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与小城 （下篇）

蒋仲文 回族，1943年8月生于云南昭通，参过军，当过工人，任过教，历任原昭通地区文化局创作室主任、文体局副局长等职。1984年后，长期兼任省文联委员，省作协理事、省剧协理事，昭通市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剧协主席等职。有小说散文集《仲文小说散文选》、中短篇小说集《高档别墅里的女人》和《蒋仲文舞台艺术作品选》《战争五部曲》等多部作品。

九、焐脚

年末天寒，父亲交给我一个任务，搬去和爷爷睡，睡觉时给爷爷焐脚。父亲在交代这事时，神情凝重，我一下就感到了这个任务的分量。

爷爷小时读私塾，结业时成绩优等，学校差老师，就把他留下教书。后来，爷爷又谋过多种职业，如为报馆做校对、誊写等。但不管他谋过多少职业，人们都一直称他为先生。

经过几年的艰难奔波，爷爷有了些积蓄，又回到了祖业上。他领着父亲开了一间毛皮铺，几年后事业有成，收了两个徒弟，旺铺增至三间，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但好景不长，战乱不断、国力日衰。爷爷拼尽全力、左右应对，弄得身心俱伤、筋疲力尽，虽苦心经营、辛劳支撑，但已无力回天，别无选择地走向了衰败。爷爷饱含热泪，辞退了徒弟和工人，和他们依依惜别，每人赐予薄酬，让他们各奔东西、另谋生路。最后，到了变卖家产、维持生计的窘境。

家里唯有一样东西，爷爷舍命力保，终保留了下来。这是爷爷的心爱之物——线装的绣像本《红楼梦》及《全唐诗》《史记》。现在看来，爷爷保住的，是这个家族的根基。

多年后，我看了谢添先生的杰作《林家铺子》，电影里林老板的遭遇和爷爷的命运，竟是如此相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爷爷已年近80岁，他的身体日渐衰弱。

我上小学时，每天都见爷爷在窗下看书。他沉浸在书里，一动不动，像一座雕塑。一天，触景生情，一掬浊泪，包裹着他无尽的心酸，从他眼里夺眶而出，顺着清瘦的面庞，潸然而下，重重地砸在书页上，润化开来，和《红楼梦》那千古绝唱的文字，永远融在了一起。

我搬去和爷爷睡的那天晚上，天特别冷。屋外，呼啸的北风沿街道狂奔，卷起路上的枯枝败叶，砸在门窗上，发出“噼啪”的声响，又无孔不入地从门缝中挤进屋来，在屋里肆无忌惮地游走，好像在翻找什么东西。

爷爷在被子里蜷缩着身子，冷得瑟瑟发抖。他的脚冻得像两块冰冷的铁板。我用双臂紧紧搂抱住他的脚，一阵透骨的寒意向我袭来，我猛打寒噤，仍没有松开臂膀。大人们都说，小孩子的屁股上有“三把火”，我深信自己的胸腔里也有“三把火”。为把体温更快传递到爷爷脚上，我率性脱去贴身的小褂儿，赤身裸体地紧抱住爷爷的脚，又缓缓扭动身子，用胸部擦搓爷爷的脚心。这一招真灵，爷爷的脚渐渐回暖，我的肌肤清晰地感到，爷爷僵硬的十个脚趾，在慢慢儿舒展开来，像十个花瓣徐徐打开，在我胸怀里花儿般旖旎开放。

从此，这朵世间最神奇的奇葩，就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胸部，其实是一副镶嵌在胸膛上的护身符，庇佑了我一生，引导了我一生。

十、窗

我读小学时，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拿上个土大碗，到毛皮厂去打饭。父亲交给我这件事，是为在别人下班后，他还能继续做一段时间活。我瘦小的身子，淹没在长长的排队打饭队列里。遇到下雨下雪，我赤裸着脚，要在雨水里或雪地上，站很长时间。我排到打饭窗口外，吃力地踮起脚尖，用苍白瘦小的双手，托起土大碗，送到窗口里。窗内打饭的炊事员，只要看到这双手，这个土大碗，和飘飞上窗台来的一绺枯黄的头发，虽看不到人，也知道是哪家的孩子。我打了饭，回到厂房，父亲方放下手中活，和我一起回家。到家里，父亲在土大碗中的饭上，用筷子小心地从中划条线，扒出一半给我，又从他自己的一半中，舀出一勺放在一个碗中。每顿余下一点，留给二哥星期六从中学回家吃。现在想来，父亲那时每顿饭，只能填充一半肚肠。

读中学时，我到学校伙食团吃饭，每月伙食费6元。因父亲微薄的工资要养活全家，且又是每半月领一次工资，我无力一次缴纳全月伙食费，就要求学校两次缴清。每次，我缴伙食费的时间，刚好是父亲领工资的日子。那天，我来到父亲的厂房，萎缩着身子，焦灼而惶惶。父亲放下手中活，第一个排到会计发工资的窗口前。父亲拿到钱，把10元的半月工资，郑重地清点了几次，从中抽出3张块票，亲手装在我的内衣口袋里，为我用别针别好。然后，父亲从身上抠出几张分币，放在我手里。我知道，这是对我额外的一种奖赏，是给我当零花钱的。我觉得那几分钱那样金贵，它浸透了父亲的汗水，带着父亲的体温。我总是把它存下来，舍不得花掉。

在我今后的生活中，那个当年毛皮厂打饭的窗口和那个会计发工资的窗口，似父亲那双忧郁、深情而凝滞的眼睛，一直尾随着我。

十一、黄菜叶

一段时间，毛皮厂厨房里人手不够，叫母亲去临时帮厨。那是我家最贫穷的时候，全家六口人，四个孩子上学，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全家只靠父亲在毛皮厂微薄的工资养活。

母亲到厨房的第一天，她的目光一下被一堆扔在墙角的黄菜叶吸引，一个念头立即涌上心头。但她刚到厨房，不能开口就要那些菜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厨房的人扔掉。为能让自己开口要那堆菜叶，母亲干得特别卖力。一个星期后，母亲终向主管的师傅开了口。在那贫困的年代，没有人会取笑这样的事。师傅点头同意，此后，他还每天有意摘几片绿色多一点的菜叶，放到菜叶堆里。

从那天起，母亲每天回家，都带回一兜菜叶。母亲把腐坏的摘去，把勉强可吃的拣出，洗干净切成碎片，参拌少许包谷面，煮成稀粥给孩子吃。

“我要让孩子填饱肚子。”母亲常对父亲说。为了这个愿望，母亲把稍有营养的东西，都让给了孩子和父亲，她却长年处于半饥饿的状态。

因体质衰弱，一天，母亲在厨房晕倒了，食堂师傅把她送回家，叮嘱她在家休息两天，这两天的工钱照发。但母亲下午就回到了厨房里，她珍惜这次临时打工的机会，害怕自己因病被辞退。另外，她心里惦念着那一堆黄菜叶，家里的四个孩子，还嗷嗷待哺啊！

后来，我把母亲的故事写在了一篇小说里，小说结尾写道：“现在，我该告诉你那个平凡的字眼了——哺乳，对，哺乳。这个平常的字眼，也许会调动你生命中种种类似的经历，重新理解这个字眼的深意。或者，会让你想起，一只鸟妈妈在外面觅寻到食物后，经过千辛万苦，飞回巢穴，几只幼鸟张大嘴巴，叽叽叫着，争着让妈妈把食物一点一点喂到嘴里的情景吧。”

十二、路费

二哥读书时，各门功课都是全班第一、二名。初中毕业，他本想上高中考大学。但他知道，家里已无力再供他读书，就做了个明智选择，考上了云南民族师范学校，这学校不仅免学生学杂费，还免费供给食宿。

家里接到通知后，为了筹到二哥到昆明读书的路费，父母愁坏了。父亲硬着头皮找到毛皮厂的领导，苦着脸说明原因，向厂里借钱。领导正为发不下员工工资犯难，便一口拒绝了。

父亲回到家和母亲商量。他们看着空荡荡的家，已无值钱的东西可卖，一筹莫展。沉默了好一会儿，母亲狠下心，指着墙角的两个腌酸菜的坛子说：“把那两个坛子卖了吧！”父亲说：“那也不够啊。”这次，轮到父亲下决心了，他咬了咬牙说：“把饭桌和那两把椅子也卖了吧！”

第二天一早，他们叫上我，一起把坛子和桌椅搬到大街上，摆在一个显眼的地方。母亲从身上拿出一根准备好的稻草，挽了个圈，插在桌子的缝隙里，这是小城人出卖东西的标签。父亲从身上拿出一张纸，上面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着要卖的价钱。父亲把那张纸郑重地交到我手里，像是把一个十岁的孩子难以承担的担子，无奈地压到我肩上。之后，他用一种我永远难忘的目光看着我，那目光里饱含着难以穷尽的深意——重托、责任，对命运不屈不服的小人物的倔强，以及跌到谷底仍不熄灭的期望的光亮。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突然长大了，是一个男子汉了，我不应是这个家庭的负担，我对这个家庭里的每个人都负有责任。

父母亲转身离去，我目送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远处的街角处，像朱自清目送他父亲的背影渐行渐远一样。

现在，只剩我一人孤立于屋檐下了。街上偶有行人顶着寒风匆匆走过，却没有人关注我向他们投去的期盼的目光，没有人瞥一眼放在我身旁的东西。

终于，一个老人缓步走了过来，他只草草看了一下桌椅，又草草看了一眼我，连这些东西的价钱都没问一下，就漠然地走开了。这样的人又来过几个，结果都一样。

这时，我真正感到了危机，心里很是着急。

我正责怪自己无用时，有一个腰间系了条围腰的胖胖的中年人，老远就注意到了我面前的东西，看模样，他像是一个饭店的厨师。他大步走过来，眼睛盯着两个坛子。他用右手提起一个坛子，把坛身坛底细看了一遍，又用双手交替拍打坛身，贴耳倾听。坛子发出清脆的声响，声声入耳。他又对另一个坛子摆弄了一番，终满意地点点头。他问了一下价钱，便爽快说：“这两个坛子，我要了。”

我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

他向我付了钱，两手各提一个坛子，迈步离去。眼看他快走到转角处时，我有些蒙的头脑一下清醒过来，我想起了我的责任。我拔腿向那人追了过去，大声叫喊道：“叔叔，叔叔，请你等一下。”那人停下脚步，转身惊诧地看着我。

我忍不住哭了起来，边流泪边说：“叔叔，你把桌子椅子也买了吧，我求求你了。我哥考上了昆明的学校，没有路费，我爸妈要把这些东西卖了，给我哥作路费啊！你买走了坛子，我不知道桌椅是不是还能卖掉，我哥正等着路费呀！”

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的话。说完，就放声大哭起来。

那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竟忘了把手中的两个坛子放到地上。一滴待出的泪水，蓄在他的眼眶里。过了一会儿，他就抬步跟在我的身后往回走。

他如数向我付了桌椅的钱。随后叫来两个人帮着，把地上的东西搬走了。

作者：蒋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