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翻毛皮鞋的二叔

人到中年，怀旧的心情就越来越重，常常想起老家那些枯萎的老树和去世的老人……

尤其是喜欢穿翻毛皮鞋的二叔。

在我记忆的反光镜里，二叔个头不高，经常穿一件中山装，胸前佩戴一枚“毛主席像章”。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爱憎分明，做事风风火火，说话掷地有声，是个急性子的人。二叔因儿子在林区当工人，总是能穿上一双底上钉有马掌的黄色翻毛皮鞋，经常“响当当”出现在村子里、田间地头、仓房前、晒场上。天长日久，人们都叫他“翻毛皮鞋”。

二叔虽然只读过高小，只认识半斗米的字，但在村里可算是个有文化的人。生产队那时，乡亲们就选他当了保管员，专门负责管理村里的粮食。一年到头，他的工作就是组织人把收上场的粮食晒、打、扬、簸、筛干净，然后该留种的留种，该上粮的上粮，该分给各家的分给各家，因而备受人们敬重。有时，生产队开会，或是分粮食，只要他脚下的翻毛皮鞋跺得咚咚响，嘈杂的会场便会鸦雀无声，分粮食的人们会有序地排起队，听他说话，随他安排。由于他做事公道，称粮食时，秤杆已经平了，他总会一边说“争生不争熟，人心不平秤心平”，一边随手抓几粒粮食添给你。因此，大家都认为他做事公道，就一直选他当保管员。

在村里人的眼里，二叔是个爱管闲事的“恶人”。在半饥半饱的年月，村里有饲养员去放牛时，顺手掰了集体地里的两包青包谷，被人发现，上报给二叔，二叔翻毛皮鞋跺得咚咚响，骂得饲养员狗血淋头，到秋收分粮时，硬是当众扣了饲养员家一公斤粮食。村里有位妇女从他手里称后领走一箩浸泡过农药的蚕豆去点种时，悄悄截留了一小碗下来，背地里拿到河里淘洗，准备拿回家当饭吃，被人举报。二叔认为一个人饿死都不该吃种粮，因此，也狠狠骂了那女的一顿，同样在分粮食时，也扣了她家一公斤粮充公。二叔的“恶”在村里出了名，谁家的孩子哭，父母只要吓唬：“翻毛皮鞋”来了，孩子就不哭了。正因为“恶 ”，所以，他在村里的威信越来越高，就连村里的狗遇上他，只要他跺跺脚，翻毛皮鞋咚咚地响，狗也会心惊胆战，逃之夭夭。

二叔的“恶”，我也曾领略过。有一年夏收时节，母亲去晒场上打蚕豆，我们几个小伙伴趁着二叔在仓库里睡午觉，借故去玩风柜，悄悄溜进了晒场。几位好心的大婶、大妈，分别往我们的衣袋、裤袋里塞蚕豆，催我们赶快回家。恰在这时，二叔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口里一边喊着：“是哪家的娃娃来偷大集体的蚕豆，宰掉他的手……”一边朝我们跑来。听到翻毛皮鞋“咚咚咚”的响声，我们一个个迅速把口袋翻出来，将蚕豆哗啦啦倒回了晒场。我们几个娃娃勾着头，像木桩似的站成一排，接受二叔的训斥。骂过之后，二叔却抓起一些蚕豆分别塞给我们：“莫哭了！莫哭了，小娃娃不懂事，这是集体的粮食，不是我家的，以后不准来啦……”

在家乡巴掌大的天空下，二叔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几名共产党员之一，不仅当过生产队的保管员，还当过记分员、会计、队长，算是我们家祖辈最大的“官”。因而，村里不论红白喜事、赡养父母、家庭不和、邻里纠纷、牛吃庄稼、马踏田地等，大事小事，都少不了二叔。好事请他主持，坏事请他摆平，矛盾请他化解。在乡亲们的眼里，二叔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也是我从小最敬佩的人。

二叔经常用“人有三穷三富，马有九瘦九肥”这句话叙述家史：在我爷爷辈上，家里养着几匹大骡子，煮着一灶酒，驮到狗街、猫街、马街、黑井卖，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富人家。由于家境宽裕，爷爷奶奶从小就对是长子的父亲娇生惯养，百般宠爱放纵，使得父亲十多岁就吸上了鸦片，成天不干活，摇骰子赌博，养成了好吃懒做的恶习，还经常偷家里的东西变卖换鸦片吸。结婚以后，娶进门的女人管不住父亲，还经常挨父亲打骂，不到一年，身怀有孕的女人就吊脖子死了。后来，出身贫寒的母亲，由父母包办，在别人的撮合下，不幸踩入了婚姻的陷阱，堂堂一个大姑娘，被“二婚”的父亲娶进了家。

母亲来后几年，相继有了大哥、大姐。可已为人父的父亲还是恶习不改、不务正业，偷偷摸摸吸鸦片，摇骰子赌博。好在有爷爷奶奶庇护母亲，日子才在酸酸甜甜中勉强过着。没过几年，爷爷奶奶相继去世，母亲管不住父亲，厚厚的家底，就像放回水里的冰块返本还原，被父亲“坐吃山空”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家被划为贫下中农。和全村人一样，要养家糊口，必须靠挣工分才能分粮、分红（钱）。由于国家禁止吸鸦片，父亲黄皮寡瘦，像个病人，干不了重活，挣不到高工分，只能当放牛的饲养员。于是，本来柔弱的母亲，似小孩子般过早地挑起大人的担子，背起大人的包袱，不得不当顶梁柱，支撑起了全家人生存的大厦。

母亲毕竟是个女人，整天起早贪黑地干活，脚不点地地奔波，始终很难扭转家庭的困窘，还常常挨父亲打骂，便提出要离婚。母亲越这样要求，父亲骂声越大，拳头越重。二叔看不下去了，跑过来我家，翻毛皮鞋跺得咚咚响，先是臭骂父亲：“大哥你吃粮不管闲事，还打人骂人，你手摸良心想想，像大嫂这样点着火把都找不到的女人哪里有，有本事来骂我、打我嘛……”

父亲自知屁股里有屎，败下阵来，走开了。二叔又转过身来劝慰母亲：“大嫂，都是我大哥的错，你现在靠不住他，以后可以靠儿女过。孩子都大了，我会批评大哥改邪归正，莫离了，莫离了……”母亲在二叔的劝说下，又只好抹抹眼泪，苦苦地维持着全家人的生活。

母亲是个不幸的人，如山羊逃不脱狼贪婪的目光，小鸡逃不脱老鹰的魔爪一样，时时都面临着父亲的威胁。二叔对父亲的“批评教育”过一段时间就不管用了，父亲又借酒发疯，开始打骂母亲，还胡说母亲与二叔私通，要杀了母亲。二叔听到吵架声，手拿钳子跑过来，翻毛皮鞋跺得咚咚响地教训父亲：“大哥，你‘嚼牙巴骨’呢，今天我就摘了你的门牙。好好一个家，被你搞得乌烟瘴气的……”

父亲自知理亏，见二叔脚下的翻毛皮鞋跺得冒火星要动真格，耷拉着脑袋跪在地上：“二兄弟，我错了，我说的是醉话，以后我改……以后我改……”接着，二叔又转过话题劝说母亲：“大嫂，人正不怕影子歪，只要我在，大哥不敢动你半根毫毛，既然他已认错，毛主席都说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莫闹了！莫闹了……”母亲又一次抹抹眼泪，梦想着走出黑暗就是黎明，仍苦苦地维系着全家人的生活。

母亲的婚姻是悲哀的。与父亲阴差阳错地结合，根本就没有享受过什么叫爱情，如同关在一厩的驴和马、牛和羊、鸡和猪，雄性总是强悍地占有懦弱的雌性，让雌性无奈地怀孕 、产子、下蛋、哺育。大哥、二哥、三哥、大姐、二姐和我，就是这样来到人间的，像群跟着母鸡刨食的小鸡，风里来、雨里去，在母亲的翅膀呵护下长大。家里的油盐柴米、穿衣吃饭、病痛冷暖、上学读书、结婚娶嫁，一切事务全都落在了母亲的身上。而当母亲把自己的亲生骨肉含辛茹苦地养大之后，对于她来说，面临的可能是被遗弃。

我九岁那年，哥哥姐姐们娶的娶、嫁的嫁，都有了儿女，婆媳妯娌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在二叔的主持下，原来的大家庭分成几家，各立门户，我和母亲拥有几样破旧的家具和一间低矮昏暗的小屋，构成了人生的第一个“家”。父亲没人要，单人独户一家。而父亲却常来骚扰我和母亲。二叔依然会跑来，翻毛皮鞋跺得咚咚响，像个长辈似的教训父亲：“大嫂的筷子又没担在你碗边上，脚都伸进棺材半截的人了，还死不悔改……”依然不停地安慰母亲：“俗话说树大分桠，儿大分家，大嫂你把这些娃娃拉扯成人，不简单了，就剩小六这个儿子，只要有我在，兄弟会帮你呢……”母亲依然抹着眼泪，百折不挠地领着我苦苦地生活着。

母亲是个苦命的女人。如一只在深山老林里十字路口走错路的羊，一路奔波，一直寻找，始终走不出人生那片遮天蔽日的密林，苦苦挣扎着、拉扯着我们长大。转眼，已从鲜艳的桃花变成了干枯的老树。我十三四岁时，她已接近六十岁，青春的憧憬被岁月的年轮碾压成灰烬，也如那些被山风吹落的树叶，飘得很远、很远。可在我的心里，母亲始终是一株霜雪冻不坏的庄稼、一块无私奉献的土地、一棵火烧不死的芭蕉、一株割不绝的韭菜、一池挑不干的井水，顽强地走在人生的沼泽地上，不停地跋涉，不停地寻找着人生的幸福彼岸，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了我的存在而痛苦地活着。

年幼无知的我，却让母亲操碎了心。因为不懂事，有时肚子饿，偷吃人家的水果、包谷、红薯、蕃茄、青笋，或是捞鱼摸虾、捕雀打鸟，或是跟别家的孩子顶嘴打架，常有人跑上门来论理讨说法，索要赔偿，惹得母亲用棍棒、扫把追着教训我。听到我的哭声，二叔总会跑来劝母亲：“大嫂，娃娃不懂事，偷点东西吃不犯法，打伤了，有个三长两短不好，以后我来教育他，莫打了！莫打了……”好几次，二叔穿着翻毛皮鞋的脚步声，总是让我免受了很多皮肉之苦。

最难忘的是那年夏天，我们一群娃娃在去找猪草的路上，路过一道小水坝，看见泡田栽秧的水快放干了，已接近坝底，并有鱼不时浮出水面，在我这个“娃娃头”的指挥下，一群娃娃赤裸裸地像鸭子，扑进水里，追逐嬉戏，用篮子“撮鱼”。因水浅，几个回合，水就被我们搅成泥浆，一条大鱼被追得筋疲力尽，撮到了手。爬上岸，我们猫玩老鼠似的在草坪上你摸我捏，惊喜了半天，正商量着把死去的鱼偷偷拿回家“打牙祭”。此刻，生产队的放水管理员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了，肩上的锄头往我们面前“哐”地一放，又骂又吼：“你几个小短命鬼，谁叫你们来偷大集体的鱼？这是破坏社会主义，斗死你们……”

一阵刑讯逼供似的审问，吓得我满裤裆地尿，只好低头认错。我们一个个比麂子还跑得快，溜回了家。我惶恐地躲进了二叔家的牛厩楼上，像只被猎狗追捕的兔子，蜷缩在草堆里，不敢动弹。

傍晚，我“领导”的“偷鱼事件”如决堤的水，在村里传开。透过草楼的窗缝，我看见放水管理员正在举着那条大鱼，站在晒场上，开会似的围拢来很多人，大家议论纷纷，斥责我们的罪过，有的说要批判家长，教育娃娃；有的说要加倍罚款，矛头都指向我。身为生产队长的二叔却从人群中站了出来，对着众人说：“娃娃不懂事，既然已经犯了，该罚就罚，集体的财产不能破坏，确实该教育的要教育。”听话听音，乡亲们看在二叔的面上，同意罚我家八角钱。只见母亲哭着下跪，向乡亲们认了错，为我交了罚款，便羞愧地跑回家，拿着棍子呼唤着我的乳名，到处找我。我只有哭泣，不敢答应，不敢露面。

透过窗缝，我还看见那条大鱼被乡亲们摸来摸去，个个都想吃，却出不上队委会定的价，最后还是二叔出了两块钱买回了家。

我听到二叔刮鱼鳞、洗鱼、剖鱼肚的声音，之后不久，鱼的香味也由远而近地朝草楼飘来。

透过窗缝，我还看见二叔端着牛料从牛厩走来，翻毛皮鞋的声音离我越来越近。喂完牛料，二叔上楼来拿牛草，无意中发现了哭哭啼啼的我：“小六啊小六，你妈到处找你呢，下来！下来！”

听到二叔喊我，母亲也知道了，拿着棍子，喊着我的乳名，骂着跑来。我急中生智，一把抱住了二叔的腿，躲在二叔背后，恨不得变成一条蚂蟥紧贴在翻毛皮鞋上，让母亲无计可施。二叔一边劝母亲，一边叫我认错，我哭哭啼啼讲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又软口软舌地认了错，才逃过一难。平息了“偷鱼风波”，二叔把我和母亲叫去吃饭，让我尝到了一口鱼汤、一块鱼肉。那鱼肉、鱼汤一直在我腹中，多少年没有被消化似的香到现在。

二叔家和我家仅一墙之隔，听得见两家人说话，闻得见两家的饭菜香，有好吃的，二叔总会匀出一点叫我去拿。所以，我最喜欢去二叔家玩。二叔还是重复着那句老话：“人有三穷三富，马有九瘦九肥，腌菜罐总会有发水的时候……”有时，看见他洗脚换下了那双翻毛皮鞋，我好奇地把脚放进去。二叔笑笑：“咦，小蚂蚁穿大皮鞋。”并不断地鼓励我：“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像我一样当‘大官’，穿翻毛皮鞋……”

二叔爱看书，看的都是烟盒大的《毛主席语录》，砖头厚的《毛泽东著作》等红色书。时不时还领着我念上几段，或叫我们背几句，他教育我时也几乎是引用《毛主席语录》里的话。二叔“当官”时也关照过我家不少，比如让父亲放牛，让母亲到晒场上打粮，让我家享受贫困户的救济，使我有衣穿、有饭吃，我一直像二叔手下饲养的小猪小牛，健康地成长着。

20世纪80年代我参加工作以后，也模仿二叔买了一双翻毛皮鞋穿上，很多人讥笑我是“土包子”。第一年回家过春节，我给父亲和二叔各买了一双翻毛皮鞋，二叔竖起大拇指夸我“有孝心”。

过了两年，父亲去世。每年上坟，二叔总要带着我去父亲的坟前祭奠，跪在父亲的坟前祈祷：“大哥！大哥！起来吃饭喽，今天小六和我来看你，你在阴间一定要好好保举小六，将功补过……”

每次回老家，见到年岁已高、腰弓背驼的二叔，脚下的翻毛皮鞋声音已不是那么清脆，可满头白发的二叔总忘不了问我母亲的情况，再三叮嘱我，要好好善待母亲：“你妈一生命苦，没过上好日子，现在熬出头了，你要好好对待她，让她多享几年福。”

当我把一双翻毛皮鞋，或是水果、糖果送给二叔时，他总是拒绝：“你在外面紧，要买房子，要供娃娃读书，还要养你妈，小六啊小六，我空脚白手没东西给你，全家都享你的福，以后莫拿回来了！莫拿回来了……”

令我遗憾的是，自己还来不及报答二叔，他就走向了“另一个世界”。那天，我在国外出差，接到二叔去世的电话，恨不能包机返程。那一次欧美之行，本来是件很愉快的事，却成了我揪心的苦旅。回来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为生前没有带二叔到楚雄、昆明转转，或是来城里和我生活一段时间，让他也沾沾我的光，听他讲讲《毛主席语录》而深感内疚。

直到现在我才发现，在我心灵高处站着两个人，一位是母亲，一位是二叔。是二叔拉开了我心灵的窗帘，让我看到了人生的阳光；是二叔还给了我丢失的钥匙，让我开启幸福的大门。总想着要为二叔做点什么。想来想去，我只好按照乡俗，把二叔的坟修筑得比祖辈的高些，然后，在二叔的坟前放了一双崭新的翻毛皮鞋。

作者  李光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