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模出乌蒙 精神照后人（下） ——追忆为革命献身的先辈们

马冰清（1909-1979）

马冰清的一生充满传奇、坎坷，不论在顺利时，还是逆境曲折时，她对党始终忠诚坦白，对革命事业无私奉献，对共产主义信念矢志不渝。马冰清的成长，正如她所说：“我的人生观的树立、学业的进步，都与德三的熏陶教育分不开，他是我的同志、良师、益友。”马冰清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云南妇女解放运动史的名册上。

马冰清，女，1909年出生于昭通市盐津县，1927年4月组织成立“云南妇女解放协会盐津分会”，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滇东北妇女运动的先驱，昭通第一个共青团支部书记。在革命活动中，她曾得到周恩来的亲切关怀。

1930年1月，经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介绍，马冰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在协助王德三抄写文件、起草宣传稿件的过程中，他们的感情得到升华，一致的革命信念和追求最终使他们成了革命伴侣。为了革命的事业，为了普天之下劳苦大众的解放，新婚燕尔30余天，王德三就离开妻子前往铁路沿线组织发动武装斗争，谁知这一去竟成了他们的永别。

就在王德三离开昆明，马冰清深居隐蔽时，团省委、省委机关先后出现叛徒。昆明市内芭蕉巷、梅园巷、小东门城脚三处省委机关及三转弯省委军运机关被查抄，大批党员被捕。一时，白色恐怖笼罩昆明，马冰清也未逃脱敌手。敌人想从马冰清身上打开情报缺口，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就对她进行威逼利诱，许以荣华富贵，不成就对她刑讯逼供。身怀有孕的马冰清面对敌人的淫威恐吓，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拒绝写口供。国民党经过两个多月审讯，始终得不到共产党的秘密情报，就以“共党罪”判处马冰清7年零2个月徒刑。马冰清被戴上脚镣，投进模范监狱。对于真正的共产党员来说，无尽的折磨、摧残，只能使人更加坚强。马冰清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她和伏瑞珍等共产党员一起，利用放风和看守不严的机会，秘密联络狱中战友，给“犯人”讲革命故事，教大家唱歌识字，宣讲革命道理。一曲《铁窗风味歌》激励着战友苦中作乐，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冰姐。

马冰清思念着组织，组织也时刻关心着每一个坚强的战士。省委宣传部部长、代省委书记张经辰当即采取紧急措施：一面设法布置全省党的工作，一面调查被捕同志在狱中状况，秘密传送生活用品。马冰清通过夹放在生活用品里的密信，感受到了党的温暖、人民的重托，这位上刑都不曾落泪的女强人，眼睛湿润了。

1930年11月19日，王德三离开昆明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途经安宁长坡时，亦遭敌人逮捕。王德三想到自己可能要先于马冰清被敌人杀害，就在狱中给她写了遗嘱，鼓励安慰她：“人生终有一死，死有重如泰山，有轻如鸿毛，为劳苦大众而死是光荣的。”牢房里的吴澄把自己最心爱的一件毛衣送给了即将分娩的马冰清作纪念，激励战友“要以百倍的勇气和敌人斗争，敌人摧残我们，要我们死，我们就要想办法不让他们摧残，争取活。”在吴澄的组织领导下，狱中“难友”更加团结，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马冰清为表达对战友的关心和对革命的赤胆忠心，绣了一对枕套带出狱外，上面题词：“高戈利斧无他赠，卿把粗针献赤心。”12月31日，王德三、张经辰和李国柱、吴澄夫妇四位省委主要领导人在昆明地台寺英勇就义。至此，中共云南地下党省委完全被破坏，分散在各地的党组织和党员失去了与省委的联系。就在王德三牺牲后没几天，他们苦命的孩子纪中在牢房中降生了。面临亲人牺牲、孩子降临的困境，马冰清产后受寒，高烧40余天不退，身体、精神受到极大摧残，经多方努力，得以保释就医。在浦卓琳（后为邓小平夫人）、浦代英的精心护理下，病情稍有好转，她又被国民党投进监狱。

敌人到最后也没弄清马冰清的真实身份。1933年，国民党迫于民主力量的压力，对政治犯进行减刑，她才得以出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她什么都可以不要，但不能没有党组织。当得知中共云南临时工委已于1935年11月恢复重建后，她多方寻找，终于与省临时工委委员李剑秋接上了头，按党组织的指示，她一直履行着入党时的誓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谢黎（1919-1981）

谢黎，女，又名罗文英，1919年10月出生于昭通市巧家县，曾在湖南省湘潭县协助华国锋工作，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市长。华国锋评价谢黎说：“谢黎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妇女干部。”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全国妇联第一副主席的邓颖超问谢黎：“你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居然把市长工作做得这样好，那些男局长听不听你的呀？”谢黎不假思索答道：“我说得对，他们就听，说得不对，他们提出来，我就改正。”一席话，使得邓颖超对谢黎颇为赞赏。邓颖超在繁忙的工作中，给谢黎写了两封信，诠释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并对如何学习提了要求。

1931年，谢黎考入云南省立女子中学期间，曾写过《妇女运动与社会革命相结合》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昆明各中学以上学校学生组织游行声援北平，她被选为昆华女中学生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成立云南学生爱国运动会。1936年1月1日，云南学生爱国运动会领导5000多名爱国学生在光华体育场集会游行，高举“云南学生爱国运动会”巨幅横标，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浩浩荡荡地走过昆明市区的主要街道。由于她思想进步，在社会活动中表现突出，被国民党云南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后经巧家旅省同乡会多方营救获释，仍继续从事爱国活动。

1938年8月，考入云南大学化学系学习的谢黎，经同学、地下党员龙文池介绍，他们一行三人一路摆脱国民党特务追捕，从昆明到重庆，找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经介绍辗转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秘密安排下，他们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谢黎于同年10月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在延安，为表达对新生活的向往，同时为纪念母亲，她将自己罗文英的名字改为谢黎。1939年3月19日，经张帆、毛蓬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鲁艺毕业后，先后被调到抗大东北干部训练队、晋察冀军区工作。1940年春，她到达晋察冀军区卫生部，任政治处青年干事、民运干事、四连和柏华制药厂党支部书记。因工作积极、热情、能吃苦、工作深入，被评为模范党员和模范干部。1942年夏天，她被调往晋察冀二分区工作，任政治部及卫生处宣传干事。

1943年春，谢黎由部队调至地方。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春，任中共平定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中共盂县县委副书记。她于1949年3月南下，任南下区党委郑州留守处副主任兼副书记。1950年后，历任中共湘潭县委副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调配科科长、文教干部处副处长。1954年后任河南省洛阳市副市长、常委副市长、河南省教育厅常务副厅长、洛阳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洛阳市委副书记等职。

孔宪章（1913-1989）

大型革命历史回忆录《红旗飘飘》，生动记述了孔宪章炸毁敌人暗堡的英雄事迹，他被誉为“爆破英雄”，荣获“毛泽东奖章”。

孔宪章，1913年3月28日出生于昭通市大关县，195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四平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任过班长，立大功三次，是三等残疾革命军人，1954年2月复员回乡。他一直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对其英雄事迹严格保密，默默无闻参加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984年2月，大关县民政局将年逾古稀的孔宪章接到敬老院。1989年7月10日，孔宪章因年老伤病复发逝世，终年76岁。

1949年1月，东北野战军取得辽沈战役胜利后，遵照中共中央、毛主席的命令，发起了平津战役中的天津攻坚战。孔宪章随部队参加战斗，被编入实施爆破、突击任务的“尖刀连”。总攻之前，全连指战员在炮兵掩护下，进行了22次爆破，把敌人纵深50多米的层层地堡和障碍物炸开一条宽大的通道。正当爆破手欢庆胜利之际，两侧伪装巧妙的两个敌人暗堡又用猛烈的火力封锁住刚开辟好的通道。

此时，大部队马上就要发起总攻，情况万分紧急。平时练就一身过硬爆破技术本领的孔宪章和另一名年轻的战士王九维挺身而出，向连长牛海泉请战担任爆破手，连长紧紧握住他俩的手说：“你俩是我们尖刀连的尖刀，马上抱上炸药包出发，我组织火力掩护，相信你们在总攻前一定能把这两个乌龟王八窝炸掉！”两个年轻战士抱着炸药包，冒着枪林弹雨，机智勇敢地向各自爆破的暗堡扑去。片刻之间，只听两声巨响，暗堡被连根拔除，为主力部队总攻扫清了障碍。孔宪章和王九维获得最高奖励“毛泽东奖章”各一枚，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号召全军向两位英雄学习。

费炳（1909-2000）

费炳，1909年2月出生于昭通市（昭阳区），是昭通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中共昭通支部党员，曾任中共云南临时工委、中共云南特委（工委）委员、常委、书记等职，为恢复重建云南和昭通地下党组织，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8年1月，中共云南省临委派党员到昭通发展党员，建立了昭通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昭通支部，费炳成了四名党员中的一员。中共昭通支部成立后，对当前党的工作进行了研究，认为紧迫的工作一是发展党员壮大组织，二是搞好学运扩大影响。根据省临委用密信传来的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省临委《关于加强农村工作的决议》，中共昭通支部调整了工作思路，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在昭通县城郊石头塘费炳家住地一带深入村寨串联贫苦农民，举行“团结起来废除地主剥削制度，使农民吃饱饭、穿暖衣，过上好日子”的宣传活动；成立“农民联合会”，建立农村工作据点，发展会员300余人，使得农民运动在昭通得到蓬勃发展。

1930年，经中共党组织批准，费炳考入国民政府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八期学习。不久，因叛徒出卖，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无法与云南党组织取得联系的情况下，费炳结识了由进步军人组织的秘密读书会会员吴懋德，提出要寻找共产党组织的想法。毕业回到昆明的费炳，想方设法与在上海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同学吴懋德取得联系，表示革命意志如初，再次托其寻找党组织。1935年9月，吴懋德经中央特科指派，改名为李浩然来到昆明，与费炳接上了头。李浩然和费炳随即展开了恢复重建云南党组织工作，首先与中共党员张永和、马冰清等接上了组织关系，发展费炳培养的进步青年李剑秋、任灿光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以李浩然任书记的中共云南临时工委，费炳任委员，负责组织兼军运工作。1937年6月，鉴于“西安事变”后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李浩然回上海汇报请示工作后留上海，费炳接任中共云南临时工委书记。

在费炳的领导下，云南临时工委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和抗日救亡运动，秘密出版革命刊物《火山》，刊登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昆明，云南临时工委组织昆明学生游行、请愿，秘密成立“云南省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及分会，采取措施建立和恢复全省基层党组织，扩大党员队伍。在此期间，中共中央长江局派马子卿为巡视员来到云南巡视，将云南临时工委和昆明党支部合并为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费炳为委员，负责军运工作，原云南临时工委的《南方》作为特委的公开刊物。

1939年4月，特委改工委不久，费炳接任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6月，中共中央南方局为加强云南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对省工委作了调整，费炳改任常委，负责组织、军运等工作。昆明第五分校建立中共地下党支部，费炳任书记。9月，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派费炳到昭通招收学生，费炳以合法身份，介绍昭通的进步青年吕耘艺、李立昆、李祥荣（李德仁）加入中国共产党，恢复重建了昭通地下党组织。

1940年10月，国民党五分校派费炳到重庆中训团学习，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马子卿指示费炳借机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汇报请示云南工作。1941年1月，叶剑英、周恩来先后在红岩村听取费炳汇报，周恩来分析了“皖南事变”后的国内国际形势，指示云南党组织应遵照党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必要时南方局派人来云南联系。中共云南省工委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调整了工作思路，改变了工作方法，为云南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作了各方面的准备。

李灶鑫（1923-2005）

李灶鑫，抗美援朝功臣。1923年8月出生于四川省荣县，1949年1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4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三次荣获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勋章，历任班长、排长、连长、团作战参谋等职。1966年4月，李灶鑫从部队转移到昭通行署财经委工作，1984年7月从昭通五交化公司批发站保卫科科长职位上退休。

1950年12月23日，李灶鑫所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继续向汉城以南地区推进途中，与敌人遭遇。李灶鑫奉命率领战士们抢占一个高地，与一个排的敌人展开战斗。激战中左肩中弹，他强忍着剧痛命令战士们：“不要管我，守住阵地”，指挥全班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战斗非常激烈，敌我伤亡都很大，渐渐地，阵地上仅剩李灶鑫一人了，他咬紧牙关，来回穿梭在战壕里，用手榴弹炸死窜到阵地的4个敌人，用机枪封锁住敌人进攻，在友邻部队支援下，守住了阵地。战斗结束后，李灶鑫被提升为代理副排长。为表彰他在战斗中的功绩，1951年1月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为他记大功一次，授予“抗美援朝功臣”称号；2月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他三等功勋章一枚。

1951年2月14日，为粉碎敌人企图将中朝人民军队击退到“三八线”以北的阴谋，李灶鑫奉命率领一个排防守汉江以南287高地，掩护大部队转移布防。翌日清晨，战斗打响，敌人先头部队一个排向阵地袭来，后续敌人在飞机掩护下，对287高地形成包围。顿时，阵地上硝烟弥漫，土石横飞，烈火燎原，部分战壕掩体被炸塌。李灶鑫沉着应战，指挥战士们13次打退敌人的进攻。突然，一架敌机俯冲下来狂轰滥炸，李灶鑫左手和右腿四处受伤，血如泉涌，当即昏倒在地。全排指战员顽强地阻击敌人，与相邻阵地的战友一起牵制了敌人一个团的兵力，胜利完成任务。为表彰他的功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于1953年3月授予他三等功勋章一枚。

李灶鑫回国治疗，伤势基本痊愈后，再次踏上抗美援朝征程，被提升为副连长，驻防朝鲜长铺岛，先后参加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和其他一些防御作战，历经数次战斗，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1955年2月1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第三次向李灶鑫授予三等功勋章。

云岚嘴七壮士

1950年3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15军43师进驻昭通，标志着昭通和平解放。在解放后的剿匪斗争中，有300多位优秀的部队指战员、地方干部、民兵献出了宝贵生命，402名部队和地方干部光荣负伤。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一曲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云岚嘴七壮士”就是昭通剿匪斗争中英雄事迹的缩影。

七壮士：李文通，中共党员，河南巩县人；赵善廷，中共党员，山东东阿县人；李廷珍，中共党员，河南嵩县人；张秋东，中共党员，广东丰顺县人；李有才，河南汝阳县人；陈三保，河南伊川县人；尤忠慈，河南汝阳县人；他们是进驻昭通市永善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5军43师129团的七名干部、战士。1950年12月23日，在昭通市永善县剿匪战斗中，为掩护伤员和战友安全转移、保持革命气节，七人纵身跳下悬崖绝壁云岚嘴，壮烈牺牲。

1950年12月20日，正当换防的解放军129团最后一批人员到达永善县城莲峰，等待警卫营接防间隙，“起义”叛逃的匪首龙奎垣、肖国福，煽动凉山彝族头人安显忠、马朝华、徐拉雀纠合1000余人偷渡金沙江，勾结黄华区回龙坝乡地霸土匪，向新生黄华区人民政权发起进攻。留守永善县城的二营五连和县公安队，除留下部分人员继续守卫县城外，二排、三排和机枪班紧急增援黄华。

22日夜晚，增援部队到达黄华，与区委、区政府交换意见后，五连和区委作出避开锋芒、主动出击、各个击破的作战方案，计划兵分两路，于午夜出发。第一路由连长路凤喜率领三排和机枪班顺江而下，直插回龙坝，寻机消灭土匪，打乱土匪合力进攻的计划。129团文化干事李文通随三排行动。第二路由副指导员韩伯帧和区长瞿增伟带领二排和区苗族民兵班经金寨、米贴到务基炸船，截断土匪退路，然后同三排上下夹击，一举歼灭土匪。区政府由书记陈学海率在区上看守犯人的公安班守卫。两支部队按计划出发。二排猛扑江边，完成炸船任务，击毙匪大队长韩留根及其以下30余人。由于副排长程万春负伤，土匪截断了二排通往三排的去路，二排即边打边往马楠方向撤退。

三排疾进20里，在山背后和土匪遭遇。战斗异常激烈，三排陷人400余土匪的包围中。二班班长吴文忠奋不顾身带领5名战士冲击匪群，连甩出两颗手榴弹炸死6个土匪。一班班长赵善廷、三班班长李廷珍带领战士们与土匪展开白刃战、肉搏战，杀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把右小臂负伤的路凤喜掩护下来。机枪班三挺机枪因子弹打完失去作用，战士们将它砸烂，丢弃荒野。

此时天已蒙蒙亮，土匪发现与他们交火的解放军人数不多，就叫喊着从三面合围过来，路连长、何排长当机立断，决定留下一个班的兵力牵制土匪，掩护伤员和其他人员安全转移。

“连长、排长，把牵制敌人的任务交给我们班，保证完成任务！”一班赵善廷抢先请战，二班吴文忠、三班李廷珍也都争着要求完成掩护任务。但每个班都有伤亡，不可能单独承担重任。排长命令班长赵善廷、李廷珍，副班长张秋东，战士陈三保、尤忠慈，军械员李有才组成尖刀班，文化干事李文通坚决要求与尖刀班一起行动。

在一阵猛烈的射击声中，尖刀班战士把土匪吸引了过来，何排长、吴班长带领战士们保护着伤员迅速滑下一个高坎，消失在乱草灌木丛中。

战士们边打边沿着部队撤退的反方向往云岚嘴攀登，殊不知这是一条通往死亡的绝路。土匪凭着人众地熟，封锁住唯一的一个出口。在半山腰一段30米的陡峭地段上，战士们又摆好了战场，战斗持续到23日下午3时，土匪发现尖刀班弹尽粮绝，一窝蜂地向阵地袭来。想到路连长、伤病员和战友们已安全转移，已完成了牵制任务，赵善廷、张秋东、尤忠慈昂首挺胸跳下悬崖。已到达顶峰的李文通、李廷珍、陈三保、李有才也笑着纵身跳下悬崖，七勇士壮烈牺牲。

“誓死保持革命气节”，这是李文通、赵善廷和战士们向党和人民交出的最后一份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