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忆记（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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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读书，世上没有包治百病的药。前段时间到昆明住了两天院，随身带了本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证言》，医生护士见我看得入迷，说：“你是读书治病两不误啊！”我说：“对我而言，读书就是治病。”后来，媳妇每晚打电话给我，对话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这么晚了，还在治病吗？”“快了，这页看完就睡了。”几十年了，我一直保持着每晚入睡前都要读一小时书的习惯。读书就是我风雨中的阳光、治伤时的灵丹、静心的栖息所、养性的圣洁地、抗压的硬根基、“我心”的防护服、操守的稳定器、工作的推动力和情谊的润滑剂。

我认为，读书有九个境界：被动式读书，装样子读书，功利式读书，兴趣式读书，自觉式读书，养心式读书，快乐式读书，无字式读书，灵魂式读书。我觉得自己还在养心式读书，即第六个境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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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总是杂乱无章的，这么多年的修炼，再烦乱也能自制有序地面对，即使预想不到的突如其来，也能作为加固心之堤坝的材料，让自己的见识和容量不断增长扩大。我对抗俗世的办法很简单，就是认认真真践行“打脱牙齿和血吞”这句话。

据说，这句话的出处是《曾国藩家书》。于是，买来一套《曾国藩全集》。周末，开始沉浸其中。

曾国藩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我开始站在曾国藩的角度来理解他的坚忍和实干了。曾国藩在得意时埋头苦干，在失意时绝不灰心。他在安慰其弟曾国荃连吃两次败仗的信中说：“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费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徒然自馁也。”曾国藩又说：“物生而有耆欲，好盈而忘阙。”“凡外至之荣，耳目百体之耆，曾使留其阙陷。”

白岩松评论说：“曾国藩50岁的时候突然活明白了，人生最好的境界就是花未全开月未圆。”我今年已经52岁，对人生况味深有体悟。坚韧之余，经常问自己：“对每一次的舛讹都消纳了吗？对每一次的挫辱都主动消化了吗？负重前行的步子依旧坚稳吗？”

《道德经》上说：“反者道之动。”我安慰自己：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循环往复，没有不可逾越的冬天，没有不会来临的春天。人生的旅途，真正的强者应该是这样的：命由我作，福自己求！

曾国藩是一个忠实的封建道统的文人，在他的晚年，拖着病体去处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这是一个非常烫手的山芋，他预料自己可能会死在处理这个案件的任上，遂给子女后人写下了遗书：“余平生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则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之心，则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尚恨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下功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

不得不承认，这个终身抽刀斫水而丝毫不能改变水的流向的人，他的意志是坚强的、心胸是博大的。这个7次参加科考，29岁开始写日记的封建文人，这个差点被兵痞杀掉而又自杀两次不成的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他的最后一篇（公元1872年3月12日，逝世前一天）日记是这样的：“早起，蒋、萧两大令来诊脉，良久去。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围棋两局。至上房一坐。又阅理学宗传。中饭后阅本日文件。李绂生来一坐。屡次小睡。核科房批稿薄。傍夕久睡。又有手颤心摇之象。起吃点心后，又在洋床久睡。阅理学宗传张子一卷。二更四点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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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夏，我第二次阅读《容斋随笔》。洪迈是南宋大学问家，其读书的用功程度，反映到了随笔之中，我不讲对史迹的纠偏和对名家名著的匡正，只撷取《书中用茱萸字》一则，就可见一斑：刘梦得云：“诗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杜甫云‘醉把茱萸仔细看’，王维云‘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学他年少插茱萸’，三君所用，杜公为优。予观唐人七言，用此者又十余家，漫录于后。王昌龄‘茱萸插鬓花宜寿’，戴叔伦‘插鬓茱萸来未尽’，占纶‘茱萸一朵映华簪’，权德舆‘酒泛茱萸晚易曛’，白居易‘舞鬟摆落茱萸房’‘茱萸色浅未经霜’，杨衡‘强插茱萸随众人’，张谔‘茱萸凡作几年新’，耿玮‘发稀哪敢插茱萸’，刘商‘邮筒不解献茱萸’，崔撸‘茱萸冷吹溪口香’，周贺‘茱萸城里一尊前’，比之杜句，真不侔矣。”

一口气列出11位诗人含有“茱萸”的12句诗句，在没有搜索引擎的古代，没有博闻强记的本事，没有用心读书的功夫和定力，断然不可能达此境地。反观我辈，读书用功不足，自觉不够，心志不净，扪心自问，惭愧之至。

《容斋随笔》是一部奇书，全书“搜悉异闻，考核经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遇事之奇者必摘之。虽诗词、文翰、历谶、卜医，钩纂不遗，从而评之。参订品藻，论议雌黄，或加以辩证，或系以赞繇，天下事为，寓以正理，殆将毕载（明人李翰序）”。各自成篇，极便省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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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为什么叫苏轼？查阅了许多资料，都有不同的说法，皆有牵强解读。近日读王水照、崔铭所著的《苏轼传》，说是苏轼从小聪明颖悟，其父苏洵深感自豪和欣慰，但也看出了儿子性格中可能成为致命的特点：豪放不羁、锋芒毕露，故特写《名二子说》以示告诫：“车轮、车辐、车盖、车轸，在一辆车上都各司其职，唯有车轼显得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虽然是这样，但如果去掉车轼，车也就不能成其为一辆完整的车了。儿子啊，我之所以给你取名为轼，就是担心你不知道人生在世，不可以太直露，而应该有所外饰呀！”苏洵的说法，可作一观。

然而，是真人就不会轻易移情改性。纵观苏轼一生，他真挚坦率，光明磊落，不屑掩饰和卖弄，对人对事，无论亲疏，都以诚相待，吐肺腑之言，行正善之事，他的“一肚子的不适宜”和超脱旷达的个性，使他一生命运舛逆，屡遭诬陷贬斥。“这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其心诚其本正其品洁，除了诗、词、文、书法、绘画皆达一流造诣之外，强大的人格魅力也成为影响后人的重要因素。这种崇高的人格涵养与苏轼的卓越不凡的文艺素养，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集诗文书画乐之大成的不世出的大文艺家。

“人间有味是清欢。”一个文人，阅历、学识、修为到了一定程度，要想继续往前走或往上攀登，实现自我突破，就需要胸怀、人格和意志来支撑和推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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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仁者不忧。真是这样的吗？现实中，孔子曾遭受困厄于陈蔡，几被饿死；在匡城和宋国差点被杀，这个“仁者爱人”的大儒，惶惶如丧家之犬。他认为这是礼崩乐坏的结果。2500年之后，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仁者义士始终被尊敬被推崇，但在欲望横流、自我为大的暗流面前，仁者的忧虑往往比不仁之人更甚。不仁之人，把做不仁之事作为乐事，丧失天理地德，习以为常，心安理得，在德治与法治不协和的地方，不仁之人反倒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没有忧虑的，他们往往大法不犯、小法不断，违规违纪、发泄私愤、射暗箭，甚是令人厌恶。仁厚义正的人，势必与邪恶不两立，有斗争才显正其正、邪其邪，怎能没有忧虑忧愁呢？如果仁者强大到无敌这个局面，恐怕是不可想象的。一个自称为仁者之人，如果明哲保身，对不仁不义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就不配称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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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会变的，古今如此。在民间有一出影响深远的戏文《破窑记》，它的主人公原型是宋朝名相吕蒙。这个吕蒙小时就被其父将其与母撵出家门，受尽贫寒窘迫和屈辱，后来高中状元，步步高升，登上宰相之位后，形成了爱喝鸡舌汤的嗜好，他每天为喝一碗鲜美的鸡舌汤，就要杀上百只鸡。《三国志·吴志·吕蒙传》讲了一个从愚顽变为睿智的故事：初，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世说新语》载：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白额虎，并皆暴犯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而处尤剧。或说处杀虎斩蛟，实冀三横唯余其一。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与处之俱。经三日三夜，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竟杀蛟而出。闻里人相庆，始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入吴寻二陆。平原不在，正见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终无所成。清河曰：“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何忧令名不彰邪？”处遂改励，终为好人。北宋的王安石写了一篇文章，叫《伤仲永》。王安石在文中说：方仲永最初通达聪慧，是先天得到的。他的天赋，比一般有才能的人要优秀得多；但最终方仲永变成一位平凡的人，是因为他后天没有接受应有的教育。他得到的天资是那样好，由于没有受到必要的后天教育，变为普通平凡的人；那么，现在那些本来就不是天生聪明的人，本来就很平凡的人，又不接受后天的教育，自己不努力，怕是连普通人也赶不上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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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是最难耕种的，人世间的风霜雨雪与旱涝暑冻比自然界对耕田种地的影响更甚。人要一辈子耕耘好心地，让每一茬都有收获，有时候就得用真情、用生命去守护。放远望去，有那么多心地被撂荒被污染，真令我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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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阴雨连绵，加之烦心事困扰，我的心情也有点阴郁。晚上翻看微信，一个朋友的一段话慰藉了我。他说：世上那么多错人错事，如果我们都去计较就浪费人生了。人生要值得，就要学会忘记和原谅。忘记是为了提纯心境，原谅是慈悲的救赎。放下他人的错，解脱自己的心。走不出自己的执念，到哪里都是囚徒，人生本过客，何必千千结。

要真正达此境界却并不容易。这段时间，我连续读了《王阳明传》《曾国藩传》《苏轼传》，这几个人是我心里的朋友，过去就经常与他们对话，看过他们的传记，像与熟人挚友唠嗑，心里渐渐亮堂起来。这几个人，论才能水平，都是不世出之人，他们面对坎坷而本色不改，面对诬陷无赖却持我本心，放大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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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沈括，大家都知道是北宋的科学家，也是诗人。他不仅有著名的科学专著《梦溪笔谈》，还有“楼台两岸水相连，江北江南镜里天。芦管玉箫齐送夜，一声飞断月如烟”（《夜登金山》）一类好诗。但这人的人品却不怎么样，与同时代的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大家相比，其心性品行就差得远了。正是他在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就想掀起文字狱来构陷苏轼。

苏轼自嘉祐二年进士考试名震京师后，声名远播，尤得神宗喜爱。传说，只要见到苏轼的诗文，即使正在用餐，宋神宗也会立马放下筷子聚精会神地阅读，还会情不自禁地击节称叹：“奇才！奇才！”这就惹得一帮宵小极为妒忌。沈括生于官宦世家，算得上是个官二代，从小接受过良好教育，不应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熙宁六年，沈括受神宗皇帝委派，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出使杭州。临行前，神宗皇帝特让他去看望一下苏轼。打翻了“醋坛子”的沈括到杭州后，专程到苏轼府上拜访，叙旧论交，热络异常。临行前请求苏轼赠送手录近作一册，权作纪念。苏轼心胸坦荡，只当是朋友（诗友）间的常规交往，不便推辞，便加班亲自手录近作一册，以赠沈括。殊不知，沈括回到京城后，就立即对苏诗逐首加以笺注，断词取义，妄加歪曲，硬说苏轼诗词“讥讪朝政、心多怨怼”，把它作为杭州之行的考察报告进呈御览。虽然神宗置之不问，但为李定等人后来演弄“乌台诗案”开了一个丑恶的头，令苏轼差点丢了性命。

苏轼在不同工作岗位上都心系民众、夙夜在公，政绩名望都不错。那些小人要在工作上找他的麻烦是找不到的，就把他的诗词文章随意肢解，贴上“肆其愤心，公为诋訾”“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的政治标签，将苏轼缉拿下狱，使苏轼的身心遭受重创，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后遗症。

历史往往出人预料，诬告者沈括后来的日子也不好过。元丰五年，被贬为均州团练副使。元祐三年，移居润州，建“梦溪园”隐居。宋哲宗绍圣二年，沈括在梦溪园凄凉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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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一生穷困潦倒，他在生命的最后，写下了《风疾舟中伏枕书杯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首诗，我在一个星期日的午饭后读到，读完以后，不能自已，泪流满面，妻子和女儿惊讶不已，以为出了什么事。我什么也不想说，径直走到三楼露台，看苍云飘逸，冬景凉寂。想到杜甫在大历五年（公元770年）的冬季，拖着病躯伤心，带着一家八口（一儿一女已被饿死），从长沙乘船往岳阳，在洞庭湖风疾遽发，半身偏枯、卧床不起，自知命将不久，妻儿独苦无依，国家千疮百孔，提笔写下了这人生的最后一首诗。其困厄窘迫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

轩辕休制律，虞舜罢弹琴。

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

圣贤名古邈，羁旅病年侵。

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见参。

如闻马融笛，若倚仲宣襟。

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

水乡霾白屋，枫岸叠青岑。

郁郁冬炎瘴，蒙蒙雨滞淫。

鼓迎非祭鬼，弹落似鸮禽。

兴尽才无闷，愁来遽不禁。

生涯相汩没，时物自萧森。

疑惑尊中弩，淹留冠上簪。

牵裾惊魏帝，投阁为刘歆。

狂走终奚适，微才谢所钦。

吾安藜不糁，汝贵玉为琛。

乌几重重缚，鹑衣寸寸针。

哀伤同庾信，述作异陈琳。

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

叨陪锦帐座，久放白头吟。

反朴时难遇，忘机陆易沈。

应过数粒食，得近四知金。

春草封归恨，源花费独寻。

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

瘗夭追潘岳，持危觅邓林。

蹉跎翻学步，感激在知音。

却假苏张舌，高夸周宋镡。

纳流迷浩汗，峻址得嶔崟。

城府开清旭，松筠起碧浔。

披颜争倩倩，逸足竞骎骎。

朗鉴存愚直，皇天实照临。

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

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

畏人千里井，问俗九州箴。

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

葛洪尸定解，许靖力还任。

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

这首诗是奉呈亲友的绝笔，在忧困异常的舛逆之中，他如道家常却又满含血泪。黄庭坚说杜甫作诗无一字无来处。此诗引经据典多达二十几处，却丝毫没有堆砌和生硬之感。明事暗使，隐事显使，令人不觉，如撮盐水中，饮水乃知咸味，充分体现出杜甫深厚的学识和艺术修养，忧国忧民忧妻儿奉亲友的高洁胸襟，令我震惶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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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阅读的《暗径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的，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张建华教授写的《布宁与他多维的文学创作》这篇论序中有这样一段话：“如同歌德所说，布宁的诗是‘处于低处现实领域得以提升的诗’。就是说，他通过写诗来实现对现实生活和人生经验的超越与提升，实现‘思’与‘诗’的交相辉映，从而完成对生存困境的诗意突围。”张建华老师是国内研究俄罗斯著名作家伊凡·布宁的知名学者，我认为此处有错谬之笔：德国大作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832年3月22日就已去世，而伊凡·布宁是1870年出生的，虽然8岁就开始写诗，但到1887年才开始发表诗作，直到1892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在露天下》。歌德死时布宁还没有出生，他怎么会评论自己死后50多年才问世的布宁的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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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叠在一起掂了掂，分量挺重的。陀氏死于1881年，2021年是他逝世140周年的纪念日。为了表达对陀氏的敬意，我利用周末读了纪德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纪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熟知程度，让我非常感慨。要了解熟悉一位作家，就要深研这位作家的家世、学程、履历、作品、性格、思想等，我认为，纪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认识，已经达到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程度。这是两位大作家一次跨越时空的心灵交流。

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坎坷，在要被枪毙前的几分钟被改判为流放西伯利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几封信。在他写给其兄长的信中，不是要钱就是要书。有了钱，才能抵御随意可能降临的死亡；有了书，才能让谦卑的灵魂更加强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严酷的环境中读的书很杂，文学、哲学、自然科学、神学和社会学的书籍，他都读得津津有味。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国内生活得很落魄，他不仅好赌，而且身患癫痫病。到国外旅游，才发现自己对祖国的感情是那么深厚。陀氏是个具有多面性的人，他的作品沉凝厚实，要边读边思考，才能体会其作品的伟大。在此，引两句陀氏的话共勉：

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对具有高度自觉与深邃透彻的心灵来说，痛苦与烦恼是他必备的气质。

作者简介

李长平 1969年2月生，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人，现在双柏县工作。多年在基层用脚步丈量山水，用心行走村寨，白天走、看、干，夜晚读、写、想，繁忙而充实，闲暇之余，一直坚持读书写作。目前，已在《人民文学》《诗刊》《人民日报》发表过诗歌，在《中国青年报》《散文选刊》上发表过散文，出版诗集《与一座山喝酒》、散文集《人生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