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记得他

在昭通的起伏群山之中，大关的笔架山，总是那么特别。山势巍峨，引人瞩目。那水是黄连河，如玉如霞、充满灵气。那里曾经有一个人，为民族团结、为家乡父老的生存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叫王绍川。在他的带领下，他们一家有五个民族，却融合得那么完美，那么融洽。

一

1927年，王绍川出生于云南省寻甸县六哨乡的一个苗族家庭，他在寻甸县立中学读完初中。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他有幸遇上了以教师身份发展党组织的滇东北著名地下工作者傅发焜。在那个时候，他就读到了《正义报》《新华日报》等，革命的火种在他的心中点亮。新中国成立的前夜，1949年8月，王绍川与彝族女青年李秀兰相识，两人志同道合，碰撞出了爱的火花。两人携手逃婚来到昭通大关的高桥乡，在这里生根发芽。1949年10月，他报名参加“边纵”六支队“永绥大边游击队”，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在亲身经历解放大关、清除匪患以及如火如荼的新中国建设中，王绍川感受到新旧社会两重天和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1951年3月，王绍川向党组织递交了长达20页、上万字、写得工工整整的入党申请书。经过3年多的培养和考察，党组织正式批准他入党。1954年11月30日，王绍川对着党旗庄严宣誓，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此后多年，从1949年参加“永绥大边游击队”算起，王绍川先后担任过大关县第一区公所生产助理员，高桥区副区长、区长、区委书记，1958年5月调大关县委工作组后，先后在大关县木材公司、县委统战部、县委农工部、县民运站、原高桥公社（现高桥镇）办公室工作，直至1984年光荣退休。

退休后，王绍川领着妻子李秀兰，翻山越岭，来到了海拔1900多米的核桃村老熊坪村民小组，开始了长达18年的“工作”。用自己微薄的工资购苗在荒芜之地种树，希望为这里的乡亲们留下一点念想。18年间，他为老熊坪的村民种植了600余亩树林。2003年，76岁王绍川已经无力管护这片林木。想起自己当初种树的初衷和群众无条件帮助自己种树的情景，王绍川召集老熊坪全体村民，郑重地把亲手种植的林木交给老熊坪的村民。

二

王绍川对这里的爱，不是没有原因的。

老熊坪共有24户人家，有22家是苗族。由于山高坡陡、环境恶劣、经济条件差，村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就不高。老熊坪有一所单小，基本招不起学生。看到这种情形，王绍川深知缺乏知识，这里的群众将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只会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地重复着祖祖辈辈穷苦的日子。于是，他挨家挨户地做群众的工作，并承诺，只要让孩子上学，读小学的每人给5元、10元、20元不等，上初中的每人给50元钱。在他的鼓励下，老熊坪的适龄儿童都上了学，一部分当年受他资助的学生如今也有所成就，杨学芬和王国成就是典型代表。

读完初二年级的杨学芬家里十分困难，想回家帮助父母干农活，以减轻家庭负担。王绍川听说后，来到杨学芬家对她说：“孩子，我们苗族同胞出个初中生很不容易，即使你家再困难，你也要把初中读毕业，这样以后出去打工都好找工作。你读初三的学费爷爷帮你出。”就这样，杨学芬又踏上了求学之路。其间，王绍川先后资助杨学芬120元学费。初中毕业后，想到王绍川爷爷还要用微薄的工资种树，不忍心再给王绍川爷爷添负担，杨学芬咬着牙，踏上了漫漫打工路。她先后来到浙江、景洪等地打工，尝尽了千辛万苦。2005年，杨学芬揣着辛辛苦苦挣来的2万多元回到了家乡，与同样打工回来的高桥镇新场村男朋友罗正国一道，养鸡、养猪，积累了一些积蓄后，2011年，一家人到景洪投资运输业。如今，杨学芬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家里购买了一辆10多万元的小轿车、30多万元的运输车，还购买了一套50余万元的房屋，生活过得其乐融融。

应该说，王国成是受王绍川资助最多的一名学生。1998年，王国成初中毕业，考取了昭通地区师范学校。闻听喜讯，王绍川很是高兴，大山里终于走出了苗族中专生，这在老熊坪历史上也是第一次。来到王国成家，王绍川硬是把省吃俭用的200元钱塞到王国成手中，不断鼓励他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2003年，王国成师范毕业后考取到永善县黄华镇教书，如今，王国成已是永善县莲峰乡副乡长。

不仅仅如此，在老熊坪种树期间，每逢春耕大忙季节，王绍川时常到田间地头教村民农业科技知识，用先进的种植方法来增加粮食产量，村民们都得到了他的指导和帮助。村民田成均说起王绍川对他的帮助记忆犹新。2001年，田成均家有5口人，孩子大的8岁，小的才1岁，连头牲畜都养不起，两间破旧的土墙房子里家徒四壁。一年到头，粮食始终不够吃。一到冬季，田成均就靠帮助村委会附近的冉光顺、肖光禄、邓永德、陈威庆等农户放牛羊，以换取点粮食养家糊口。那年春天，田成均依然用传统点播方式（俗称老稀窝）种植玉米，看到这情景，王绍川就来到他家，借钱给他购买了玉米良种，教他玉米双行条播地膜覆盖技术。当年，田成均家玉米就获得丰收，增产达30%，解决了吃饭问题。

王绍川有一根特别的腰带。别人的腰带是皮质的，或者布料的，但王绍川的腰带是“原生态”的——大山深处随处可见的苦藤。王绍川随便找来扭几扭，就是一根“腰带”。这种腰带，他一系就是多年。在老熊坪种树的18年间，春秋两季，王绍川经常身穿一件长而破烂的棉衣。冬天，他穿的是一件皮衣。时间久了，皮衣的外层皮全部掉落，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破洞，但王绍川舍不得丢弃，缝缝补补，又继续穿在身上。王绍川在穿着上随便，吃住更是清贫。在老熊坪种树期间，王绍川夫妻俩就住在一间10余平方米的杈杈房里，长年以包谷、洋芋、荞面为主食。到山上干活时，大多时间午饭就烧几个洋芋当饭吃，下午回到家菜就是一锅白菜、洋芋 “大杂烩”。

王绍川生活上不讲究，这个“吝啬”的老人，对乡亲们却十分慷慨。对抽空前来帮助他种树的乡亲，不但执意要算工钱，还把平时舍不得吃的大米、猪肉全拿出来招待大家。

三

2002年，王绍川请村民小组长王建岗召集来老熊坪全体村民，郑重地把价值200多万元的树木转让给老熊坪村民，嘱咐他们对密集的树木进行间伐变卖，并将所得钱款用于扶贫济困和帮助贫困学子完成学业。

600多亩山林，300多亩成片成林合抱粗的杉树，为老熊坪增添了无限生机；成排成行有序排列的漆树、黄柏、杜仲已经发挥经济效益。走在大片大片半人多深的蕨草丛中，无数叫得出名和叫不出名的野生植物或绽放花朵、或昂首、或挺胸，千姿百态……

山绿了、水清了，生态也好了，野猪、野兔、野鸡又回来了。30年前，老熊坪山秃了、水少了、野生动力物也走了，老熊坪名不副实，如今的老熊坪，又成了野生动物的“乐园”。

王绍川在离开老熊坪的路上，不时回头，深情地注视着曾经生活了18年地方，止不住的泪水还是流了下来……

老熊坪的群众自发集中到村民小组长王建岗家，大伙一起洗菜做饭，为王绍川践行。席间，王绍川几度哽咽。饭后，这家送水壶、那家送腊肉……村民们送给王绍川的物品堆成了“小山”，可王绍川坚决不收。见王绍川态度坚决，乡亲们只好选派了王国福、田成松等6位村民帮助王绍川背着行李，徒步20余公里，将王绍川送到高桥镇街上才依依惜别。

2014年9月，确诊为食道癌晚期的王绍川觉得，住在医院里浪费国家的钱。于是，逼着子女们从昭通市医院办了出院手续。那天，在他的提议下，5个子女围绕在他的周围，召开了一场特别的家庭“音乐会”，演唱着他一生最爱唱的、唱过无数次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义勇军进行曲》《团结就是力量》几首歌。

王绍川因为食道肿痛，10多天没有进食。可那一天，他的精神却特别好，还兴致勃勃纠正几个儿女的发音。

四

“我不要葬礼，遗体告别仪式我也不用。把我所有能用的器官都捐献给那些需要的人，剩下的遗体就捐献给医疗机构，做医学研究之用。” 确诊为食道癌晚期后，王绍川躺在病床上，对子女说。 “不留存折、不留遗产、不留遗体；不准烧纸、不准放鞭炮、不准收礼、不准开追悼会、不准搞遗体告别仪式。”在生命走到尽头时，他又反复向家人交代的“大事”。

就像笔架山上的一棵平凡的树，他悄悄地生，默默地死。2014年10月，风萧水寒，王绍川离开了人世。几十年的艰苦历程，他存折上仅有936.93元，加上10月份退休金3207.73元，总计有4144.66元。这些钱，按照他的要求，用于遗体运送、冰冻和亲属路途开支。共计花去4215元，超支70.34元。

然而，他的人生却光华灼灼，他的生命常青。在他的影响和教育下，5个子女中有4个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几十年的时光里，这些儿女纷纷在各自的岗位上，对国家、对社会积极贡献力量。非常特别的是，他们一家，就有汉、回、彝、苗、蒙古5种民族。

王绍川是当地践行民族团结的生动典范。大山记住了他，人们记住了他。

吴 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