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模出乌蒙 精神照后人（中） ——追忆为革命献身的先辈们

罗炳辉（1897-1946）

罗炳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中唯一的云南籍将军。他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中，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屡建战功，荣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红星奖章。长征中，他不负党中央的厚望和重托，率领红九军团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北上，为长征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周恩来誉红九军团为“战略奇兵”。此外，罗炳辉为开辟巩固和扩大皖东、淮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是人民的儿子，要为人民尽忠，为革命尽孝。”罗炳辉用他毕生的精力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人生最快慰的是真正勇敢地牺牲个人的一切利益，最热诚努力地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奋斗！”

1897年12月22日，罗炳辉出生于昭通市彝良县，他于1929年7月9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护国起义、北伐战争，领导了著名的吉安起义，是名震中外的红军高级将领，八路军、新四军的重要领导人；开辟了淮南抗日根据地，成为华中敌后家喻户晓的抗日名将和传奇英雄；历任红军团长、旅长、纵队长、军长、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福建军区总指挥、军团长、八路军副总参谋长、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新四军第二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等职。1946年6月21日，罗炳辉在鲁南前线指挥作战中病情恶化，逝世于山东省临沂县兰陵镇，时年49岁。将星殒落，三军悲恸，临沂十万军民挥泪送将军。中共中央致电吊唁，新四军军长陈毅长夜赋诗哭将军。苏皖边区政府为了纪念罗炳辉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功勋，特令将淮南津浦路东的天长县改为炳辉县，陈毅还专门为《炳辉日报》题写报头。罗炳辉戎马倥偬三十载，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屡建奇功，毛泽东称他是“一心追求真理的将军”，江泽民在他百年诞辰时为其题词：“人民功臣罗炳辉将军。”

殷禄才（1912-1947）

陈华久（1905-1947）

红军云南游击支队是中央红军留在川滇黔边区的革命火种，在支队长殷禄才、政委陈华久的领导下，千余名支队指战员用热血和生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陈华久：“三项纪律和五个不准是红军游击队战胜敌人的法宝。”殷禄才：“革命虽然暂时出现困难，遇到危险，但我们都是穷苦人，只有跟着共产党搞武装斗争，才能得到翻身解放。”

殷禄才，1912年5月1日出生于昭通市威信县，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队长、滇东北特区区长。陈华久，1905年6月出生于江西省寻乌县，中共党员，国家政治保卫局五连二排排长、中央红军留下来组建川南游击纵队的红军干部、云南支队政委、中共滇东北特区书记。殷禄才、陈华久在红军“纵队”主体解散后，长期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在装备落后、给养困难、孤军作战的情况下，发展队伍，扩大武装千余人，转战川滇黔边区10余县，开辟了以郭家坟为中心的滇东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长达12年艰苦卓绝的斗争。1947年3月19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清剿”战斗中，两人壮烈牺牲，殷禄才35岁，陈华久42岁。

蒋永尊（1920-1947）

傅发焜（1923-1948）

为纪念为革命英勇牺牲的蒋永尊、傅发焜二烈士，1948年12月，中共云南省工委作出决定，将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三支队分兵北上滇东北的主力部队四大队、六大队命名为“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永焜支队”（简称“永焜支队”）。1949年8月1日，“永焜支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六支队。以蒋永尊、傅发焜名字命名的“永焜支队”战旗，高高飘扬在滇东北大地上。

蒋永尊，1920年9月出生于昭通市永善县，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解放战争初期昆明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先后当选为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昆明学生联合会主席。1947年6月建立“六六分队”并任党代表，在赴任中共滇东特委书记途中遭匪徒袭击牺牲。

1944年秋，蒋永尊从昭通到昆明后，考入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开展云南大学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工作。他忠实执行党的指示，认真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积极参与组建学生进步社团，广交朋友，团结进步同学，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一二·一”惨案斗争中，充分显示了他的组织领导能力。

1946年7月15日，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在昆明遭国民党反动派暗杀后，蒋永尊不畏威胁、恐吓，以昆明学生联合会主席身份，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主持“李公朴先生遇害经过报告会”。他沉着冷静、机智勇敢、谈吐飞扬。李公朴先生的夫人张曼筠女士讲述李公朴先生遇害经过后，闻一多先生拍案而起，作了义正词严、慷慨激昂的《最后一次讲演》，痛斥特务，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和法西斯暴行。全场群情激愤、口号不断。当天下午，闻一多先生被特务暗杀，蒋永尊也在国民党特务搜捕名单之中。在地下党组织和费孝通教授等的帮助下，才化险为夷、幸免于难。“李闻惨案”的发生，震惊全国，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广大革命师生的支持下，学潮取得了最后胜利。

1947年6月6日，蒋永尊奉中共云南省工委之命，在宣威县（1994年2月18日撤县设市）宝山格宜建立了革命武装“六六分队”，任党代表，负责全面工作，为党培养了一批干部，壮大了革命武装。同年10月，由于斗争形势的发展需要，省工委决定由蒋永尊任“中共滇东特委”书记，到丘北建立根据地。11月6日，蒋永尊及柴爱国等4人前往丘北途中，在宣威海岱月亮田徐家坟，遭武装土匪袭击，蒋永尊不幸头部中弹牺牲，时年27岁。

傅发焜，1923年5月出生于昭通市昭阳区，1941年秋经蒋永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宣威县宝山中学党支部副书记，在宝山起义中任教导员。1948年12月18日在师宗县突围战中牺牲，时年25岁。

傅发焜根据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在昭通中学联系进步同学组织“秘密读书会”。高中毕业后考入云南大学，参加了著名的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在运动中得到锻炼和提高的傅发焜，受云南省工委的派遣，以教导主任的公开身份打入寻甸中学，秘密从事党的工作，挫败了国民党寻甸县党部书记在学校中发展国民党党员的图谋。在他的影响和教育下，39人的毕业班，就有21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纵”武装，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7年初，随着革命形势发展需要，省工委派张伯林、傅发焜到宣威县宝山中学，以教书为掩护，建立地下党支部，准备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在宝山中学，他们以课堂为讲坛，不失时机地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并改组学生会，加紧学生军事训练，在进步学生中组织秘密读书小组，吸收进步学生和农民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互助社”，发展10余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为武装起义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1948年8月28日，以党支部书记张伯林、副书记傅发焜组织和领导的宝山中学学生和百余农民发动起义，杨守笃率领的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三支队前来接应。起义武装编为三支队四大队，张伯林任大队长，傅发焜任教导员，四大队到沾益接应了播乐中学的武装起义，在陆良、师宗、罗平等县开展游击活动，消灭地霸武装，建立地方政权，扩大游击队力量。工作中，傅发焜英勇顽强，不怕吃苦，以身作则，任劳任怨，充分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

1948年12月17日，三支队从罗平急行军50多公里到达师宗南部新区路撒村宿营后，获梅山乡地霸李树屏告密的敌26军578团李营连夜出发，将路撒村东西北三面包围，凭借有利地形，用火力封锁村庄前面的道路。三支队利用晨雾作掩护，冒着敌人的炮火冲出村外，又遭到另一股敌军的进攻，三支队处在敌军的夹击之中。在此紧急关头，傅发焜挺身而出，带领突击队冲入敌军阵地，猛冲猛打，击溃了迎面作战的敌军。突击战中，傅发焜被敌军机枪射中，壮烈牺牲。

罗占云（1910-1948）

1948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和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年仅38岁的淮北军区副司令员罗占云，积劳成疾，伤病复发，病逝于洪泽湖畔的后方医院。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张云逸等即电告淮北军区和罗占云夫人邓宇蓝，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罗占云的革命功勋：“占云同志一生为革命艰苦奋斗，其坚强不屈之精神未尝稍懈，今不幸逝世，乃我党我军重大损失。切望全体军民继续为革命事业努力奋斗，争取最后胜利，以慰英灵。”

罗占云是中国革命进程的直接参与者。他1910年出生于昭通市大关县，15岁开始戎马征程，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湘南暴动、井冈山斗争、古田会议、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1928年4月跟随朱德进入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排长、连长、独立营营长、支队长、团长、陕北长城作战分区司令员、新四军军部特务营营长、独立团团长、津浦路东军分区司令员、独立旅旅长、淮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他身经百战，屡建战功，以“猛将”著称。曾先后9次负伤，左手残废，荣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多次受到张云逸、罗炳辉的表扬和军区、师部的奖励。

罗占云在作战中注重结合实际，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游击思想，他常说：“一个指挥员不到最前面去，不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怎么能鼓舞战士们英勇杀敌呢？”在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罗占云率红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和兄弟部队一道，生擒敌前总指挥张辉瓒及部下9000余人，取得了反“围剿”的第一次大胜利。

1938年冬，党中央决定派李先念到华中工作，加强新四军的领导和骨干力量，罗占云随同前往。1939年，罗占云率新八团随罗炳辉开辟了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参加了定远、半塔集保卫战，并在六合、仪征一带保卫秋收，与进战八百里桥据点的日伪军展开激战，击毙自太平洋战争以来从未受伤被吹捧为胜战武士的3名日本军佐。战后没几天，八百里桥据点的残敌被迫全部撤走。

在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里，罗占云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用的一床被子，还是1939年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牺牲前留给他的。他耿直、爽快，事事以大局为重，从不搞特殊，即使是按规定应得的待遇也不要。在一次危急转移关头，他发现随军行动中有自己的爱人和两个孩子被参谋先拉上了船，立即严肃批评道：“我首先是2000多名战士的指挥员，其次才是两个孩子的爸爸，我绝不能把部队的安危放在一边，而首先让自己的家属过河，我现在命令，首先将他们留下，迅速让部队过河。”罗占云指挥部队安全到达彼岸后，才和家属最后过河。紧张的战斗间隙，他总要带领部队做群众工作，助民劳动，帮助困难群众渡过难关。他常说：“我们部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像鱼和水一样，水干鱼就死。”

1947年11月，罗占云在华东党校学习结束后，张云逸找他谈话，要他担任一个纵队的领导工作，而他坚决恳求到环境复杂、生活艰苦的两淮地区，组织满足了他的心愿，任命他为淮北军区副司令员。到职不久，罗占云因病去世。

黄华先（1915一1941）

黄华先是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母享游击队总指挥，“热血一腔沃故土，英名千秋留汗青”，镌刻在他墓碑上的对联就是对他一生的写照。

1915年黄华先出生于昭通市镇雄县，1933年到贵阳求学，1936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按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指示，在镇雄母享成立联络站，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镇雄母享游击队，黄华先任总指挥。游击队辖两个大队，配合纵队在母享一带开辟革命根据地。1937年1月，红军川滇黔边区特委和纵队领导人相继牺牲，纵队主体停止活动，黄华先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坚持革命斗争。1938年11月，在贵州毕节找到纵队贵州游击支队政委阮俊臣后， 他被阮俊臣设法送到贵州军官学校学习，学习结业即刻回母享召集旧部，宣传抗日救国。1940年9月，黄华先、吴清顺、黄光明与阮俊臣、赵文海、詹绍武等30余人在贵州毕节开会，决定在镇毕边境建立根据地，并将母享游击队扩编为5个大队，黄华先任参谋长兼二大队大队长。不久，国民党昭通护卫团副团长陇生文奉命率部到镇雄与毕节保安二团、四团，镇彝威独立营及民团“会剿”游击队，先后在四川叙永的箱子厂、陇杠，贵州毕节的菖浦田、水箐口，威信水田寨和镇雄关门山、刘家山等地与敌激战，伤亡惨重。1941年3月25日，黄华先在母享被叛徒杀害，年仅26岁。黄华先牺牲后，被剖腹挖心，碎尸于荒野，当地群众于半夜将其部分残骸盗回，草草掩埋在母享上街口汪家营。其弟黄福先亦被捕，被敌人割去脚趾、剐其皮肤，折磨而死。其家属遭追捕，房产被没收。

马金碧（1928-1949）

执着的信念，无私的奉献，寄予了“勇敢坚定”四个字，苏联电影《丹娘》，展现了卫国战争爆发后，18岁的热血女青年卓娅弃学参加游击队，在德战区与法西斯斗争的感人故事。面对敌人的酷刑，卓娅以另一位被白匪杀害的女英雄“丹娘”的名字自称，英勇不屈，壮烈牺牲。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马金碧牺牲后不久，女英雄“丹娘”卓娅的事迹传遍了全中国。全国青年以卓娅为榜样，投身到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滚滚洪流中，马金碧不就是中国的“丹娘”吗？马金碧用年轻宝贵的生命践行了她生前立下的誓言：“人的一生不在长短，而在于他对人类社会的贡献。”

马金碧，女，1928年10月14日出生于昭通市昭阳区，1947年至1948年在昆明昆华女师读书期间，先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和中国共产党。她利用从事学生会宣传工作的有利条件，巧妙转移已暴露身份的师生，常以犀利的笔锋，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行。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战场上节节溃败，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的游击武装在全省各地蓬勃发展，马金碧等一批志同道合的热血儿女，毅然离开学校、离开昆明，到游击活动区寻找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在蒙自，他们遇到“民革”反蒋武装滇黔人民自救军万保邦部攻打县城，马金碧就地参战，任万保邦部总部政治部妇女科长。攻城失败后，马金碧一行在撤退途中被俘。在狱中，她动员和组织被俘人员伺机逃跑，策反看守的国民党士兵。由于叛徒出卖，敌人如临大敌，对马金碧下了毒手。1949年5月31日，敌人把马金碧、卢志远（万保邦部政治部主任）五花大绑，游街示众，押赴刑场。面对刽子手，他们毫无惧色，大义凛然，高呼“共产党万岁！”沿途群众为之动容，马金碧牺牲时年仅21岁。1950年5月30日，马金碧在蒙自英勇就义一周年的前一天，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琛电告蒙自县人民政府：“……卢志远、马金碧之墓地，请修理立碑，以昭忠烈。”

苟悦彬（1919-1949）

苟悦彬是重庆地下党情报人员，是云南省唯一一位牺牲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渣滓洞监狱的革命烈士。面对敌人的酷刑，他大义凛然，泰然自若：“坐老虎凳、上烙铁、钉手指甲这些小把戏，只能对付那些软骨头，我血液里流淌的只有‘忠诚’二字。”这不正是《红岩》中的英雄人物吗？反映重庆解放前夕严酷的地下斗争，特别是狱中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红岩》脍炙人口，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书中的英雄人物更是人们争相颂扬的榜样。

1919年1月苟悦彬出生于昭通市绥江县，1947年考入重庆二一兵工厂任技术员，同年10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重庆地下党情报人员，负责发送《挺进报》。1948年4月15日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囚于渣滓洞。狱中，他九次遭受酷刑，第一次就造成腿骨骨折。特务们始终想不明白，在数次酷刑面前，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个文弱书生。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对关押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白公馆、渣滓洞、松林坡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进行大屠杀，并丧心病狂泼上汽油，焚尸灭迹，歌乐山坳遗下300多具烈士惨不忍睹的遗骸，苟悦彬牺牲时年仅30岁。一个半月之后，重庆各界人士，在青年馆大礼堂举行遇害烈士追悼大会。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冒着战地硝烟，匆匆赶来祭奠英烈，鞠躬致敬。在松柏与鲜花丛中，苟悦彬烈士遗像与罗世文、车耀先、江竹筠等烈士的遗像陈列在一起。

作者 翟昭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