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设定终点（外一篇）

作者简介：

朝 颜 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鲁迅文学院高级研究生班。作品见于《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天涯》《作品》《新华文摘》等刊物，入选《21世纪散文年选》等选本，获得过骏马奖、《民族文学》年度奖、丁玲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等奖项。现已出版散文集《天空下的麦菜岭》《陪审员手记》《赣地风流》。

窗外车声喧嚷，夜色并没有因为我的安坐陷入沉默。然而对一个作家而言，她需要学会在各种环境中开启写作时光。她需要耐得住寂寞，也要敌得过喧嚣。

因为，选择了文学，就没有止步的理由。

从2009年到2021年，12年的沉浸、痴恋、执着、坚守，一个蜗牛般缓慢攀爬的散文写作者，方才迎来第三部散文集的问世。是的，文学几乎消耗了我全部的热情，但我并没有别人想象中的高产，也并不急于追求太多所谓的结果。也许，写作本身对我的吸引力，更多在于那种冒险的过程。正如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所言：“没有任何事情能像文学创作中的某些时刻一样，让我感觉到如此幸福。”

坦率地说，写作给予我最重要的财富，远不是那些奖项，那些期刊上的目录，那些一本接着一本上架的作品集。这些年，我在不停地阅读、思考和书写的过程中，仿佛正一点点地啄破那个困囿身心的茧，逐渐看到从未知的地方朝我涌来的光亮。它在拓宽我、改变我、打破我那些旧的观念和思维，那些原有的对世界的认知，那些被设定的局限……或许相对于宽阔无比的世界，我仍旧蜷缩在某个小小的角落里，但文学所带来的力量，使我有足够的勇气伸展肢体，继续追逐那更加盛大的光芒。

事实上，我的写作路径也正经历着时空维度的不断打开。从《天空下的麦菜岭》到《陪审员手记》，再到今天捧出的《赣地风流》，正契合着从“我”到“我们”，从家族命运到家国命运，乃至人类命运的掘进过程。这其中，唯一不变的，是对文学性的追求。

作家无法选择时代，但作家有义务记录时代，成为时代的在场者和表达者。的确，在历史大事件的纪念节点，文学界往往会出现一拥而上的现象，太多的众口一词、众声喧哗，令人眼花缭乱。而我只想回归到文学的本质，书写所立身的这片厚土，以及跨越百年的时间中，曾经在这里生存过、抗争过、期盼过、热爱过的人们，还有那些不应被历史遗忘的血泪悲欢。它绝不是一种简单的应和与追随，而是生命经历的累积，心血感情的喷涌。

我不会忘记，在与唯一一个用小脚走完长征路的女红军杨厚珍的后人交谈时，内心的痛切与震撼。她在贵州一户农家的牛棚里产下儿子，她亲手将婴儿交由陌生人带走，她跨上马背焦急地追赶部队，她解开裤头看见身子里凝固的血块……我写下这些，并不为着夸大或拔高一段历史或一种信仰，而是为着铭记宏大背景下无数普通人的命运和追求。当一个原本柔弱的女子被时代的洪流漫卷，她的爱情与牺牲，她的前行和活着，便具备了某种值得祭奠的意义。

江西省社科院的评论家袁演在凌晨四点半开始了对散文集《赣地风流》的阅读，并第一时间发来微信留言：“看完《奔跑的小脚》，感动得哭了很久。可能是同为女性的身份，你作为写作者，我作为阅读者，都更多了一层感同身受……”

我又想起前几年，天津作家武歆来到瑞金，对我们讲述在博物馆偶然看到杨厚珍裹着小脚的照片时，心灵上经受的强烈震荡。他喝了一些糯米酒，在微醺中反复喃喃自语：“我泪流满面啊，泪流满面……”说着，他的眼泪又流了下来。由此我想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触动我们的，还有特殊年代特殊群体所承受的身体和精神的极限考验。

我也不会忘记，在清明的雨声中，我和开国大校彭金高的嫡孙进行了整整一天的对话。那一天，习惯午睡的我并没有感到疲倦。在百度百科里，在史书上，留给彭金高的仅仅是一小段生平简介，而他九死一生的传奇，他在雪山草地、枪林弹雨中的艰难与幸运，恐惧和勇气，也许最终会成为永久的空白。他是英雄，同时也是别人的儿子、丈夫、父亲、祖父……他的故事，他生命的诸多细节该如何被时间印刻，被后人回味？

是故，我希望我所塑造的形象，首先是个体的人，有生命的、有呼吸的人，而不是那种夸大失真的、单一扁平的英雄人物。我所呈现的，应该是文学的，人性的，能引发各个时代读者共鸣的故事和细节。如此，方能直抵人心，客观反思历史，映照社会生活，并释放启发当下的力量。

同样，那些属于我的生活，以及与我同时代人所亲历的命运哗然反转，它们都应该被烙印在历史的进程里。我正在听见、看见，触摸到和感受到的一切，我想要真实地记录万千面孔、万种情形、万类话语，并在其中寄托自己的创作理想和精神。

100年，在浩瀚的时空中显得如此短暂，而它留下的人类生存和追求史又如此丰富。广义而言，所有的记录都应该被赋予价值，而我在尽量找寻一种可能，即《赣地风流》是可以超越地域，超越民族和超越某种旋律的。我希望，近20万字的作品，能够用人文的力量，抵达人心相通的部分。也许这只是一种自夸抑或妄想，但至少表明了我对文学的一种立场。

在瑞金市红军巷90号，我有固定的一张书桌和一台电脑。这些年，除了吃饭、睡觉、出差，我将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寄存在这里。一个人安静地待着，或者思考写什么、怎么写，或者心无旁骛地码字，或者打开文档进行校对和修改。我发现，当我真正沉醉于写作时，所有的喧哗都会在意识里退后，只留下与电脑和键盘相伴的美妙时光。感谢中国作协对这部作品的厚爱，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提供的出版平台，同时也感谢创作过程中所有给予我帮助和支持的人。

选择了文学，就不会停止探求。我愿意这样活着，写着，永不设定终点。

茶亭沉浮录

我知道我不能再用旧时的眼光来打量眼前的这座茶亭。

长亭、古道、芳草……那些诗意的惹人遐思的画面，已经全然与它无关了；茶水、长椅、歇脚的人……那些乡土得让人怀念的温情，也与它无关了。

或者应该说，它已经不是茶亭，充其量只能算是茶亭的遗址和废墟而已。它是颓败的，墙体只剩下残缺的三面，高度不足两米，像个迟暮的老人，向着大地矮下身去。屋顶更无从说起，一爿地豁然地向着天空敞开，任由阳光和雨露将地面上的草籽滋养成一团放肆纠缠的乱麻。倒塌下来的青砖和条石亦未能幸免，每一块都爬满了青苔与草藤。秋阳穿过残损的瓦片，穿过仅存的一道圆拱形门，照在凌乱倾斜的杉木柱头上。

此地名唤“枫垇里”，位于瑞金与长汀交界的山岭间。听说，它叫“上茶亭”，多么随遇而安的名字，只因其坐落于山顶，与山腰的茶亭对应，便随口叫了上茶亭。它大约建于明末年间，曾经连接着从江西通往福建的古驿道。可以想见，在安步当车的年月里，多少人曾以此为驿站，安顿周身的疲惫；多少人曾以此为地标，等待或迎接生命中的亲人。

在广袤的赣闽粤山区，驿站驿道，曾经遍布着这样的茶亭。它们供行走的路人遮风挡雨、歇脚休憩，故又称凉亭、风雨亭。茶亭密集处，几乎每隔几里路便可见一座。修建茶亭的人，可以是官府或乡绅出资，也可以由村民集资。讲究些的，用青砖条石砌就，雕梁画栋；粗糙点的，可以是土夯泥筑，茅草遮檐。但无论如何，总有几张以资将息的长凳，总有一个将风雨烈日挡在外头的屋顶，炎炎夏天也总有善心者烧好的茶水。过往行人多的地方，还长年有卖米酒的，卖小吃的人摆摊。那些跋山涉水挑担行走的人，那些贩货经商赶圩赴会的人，那些翻山越岭走亲访友的人，总能在茶亭里获得容留与安慰。试想，当一个人孤独无依地走在山路上，骄阳似火，唇舌焦渴，此时得遇茶亭，是怎样一件惊喜的事情？若遇倾盆大雨，奔进茶亭躲避一下，望着茶亭外密集的雨帘，又是怎样一种欣慰的情状？当然，若是囊中有几文小钱，于茶亭里沽一壶客家的米酒，那又更是一番酣畅了。

在我的家乡，茶亭二字还被广泛地运用于地名地标。譬如“新茶亭”“老茶亭”“茶亭下”“茶亭街”等。由此可见，茶亭是怎样深刻地锲进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中。

其实，这些驿站的茶亭，与历史上那些用以观赏的亭子显然不在一个类别上。诸如沧浪亭、醉翁亭、爱晚亭等，那是风雅之人游山玩水、吟风弄月的去处，它们与穷苦百姓的生活不大沾边，只为点缀名山胜水、四时风景。它们的名字在文人的吟咏下披上了诗意的头巾，文化气息亦随着时日的增长愈沉淀愈浓厚。如欧阳修的一篇《醉翁亭记》，便让一座亭子名声大噪。而大余县的牡丹亭，则因了汤显祖的戏剧《牡丹亭记》名贯中外。如果说那些历史名亭是“阳春白雪”，那么这些安顿在赣闽粤山区的茶亭则是不折不扣的“下里巴人”了。

单看茶亭的名字就可发现端倪，如“普济亭”“施恩亭”“积德亭”，它们拙朴如斯，甚至不需要经过反复推敲，张口便是一个，无外乎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内涵与外延。的确，它们关乎着仁爱、善良，关乎着烙印在中华民族骨子里的宽厚与普济情怀。

一座平常而拙朴的茶亭，却成了父亲的救命恩人。20世纪80年代，父亲是一名乡村电影放映员。为了保证影片常新，他不得不每日翻越石罗岭，去到县城换片子。为了节省开支，父亲每次骑着自行车翻坡爬岭。忽一日，骑行至急弯陡坡处，他发现刹车片失灵了。这时候，人的重量加上片子的重量，形成强大的惯性，像一阵疯狂的龙卷风，裹挟着人和车向坡底俯冲而下。车子已经完全失去控制，随时有可能载着父亲撞车或者翻沉深渊。幸而此时陡坡边出现一座茶亭，父亲立即掉转车头，朝茶亭撞去。疯狂的旋风在一座茶亭面前静止下来，父亲伤痕累累，却终归没有生命危险。事后，父亲专门找到建茶亭的人，表示了郑重的谢意。我相信，从那以后，茶亭在父亲的生命中又多了一层别样的意义。

全家搬到市区生活后，父亲回老家还要乘车从那座茶亭边经过。茶亭旧了，裸露着土黄色的沙墙，灰扑扑的样子。需要它的人已经不多，它存在的意义或者只在于一种风尚的沿袭罢了。我猜想，当父亲看到那座茶亭的时候，一定会想起当年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一定会触动一些慨叹，并让他铭记一份福缘。后来，我发现茶亭文化的印痕果真是深深地烙在了父亲身上。他乐善好施，心怀悲悯，大半生都热衷于修桥补路、捐资赈济，为一筹莫展的村邻出谋划策。这些年，来自麦菜岭的乡亲进城办事，或外出打工，总喜欢在父亲的家里停下，吃顿便饭、住上一晚是常有的事。父亲从未嫌过麻烦，总是热情奉迎。从某种意义上说，父亲的家，于麦菜岭的乡亲，如何不是一座伫立在城里的茶亭？

少年时期，我从麦菜岭出发，去往外婆家，总要在石罗岭的茶亭里作短暂的停留，喝上一碗新鲜的凉茶水。我记得，山顶的那幢旧屋里，曾经住着我远房的姑婆。多年以前，她唯一的儿子去了台湾，从此她便守着老屋和茶亭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她每日挑来山泉水，烧开，放上一些晒干的鱼腥草，供过往路人饮用。这样的凉茶是不收钱的，路人想喝多少碗就喝多少碗。姑婆活到80多岁，算是高寿。人们都说，她一辈子施茶，是行善积德修来的寿年。她死后，就葬在屋旁的山上，依然日复一日地望着那座茶亭。

现在，石罗岭上最后一家人也搬进城了。而我们再也不用徒步穿越荒山野岭，再也不需要他们施舍的凉茶水了。茶亭离我们越来越远，那些用脚力丈量大地的日子也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一条宽敞的公路环绕着石罗岭蜿蜒而下，一些中巴车、小轿车、摩托车终日在公路上盘旋往复，载着来来往往、出出进进、忙忙碌碌的人，还有谁会停下脚步，在山顶的茶亭来一次悠闲的小憩呢？一箱一箱的饮料、矿泉水走进了千家万户，连最偏远闭塞的山里人家，也能拎着色彩鲜艳的橙汁或雪碧回家，还有谁需要去茶亭里喝上一碗好心人施予的水呢？

唯有被茶亭加持过的善念，还在人间一程一程地传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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