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淌在血脉里的根性写作

彝族是个古老的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和历法，文化积淀厚重，作者从族群深处承接下的众多文化元素，被他的创作文本大量吸纳，由此，作品的创作风格充满民族性和生命活力。吕翼的小说，我基本都读过。因为同是彝族的身份，他的作品总让我倍感亲切。他也是目前为止，我跟踪作品而写评论最多的作家。从之前的《风过杨树庄》《疼痛的龙头山》，到《寒门》《岭上的阳光》《比天空更远》等，所有作品都没有离开他的母族，以及族群心灵图景或灵魂寄居，小说集《马嘶》同样显示出这一写作特点。

小说集《马嘶》的创作范围涉及彝村、乡间民俗、金沙江流域、乌蒙山脉及县级官场，作家的民族性体现浓重而深厚。通读全集6篇小说，其中，《冤家的鞋子》《马嘶》为历史题材，应算为上下篇承接关系的小说。民族特性与地域特色，造就了整个故事的起因与发展。历史上，彝族确实有抢亲的风俗。所以，小说的开篇是彝族汉子乌铁骑着他最心爱的，名叫“马老表”的枣红马，把汉族姑娘开杏抢走。这两篇各有侧重、总情节描述的作品，从开杏对乌铁的怨恨，到无奈再到接受，叠加成一双纳好的布鞋的最终归属而层层展开，并在这个起因中完成了上下承接的故事延续。这两篇作品没有“去历史化”，启用了抗战时期的大背景环境，引入滇军各民族子弟参与抗日的历史元素。这个情节线的设计，使作品的精神构建变得高贵而悲壮。吕翼凭借自身的民族认知，准确地把控地域文化内涵，从历史的角度切入，建立了族群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共生体系。作品的根性写作还体现在《冤家的鞋子》的结尾，从战场九死一生返回且失去了双腿的乌铁，面对要给他穿鞋的开杏，颤抖了一下说：“没有必要了，算了吧。”《马嘶》的结尾是，见到开杏的初恋，即将奔赴陕北的汉族青年胡笙，乌铁说：“开杏，把你做的那双鞋给他吧，只有他才配穿！”战争与民间的融合描写，将边地民族原始记忆中壮美的血性，彝族汉子的硬朗和柔情与愧疚，坦荡荡直呈于文字间。吕翼说过，他的写作，是将民族的精神张扬和重塑。一位彝族作家，迸尽全身的温度，塑造这样的同族男人，他对族群的热爱，毫无掩饰地表明是源于根脉。

少数民族作家与族群的联系，是一种与生俱来、深植骨髓的精神牵绊。作为金沙江流域土生土长的彝族作家，吕翼的写作是留在族群中的写作。尽管他已在城市生活多年，但是他的创作界面是基于乡村族地诠释中的延伸。他的作品诉求，仍然是从现实和精神的原乡向外行走。

彝族传统的家支习俗和毕摩文化对吕翼产生的影响，在他本集小说中均得到展现。如，人去世，要请祭司念消灾经、指路经、取魂经；家族支系间的追杀，称为打冤家；彝族不与外族通婚；出门前，要杀鸡看卦；毕摩和苏尼，可以作法等。吕翼的民族意识与其生活的乌蒙山脉密不可分，对族群的往昔和现状的反思，作为作品的基础底色，吕翼系列小说也给予了此类释放。《逃跑的貔貅》《来自安第斯山脉的欲望》《命定的石头》《割不断的苦藤》都是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前三篇讲述了普通彝族村民不同的故事。这份族群情怀和立场，是一种流动的血脉，在人物塑造的选择中，常以成年男女来体现。如《逃跑的貔貅》中的舍且和芬芳；《来自安第斯山脉的欲望》中的二娃、卓雅和格布；《命定的石头》中的觉布和阿枝，马宽与英姿。这些人物表面是族人外化的形式，但实质是内化了。外在，以经济至上的价值观，在改变着彝人淳朴的内部视野。社会的现代进程，商品经济取代了祖辈流传的自然经济，理智与非理智的行为方式，使族人的世界观发生着改变。明清思想家王夫之有言：“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吕翼正是清楚全面的“所以然”，所以他作品中人物及故事必然没有离开族地，必然是在乌蒙大地上艰难生存的生活原型。他们在现代进程中迷茫和迷失过，但是，不管过程如何，都依然保持着顽强努力的内心，保存着族性中的尊严。《割不断的苦藤》很有官场小说的味道，充满忧患意识及悲悯情怀，主要人物以悲剧结束，写作风格也较以上几篇小说略有不同。民族成分弱化，人物、语境、言词、情节脉络等，铺陈了官场中的拘谨和小心翼翼。苦寨里，吃百家饭长大的辛苦，官至副县长，最终因权力产生的傲娇，让他忘了他为苦寨割去苦藤的初心，终了只好自己作了了断。这部小说的根性写作转向以传统叙事的形式拓展，与审美传统和审美习惯紧密相连。文学是人学，源于根性的文学，依然是把人性、道德伦理放在审美关照下进行的。

无论历史或现实，吕翼作品的现场和在场，必置于族群人物、地域风物里，而人物与风物必相互照应、互相渗透。作家有意将人物和风物放置于乌蒙山水中这个整体加以考量，几个故事的人物塑造就体现出了时代背景的庞大影响。

莫言称，乡土是他的根；同样，族群也是吕翼的根。 吕翼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觉，他的彝族身份强化出了他独有的民族眼光和民族意识。写作中，他一直保持着深扎的状态，所以，他的文字行走是有根的行走，写作也是根性的写作。小说集《马嘶》没有停留在族性层面的猎奇上，而是深入族群的内部，以特有文化背景推动全体作品的进程。

作者  师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