很大，是从一块大石头底下淌出来的，周围的农人用它做豆腐、煮酒，豆腐吃起来有一种像嚼皮筋般的韧劲，酒喝起来无比回甜。在新田这个村庄的背后，有一片很大的森林，人们称之为“官仓梁子”，里面有很多珍稀植物和动物，小时候，我听外公说，那里面有老虎。我问他，你见过老虎吗？他说，没有见过。

红山的那条河，在没有流淌到新田水井之前，它其实是官仓梁子里的地下水。

比贼还要精灵的外公活到89岁，离开了那个他自己命名为黄泥坡的地方，从此，四川叙永黄泥镇也收回了这个小村庄的前两个字。外婆在人间多待了两年，也撒手离去。被很多人认为是不祥之地的黄泥坡，在一个清晨被表哥请来的一帮人挖去了老屋，一家人搬到了两里之外的红山。表哥的新房是两个进出的水泥平房，建房的资金靠亲戚们周济。现在，表哥家的房子越来越大了，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了好几倍，客厅、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在二楼的房间里，摆放了液晶电视、家庭音响。表哥的孩子们都成家了，全部在浙江永康打工，做的是五金、门窗、雨伞和水晶，逢年过节，他们开着轿车回来，走亲戚、吃酒，偶尔打牌。表嫂也随孩子们去了远方的土地上，为他们带娃、做饭，每天黄昏时分打电话回来，问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表哥一个人在家，没事时，会拿一支话筒唱歌，没有伴奏，他唱的全是些被雨水洗旧的山俚谣曲，唱着唱着，就在沙发上睡着了。

邻居们经常拿表哥开玩笑，说：老顺一天到晚没事干，就知道在家里板命（“板命”是方言嚎叫的意思）。在农村，能板命的人不多，起码应该具备衣食无忧的条件，当然，也要顺带着有一丝小小的寂寞。

作者：尹 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