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那一抹光芒——红色史诗（上）

乌蒙山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磅礴的乌蒙群山经过数千年数万年乃至上亿年的成长，成为屹立在祖国西南大地上的一个神话。你能感觉得到，乌蒙山仰之于天，聚天地之灵气，如雾如水，把大树的枝条当作血管，粗壮的树干当作动脉，从参天大树的顶端，自上而下，集中于根部，又循着盘根错节的根系深入地下，渗入泥土，化为一滴水，凝成一汪泉，掬出一条条小溪，又从不同的山不同的岭聚拢来，先是小河，接着是大河，比如洛泽河、流沙河、赤水河、白水江，分头流进金沙江、乌江、长江，最后流向大海，流向世界。

扎西河就是这样一条小河。它从马牛光沟流来，从小坝流来，从后山流来，发源于九条不同的小溪，因而曾有过一个九龙溪的名字。因为这些溪流来自乌蒙山的崇山峻岭，经过扎西这个坝子，人们更多地称她为扎西河。在赤水河的上游，扎西河算不上大河，她的身段很苗条，也很娟秀。但这条小河却有其与众不同的地方。因为，这条小河也曾掀起惊世骇俗的滔天巨浪，用她特有的方式讲述着乌蒙山的故事。

威信水田鸡鸣三省纪念碑 任正银  摄

乌蒙山的故事，有点像中国的历史，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时而舒缓，时而长吟。绵延了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其间，有高峰，也有洼地。限于本文叙述的重点，我们省略了清朝以前长长的一段，而从清中叶以后的历史讲起。

历史的进程与道路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历史会有许多风云变幻。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干预和八国联军的入侵，或许，大清王朝会以一个世界最强大的帝国姿态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但历史没有或许，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对没落的中国封建王朝进行了抽丝剥茧。很快，这座老屋子的瓦片悉数掉了下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割据，战乱纷纷，中国这艘无敌战舰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考验和阵痛。

要想建设一个新世界，必须打碎一个旧世界。幸运的是，1848年之后在欧洲萌芽的共产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意外地成为拯救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次机遇。1921年7月，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大地上奇迹般地诞生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而且，这个政党以及她所领导的军队，从一开始就怀揣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得到了最底层的工人阶级、劳苦大众的信任。中国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而这时候，位于乌蒙山以西的扎西，还名不见经传。从历史的层面看，扎西太年轻了，年轻得让你无法相信。扎西这块土地，应该与地球同在，只是人们给它贴上的标签不同，甚至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根本没有标识。从两合岩新石器时代化石的出土可以看出，扎西这块土地很早就有人类生存，至少可以追溯至春秋时代。扎西本来是一个地名，隶属于威信县。但威信县析置较晚，扎西更像一块飞地，明代，属于芒部府的落角利地区；清朝置威信长官司、威信州判；1913年设威信行政委员公署；1923年，公署从旧城移至扎西办公；1932年4月，威信行政委员公署改为威信设置局，1934年8月8日，改设威信县。从上面略显干涸的叙述可以看出，直至1923年，扎西因为行政管辖和办公需要，才第一次出现在正史上。可以判断，那时，藏在滇东北乌蒙群山里的扎西，还没有意识到，一个历史的重任即将落在它的肩上，而它的名字很快就会出现在天下人面前。

花房子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室。 曹阜金 摄

历史注定给扎西一个特别的出场。这个出场的时间安排得那么急促，那么匆忙，以至于扎西还来不及作任何准备，任何矫饰，任何打扮。

关于扎西会议的故事，还得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讲起。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同样走得步履蹒跚，先是组织发动工人运动，接着与国民党合作，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经过北伐战争以及大革命的洗礼后，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在唤醒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斗争的基础上，还必须通过武装斗争来革命，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于是，1927年8月1日，在南昌打响了反对敌人的第一枪，接着发动了秋收起义，并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大革命后，军阀混战与割据的状态有所缓和，而代表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却被国民党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蒋介石指挥几十万大军，向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和红军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在江西、福建、安徽、湖南、广东等红色根据地，党和红军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我们的反“围剿”都粉碎了敌人疯狂的进攻，取得了胜利。但是到了1934年下半年，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以及博古、李德尊崇的单纯防御路线、阵地战、堡垒战，还有错误的军事指挥，党和红军已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1934年10月，从江西瑞金传出信号，一次举家大搬迁战略大转移在所难免。

红军长征正式开始了。而扎西也正是因为这支军队长征途中的经过与停留，猛然间被推到历史的前台。

这支军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游客参观花房子会议旧址。 任正银 摄

但在当时，时任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后来成为党和红军领袖的毛泽东却一无所知，他还在江西于都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做群众工作。当1934年10月，8.6万红军从江西等地向西开始转移的时候，毛泽东也被通知一起转移。

站在今天，可以自豪地说，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年，处于洼地的中国的命运迎来变化的机遇，一批拥有相当数量的大无畏大智慧的共产党人，把中国从洼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拯救出来，引领中国走向独立，并一步一步地走向世界的中央舞台和历史的高地。

但1934年距这个高地还很远，甚至有些遥不可及。1934年11月底12月初的湘江战役差点让这点希望化为泡影。在广西全州县和兴安县，红军遭遇了战略转移以来最严重最惨痛的一战。由于惊惶失措的逃跑与搬家式的行动，军队、机关、群众、家当、造币厂全部一并带上，行动速度相当迟缓，这给了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可乘之机。“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湘江一战，血流成河，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

红军从江西出发，目的地是到湘鄂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那里是中央苏区之外全国最大的一块红色根据地。红军的意图太过于明显，蒋介石指挥着十多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吐着毒焰，向着红军追了过来，到了广西湖南交界，包围圈越来越小，越收越紧。党和红军的命运处于极度危险的时刻。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湘江战役后的关键时刻，毛泽东站了出来。在通道，提出转兵，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不只是改变这支大军前进的方向，某种程度上，是改变了中国前进的方向。而红军已经从最初的战略转移，变为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长征。在前往贵州的路上，毛泽东与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张闻天不断交换着意见。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召开遵义会议，对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情况进行认真总结和分析，批判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生死攸关时刻改变了党和红军的命运，成为伟大的转折。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这是毛泽东在经历几次起落后再一次站在党的最高领导层。

遵义会议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方向，那就是北渡长江，到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按惯例，遵义会议还有一些重要议题需要研究决定。比如，政治局常委确定后，谁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权力如何移交？与全国其他红色根据地及军队失去了联系，怎样进行统一指挥？在军事指挥上，撤销了“三人团”，毛泽东进入军事指挥最高决策层，但真正起核心的人物是谁？

庄子上会议旧址全貌。 郑方星 摄

国民党并没有给红军更多的喘息之机，多路大军逼近。红军不得不离开遵义，向川南进发。在土城，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但土城一战的失利和红一军团在赤水、叙永的攻击受阻，中革军委决定一渡赤水，改从古蔺、叙永向云南境内的扎西地区集结。

这是扎西的第一次出场，也是一次历史意义上的亮相。

同时，由于敌人的逼近与影响，遵义会议未完成的重要议程或者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都需要党和红军在新的征程中来解决。

或许，这需要选择一个时机。

这个时机终于来了。

1935年1月下旬，中央苏区局势非常严峻。项英多次致电博古（秦邦宪）、朱德、周恩来。1月30日，电报报告必须改变斗争方式，“变动中央给我们的任务，只有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能执行”。2月1日电，“屡电谅达，无一指示，令人不解。中区环境日益紧急，迟延不决是最有害的……” 2月4日又电，“中央与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请中央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2月5日，项英以中央分局名义再次致电中央，“对各个苏区的领导，以后成大问题，如何解决。”“以上请立复。迟则情况太紧张，则愈难。”从行军电报与众多记录来看，1月30日后，中革军委纵队进入川南地区，31日宿铁厂，2月1日驻马蹄滩，2日驻摩泥，3日与4日驻石厢子，5日进驻云南水田寨附近的花房子。

2月5日，中央苏区终于收到了中央书记处的回电，“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的问题。……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这说明，2月5日这天，中央召开了特别重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

有专家认为，可能正是中央苏区接二连三催复的电报，推动了张闻天（洛甫）、周恩来与常委沟通，找博古谈话，开诚布公地要博古交出手中的权力，也就是象征权力的印鉴与挑子。从而，最终促成了这次中央最高领导人权力的交接。

那么，被认为最重要的“博洛交接”的时间、地点以及过程是怎么回事呢？

镜头被拉回到1935年的早春。那个早春，扎西地区还是雨雪交加，寒意逼人。

2月4日（正月初一），军委纵队继续驻叙永石厢子。先头部队（红五军团）进入威信水田寨，并沿赤水河经蚂蚁渡（今属水田镇河坝村）渡口进入河口（原属石坎乡，今属扎西镇河口村）。

2月5日（正月初二），拂晓，一路穿着鹅黄色军服、戴着红五星帽子的军队从叙永的石厢子出发，这是红军的军委纵队。天气并不好，小雨，“鸡鸣三省”一带的山峦隐隐约约，面前道路泥泞，山里的小路被踩得体无完肤，遇到爬坡的地方，差不多是走两步退一步。就这样，大队人马经史里、陇杠、坛厂、水潦，用时六七个小时，行约60里路，终于前行至云南四川两省交界的关口坳。下午四时左右，至水田寨，滇军两个独立营见红军到来，龟缩在两座碉楼里阻击，子弹飞过，落在百米开外的山坳里。红军纵队无心恋战，一边攻击碉堡里的敌人，一边从右面绕过水田寨。又用了两三个小时，绕了3里多的小路，晚七时，到达水田寨附近的花房子。当晚九时三十分，朱德发电给林彪：“军委一梯队今到滇境之水田寨，滇军一部守老堡与我对峙，明拟续向扎西前进。”十时，朱德又给林彪发电，要求在长宁、扎西大道以西地域集中。

扎西会议纪念馆 曹阜金 摄

途中发生了什么？除了行军，一是中央又接到了中央苏区要求紧急回电的电文。周恩来将此电文内容报告了路途中的各位常委，指出不能中断对全国革命的指挥，并提出必须尽快以中央的名义给中央苏区复电。但是，印鉴还在博古手里，由谁来决定以中央名义发电也需要组织作出决定。战争形势的需要，工作的需要，及时召开常委会研究已刻不容缓。

十万火急的军事电文，使周恩来成为这次政治局常委会的主要策划者。从后来若干领导人的回忆看，洛甫事前主动与毛泽东提出了要变换党的总负责人的想法。毛泽东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恩来。按照洛甫的意思，周恩来在会前与其他常委交换了意见，进行了酝酿，提出了初步的想法，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2月5日傍晚七时左右，中央纵队到达水田寨后，马上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在水田寨一座郑姓人家的房子内举行，那座房子的屋门、窗、板壁上均雕刻有花草虫鱼鸟等图案，当地人称之为“花房子”。毛泽东、洛甫、周恩来、陈云、博古围在两张四四方方接起来的八仙桌旁，桌上的马灯在夜里显得格外明亮。周恩来主持会议。首先提出常委的分工问题。周恩来说：“各位常委，当前的形势十分复杂，原来我们要北渡长江，但川军前堵后追，不让我们过去，我们只好到云南的扎西地区集结。但下一步怎么办？红军应该到哪儿去？必须研究确定，而且中央苏区多次来电，要求明确下步的行动方向。从遵义过来，已经将近20天了，我们对其他根据地还没有明确的指示。必须恢复中央对中央苏区以及红二、红六军团等全国根据地的指挥了，但谁来执行中央的决策？遵义会议只是确定了常委，还没有具体分工，是时候对常委的分工进行明确了。”洛甫托了托黑边眼镜，率先发表意见：“各位常委，你们都看到了，广大红军指战员都亲身经历了反对敌人的第五次 ‘围剿’，也经过了湘江战役，红军损失很大，之前的教训是惨痛的，我们都有责任，但主要的责任还是博古同志的错误指挥。我个人的意见，博古同志不适合再继续负总的责任了，常委中由谁来接替，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周恩来说：“在打仗方面，泽东同志最有办法，从湖南过来的战略是对的，说明泽东同志的办法是管用的，我看可以让泽东同志来挑这副担子。”陈云说：“恩来同志的话有道理，如果没有通道会议上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党和红军现在是什么情况，真的不敢想。我同意恩来同志的意见。”坐在八仙桌右侧的毛泽东吸了口烟，不紧不慢地用那口十分地道的湖南话说：“我看，这副担子是太重了，我毛泽东现在还挑不起哟。我的意见呀，洛甫同志能总揽全局，发扬民主，团结同志，久经考验，大家都是看到的，变换党的领导人，这是大事，而且洛甫同志曾留学苏联，如果今后共产国际过问起来，也好交代。我建议党的总负责人还是由洛甫同志来做比较合适。”周恩来见毛泽东推辞，就转过来对坐在中间的洛甫以及对面的陈云同志说：“洛甫同志，根据当前的形势，我和泽东同志主要负责军事，党内的工作还是请你把担子挑起来，做一段时间再说。”陈云表示赞同。洛甫听了后略为停顿，慎重表了态：“既然大家信任，那我就暂做一段时间，关于泽东同志的分工，鉴于当前严峻的军事形势，请泽东同志继续帮助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说：“博古同志还没发表意见呢。”坐在对面的博古不置可否，脸上表情呆滞，藏在眼镜后面的双目有些散乱无神。他说：“既然大家的意见一致，站在党员的角度，我个人服从组织的决定。”然后叫来机要员，将装有中央印鉴和重要文书的挑子当即交给了洛甫同志。洛甫接过挑子，不紧不慢地说：“按照大家的意见，我暂且先接过这副担子，我挑不起的时候，大家要一起来把这副担子担起来。”周恩来最后作了总结：“集中各位常委的意见，决定由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毛泽东同志协助我指挥军事。”政治局常委会就在这细雨如丝的花房子顺利结束了。 （未完待续）

曹阜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