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人物志（三篇）

窦红宇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9届高研班学员。他曾有多部长篇小说发表于《十月》《大家》等文学期刊，并被改编成影视剧，还有多部中短篇小说散见于《人民文学》《十月》《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青年文学》《作品与争鸣》《江南》《山花》《萌芽》《芳草》《滇池》《安徽文学》等刊物，大约有200多万字。他现在是云南省作家协会长篇小说创作委员会副主任，首届云南大学滇池学院驻校作家。

老 赵

有一种情感，是一辈子都说不清楚的，比如我和老赵之间。

老赵叫赵正云，是壮族，已71岁，作家。他真实的身份，是云南省曲靖市师宗县龙庆乡黑尔壮族村的一位农民。在那个小村里，他当了大半辈子的民办教师，同时也写了大半辈子的小说，被很多人称为“农民作家”。我不知道“农民作家”和“城里作家”有何区别，但在我眼里，老赵就像威廉·福克纳（美国作家）一样——一辈子守着“邮票大小的土地”、一辈子都在写这个地方的人。老赵守在他的那个美丽的壮族村寨，教书、做木匠、写小说，在省市级刊物上发表作品40多万字。他说，他从未离开过黑尔，也从未离开过写作。

我和老赵的认识，就缘于写作。每次他到曲靖来开笔会，我总要和他说几句话，总要到他住的房间里坐坐，同他聊聊写作，听他讲讲黑尔。老赵是那种在人群中从不张扬和多言的人，所以经常聊着聊着，他就被“挤到”了边角，像消失了一样。但心里总想跟他说点什么，他也想跟我说点什么，可是，总是没有说出来。两个写小说的人，竟然在20多年里，有一种“表达不清”的感觉。

今天，老赵71岁了，我也不再年少轻狂。老赵去师宗县城，我就到师宗县城去，见到他的时候，突然就想起来了，原来，我这20多年想对他说的话，就是想到他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写了一辈子小说的地方去看看。

去就去了，我怕再不去，老赵就“老得写不动字、走不动路了”。

从师宗县城开车出发，两个小时之后就到了黑尔。那天，我总感觉黑尔的路是在老赵的叙述中铺展开的，是在老赵所有的小说和故事中蜿蜒攀升的，所以，一路上我看见的人，赶羊的、赶街的、背背箩的和在高高低低的田野上不声不响忙碌着的，我都觉得，他们都是老赵“笔下的人物”。

看得见黑尔的时候，车在山顶上停了下来。老赵从前面的车里跳出来，拉上我，站在公路边，远远指着山下的黑尔说：“你看，黑尔！”我其实早就看见了，黑尔就在我的脚下，美得让人惊叹——大块大块的水田被大块大块的阳光分割得五彩斑斓，像大自然描绘的一幅无法超越的油画，画中炊烟袅袅。老赵指着他的家，笑得像个孩子。

看见这样的笑，我好像明白了，原来老赵这20多年里想说的，就是要我到他写过和正在写着的黑尔来看看。我刚读过他的一篇小说，其中的文字是“刚下过春雨，阳光下的石头冒着热气，旮旯里的地也冒着热气，温润而暖和……”“这天，夕阳衔山，紫红色的余晖把磨盘山涂抹得灼眼的辉煌……”老赵这辈子的写作就是这样，他一直指着山下的黑尔，对这个世界喋喋不休。

吃饭的时候，村子里来了很多的人，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黑亮帅气的小伙和白净漂亮的姑娘来了一大群，他们都称老赵为爷爷或公公，都说是老赵带大的壮族学生。这个时候，老赵紧挨着我，不吃不喝，一个劲地只顾着笑，一个劲朝我碗里夹菜。喝着喝着，小伙子们就唱起来了。他们唱壮族小调，他们唱壮族最动听的情歌，他们抬着酒碗盯着我，让我知道了我是他们爷爷或公公最盼望的客人。我不知所措，朝老赵望了望，老赵突然不苟言笑，这个时候，我“看见了他在这块土地上的尊严”。

来了，自然要到村子周围转转。黑尔真的很美，美得让喝醉酒的我不愿醒来，栽秧的人、犁田的牛、清澈见底的小溪和小溪边洗衣服的女人、玩耍的孩子，还有，远处的山，从山上吹来的风以及随风摇摆的大榕树。这一切，让我想到了“栖居”这个词，接着，我想到了幸福和满足，我朝老赵看去，他真的就在这片风景中，幸福和满足着。

走的时候，老赵又变得不说话了。我摇下车窗，看见老赵眼角湿湿的，他使劲儿抹了一把，才抬起手，冲我摇摇头。突然之间，我在想，其实，我想跟他说的话和他想跟我说的话，依然没有说清楚，我在想，也许我和他，一辈子都说不清楚了。

“那么，老赵，黑尔，我还要来的……”

王启国志

我最幸运的，不是作品的发表，而是在作品发表后，总是在曲靖这个小地方，要么遇上当头棒喝的打击、嘲讽和咬牙切齿的嫉妒，要么遇上轻言细语的善意提醒或盼望着我再写出好作品的那种希望。王启国，就属于后者。

如今，回头看看，那些嘲讽、打击和嫉妒的人，早就不知去向。历史是无情的，大浪淘沙，历史永远不会给那些心高气傲的、心智不全的，甚至心怀鬼胎的人留一条底气十足的“退路”，到最后，他们永远只会落得个心有余而力不足和怀才不遇的落魄结局。而我和王启国则不同，我们的每一次相聚都是愉快的，都是硕果累累和沉甸甸的。有时，在饭桌上，我们两人就开始交换起互相的作品来，书是一本又一本，杂志是一期又一期。我们总会相视一笑，大块地吃肉，大口地抽烟，嘴上还在油腻腻时，就开始谈北京的制片人、云南的历史大家或者某一段鲜为人知、发人深省的历史，总是说，要拍一部有关曲靖历史文化的电视剧……我们说起这些来，都是很认真的，因为，我们不是那种只说“大话”不做实事的人，我们都明白，我们说了的，就一定会去实现。“我们是笑到最后的人。”他说。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认识王启国的了。大约10年前吧。那时，我的长篇小说《斑铜》刚刚在《十月》杂志上发表，我有点得意，总想找点“借口”来夸夸自己。那天真巧，一群朋友约着去一个叫越州的小镇去找王启国，我也去了。见到他，他也夸《斑铜》，夸着夸着，他说，他最近还看到了一部长篇小说，是贵州一个叫冉正万的作家写的，篇名叫《银鱼来》，好像是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我何等地敏感，回去后就赶紧找来读。读完后，才知道原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从此不敢再得意。

甚至，我还留下了一块心病——《斑铜》不是好作品，我该写出怎样的作品才能超越《斑铜》呢？

我与王启国就这样交往起来了，并成为了挚友。但是，我跟他的交往，又总是透着那么几分小心翼翼。因为，他是研究历史的。或者这样说，王启国，是一位历史学者。面对他，我总有一种面对历史的感觉。

王启国是研究曲靖地方历史的专家。因为他，我了解了曲靖的大部分历史。比如，600年前的曲靖是什么样子的，1600多年前的曲靖又是什么样子的，爨碑的发现以及爨氏家族统治云南500年的历史是如何辉煌的，越州“八大山人”朱耷在明末是怎样来到曲靖并留下了怎样的诗句……在潦浒村，王启国一直对那儿的制陶历史耿耿于怀，他认为那是中国陶瓷史上辉煌的一笔。于是，他把家搬到了那儿，在那儿成立了“陶瓷文化传习馆”，建起了电窑和柴窑，亲自烧制。他还告诉了我一个大秘密——我们中国制作“青花瓷”最主要的颜料，叫珠明料，产自曲靖。他说：“我们小时候经常在山上看到的一个一个的坑和山洞，就是历史上采集珠明料留下的，叫碗花洞。因为，我们用来吃饭的碗边的花纹，就是用这种原料烧制而成的。”

有一天，他突然打来电话，叫我去潦浒村看看。我去了，他带着我来到一个山坡上，指着依坡而建的一排柴窑，对我说：“这是龙窑，薪火相传了600多年。”说完这话后他看着我，问：“你不激动？”“我激动，”我说，“我永远记住了薪火相传600年这句话。”他说：“你该写一部长篇小说了。”

我一直没有写。没有写的原因是怕重复，万一一动笔，写出第二部《斑铜》来，岂不白费工夫？因为，《斑铜》是写制器的，而龙窑，也是制器，在这一点上，我再怎么努力，也超越不了，只好放下。我跟他说：“只有等到有一个契机。”我还找了个借口说：“历史不是也需要契机吗？”

王启国不急，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笑眯眯地对待我，温文儒雅，像个绅士。我总是在想：“历史是不是也是这样，笑眯眯地、温文儒雅地、绅士般地看着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每次去他那儿，他总是要带着我，在潦浒走上一圈。古街、小巷、许家大院……他带我去看南盘江以及南盘江上的石拱桥，他指着江上略微宽阔的水面说：“潦浒的陶瓷，就是从这儿上船，运到别处的。”

别处，就是远方。我从王启国的眼睛里，看到的是更远的远方……

我知道，他一直在期待一部关于曲靖陶瓷的长篇小说的诞生，而从他对我的喋喋不休中，我感到了历史的责任和压力。

之后，我又去了几次潦浒村。在他的小院里，栽种着各种蔬菜，各拔一把，就是一桌菜。要是天晴，他喜欢把饭菜端到竹林里吃。吃相和我一样，粗糙而不文雅。这让我想到“竹林七贤”这个词，想起嵇康、阮籍、向秀、王戎……这些名字。王启国当然不是装模作样，他是真的喜欢这样的心境和景致，要不然，一个人，能把家搬到那儿并住下来吗？

可以肯定的是，王启国在对我写陶瓷的长篇的宽容和等待中，自己也没有闲着。他参与了《爨文化风采录》《文化曲靖（综合卷）》《文化曲靖（陆良卷）》《麒麟区文物志》《曲靖简史》等地方历史文献的撰写，在国内报刊发表作品千余篇，出版学术专著《曲靖古陶志》《曲靖陶瓷史》《流淌在生命中的河流——南盘江》《曲靖史话》等。同时，主持和参与云南省曲靖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南盘江绿色经济带研究》《北盘江绿色经济带研究》《滇中饮水视野下牛栏江流域生态治理研究》《珠江源文化》《南盘江生态文化旅游带研究》《曲靖古生物化石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研究》《曲靖古道历史与现状研究》等课题的研究。

除了这些，他还到处去作讲座，到处去讲曲靖的历史，讲越州和潦浒村的历史。可以这样说，曲靖沉默的历史，是在王启国等人不停地讲解和考证中，变得喧嚣和可触摸起来。

我是说，是王启国等这样的一批人，告诉了我曲靖的秘密，教会了我如何面对自己的历史。或者进一步说，我因为跟他们交往，逐渐学会并习惯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面对历史？

我们该如何面对历史？首先，我们该时刻记住几个词——井底之蛙、掩耳盗铃、盲人摸象和守株待兔……在这个时代，无数的人都在重复着这几个词。历史是什么？历史是“残酷”的代名词，历史是时间，是真相，是不管你怎么掩饰、伪装，怎么往自己那张狰狞而又无耻的脸上涂脂抹粉，到时候，历史都会把你拖到镜子面前，拖到世人面前，清清楚楚地照出你的“妖”像来。白纸黑字，历史会让你一瞬间所有的企图和所谓的努力灰飞烟灭。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该“三省其身”，都该告诉自己，有“历史”这个词在，我们就该存有敬畏之心，我们就该小心翼翼，我们就该想想“耻辱”和“耻辱柱”是什么意思，我们就该说到做到，我们就该走到哪儿，不是虚张声势、趾高气扬地大声喧哗，而是心存敬畏地轻言细语……

因为有王启国，我希望自己到了最后，他给我的评价是写到做到。

我记得，在鲁迅文学院上课时，我的老师、《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曾经说过一句话：“岁月是河，生活是岸。”我在想，老师的这句话说的就是一种历史观。就是说，你的生活里，除了有“一时”，还得有“一段”。只有天生的“傻子”，才会时常去做那种“一时”的毫无敬畏之心的事，而真正的大师和大家，他们总是想到“一段”，他们总是会去想，再过10年或20年，这些“一时之事”，经得起岁月的冲刷和拷问吗？

历史，永远不是围巾，它是一条鞭子，永远会抽打出响亮的声音……

最后说一句，我和王启国不是经常在一起。我们的交往方式是，很久不见，他打一个电话，我就来了……

一本书与一个人

我从来没有见过，在一个人的葬礼上，可以发一本书。

葬礼是为了杨川举行的，他40多岁，得了肺癌，于12月20日早上悄然去世了。书是农民赵正云写的，书名叫《柳叶谷的女人》。赵正云71岁了，一个人默默守在师宗县龙庆乡一个叫黑尔的地方，用另一个师宗人周茂林的话来说：“赵正云每日与山相望，与水为伴，看天高云淡，看草长莺飞，累了，晚了，再回到小屋，伏在桌前，把那些已经漫漶的日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写进格子里。”

好了，我现在已经说出了这3人：杨川、赵正云、周茂林。他们3人都在师宗，都是写小说的人，都是我的朋友和我牵挂的人。半年前我就知道杨川病了，肺癌晚期，后来我又知道他做了手术，再后来就没有了音信。我一直想知道，但我一直不知道杨川小说里的那些文字是怎样从他的手指间流淌出来的，我也一直不知道杨川是怎样生活的，但我知道，杨川的病，是写出来的。杨川把文学当作自己的生命，他可以不去找工作，他可以独守清贫，他可以每天只吃一顿饭，但是他不能不写作。他做完手术在病床上写，这是我在他葬礼上听别人说的。他对别人说：“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要抓紧把我想写的写出来。”他创办了师宗甚至是曲靖第一个文学网站——《远方文学网》，他把他所有的作品和朋友的作品都放上去，因此获得了很多快乐。我不知道曲靖文联要出《曲靖作家文库》的消息，会带给他们3人怎样的惊喜，那应该是3个多月前的事了。周茂林想，杨川的时间不多了，应该把这个机会让给他。于是，他四处奔波，找来了一笔钱，要为杨川出书。杨川一听，摇摇头说：“还是让赵大哥出吧！大哥已经71岁了，要发表几十万字的书，作为一个农民不容易，我们要帮他完成这个心愿。”杨川说完，就再也不说话，不管别人怎么劝，不管赵正云怎么推辞，杨川都只是摇头。拗不过他，周茂林和赵正云含泪同意了。之后，杨川在病中收集好了赵正云所有的作品，取名《柳叶谷的女人》，交给周茂林，并嘱咐周茂林写序。再之后，因为癌细胞转移，杨川就真的说不出话来了。赵正云也不说什么了，从家里扛来了一口棺材，和周茂林一起，日夜守在杨川的病床边。12月19日，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曲靖作家文库》终于运到曲靖，周茂林从师宗赶来，连夜把《柳叶谷的女人》带回师宗，送到杨川的病床边。杨川看着这本书，眼睛眨了眨，就闭下去了，再也没有睁开。杨川走的时候，我们正在一个歌厅里唱歌，我们唱《香水有毒》——“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是我的鼻子犯的罪，不该嗅到她的美，擦掉一切陪你醉……”我想，这是一个时空，这是一个生与死同在的时空，这是一个高尚与庸俗并存的时空，这是一个真诚与娇嗔呈现的时空。只是，到了后来，庸俗和娇嗔都已稀释在了寒冷的夜空中，留在我心中的，只有高尚和真诚，它们在我目光所及的地方，它们在远处那盏孤独的路灯的光晕里。12月23日，师宗下着大雾，杨川的葬礼在一块不知道是篮球场还是停车场的地方举行。人很少，仪式很简单。杨川躺在赵正云扛来的棺材里，照片里的他冲我微笑着。周茂林站在杨川的妻子和女儿的身前，为杨川致悼词，他念一段，哭几声，根本忍不住。念完了，他想想，指指赵正云，又说：“还没拿到书的请来这儿拿。”那个时候，我看见瘦削的赵正云正和他的一堆《柳叶谷的女人》站在一起，默默擦泪。那个时候，我也哭了。